替文怀沙回应《北京晚报》 ( by 崔自默)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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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按语           

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看文怀沙,尤其在他主编《四库文明》巨著之后。

可能由于《四库文明》要媲美《四库全书》,可能把好多潜心钻研几十年的老学究给愚弄了,可能让正本沁源的国学者刚刚认识到原来不学无术或者简单抄搬也可以捞个大名气,可能,.....原因可能是千奇百怪,可能是多种多样,总而言之,结果议论自然就多起来了。---从那时候起,注意和质疑文怀沙本人、他的文字、尤其《四库文明》的文章和报道就没断过。

我们说,人品归人品,学问归学问。李辉的文章和崔自默的文章都在说自己知道的那一面,两者其实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想正本,一个想沁源,异曲同工,各为其观点。

你说为什么马道夫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既正人君子又造假骗人畅通无阻?那不就
因为有那个瞒天过海主导世界大经济的金融环境,有那个本来就建立在没有人格根基之沙滩上的金融制度,有那一系列的论虚作假空手臆造出来的金融产品,有华尔街为瞻的国际金融家和媒体的捧场何纵容...---- 整个体系从里到外、从内容到表象,其实本来
就没一点是真实的。

现在,如果说文怀沙的履历是假的,那我们不免会想到,是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是那种浮夸捷径的社会风气、是那种不学无术可以置人于股掌的文化制度、是那种不敢也不能讲真话的人文表现,才使得整个社会造假平常司空见惯。好像
不造假就成不了人上人,就难得出人头地,甚至根本
不可能生存----从上到下,从权贵到贫民,从大学到到奶厂,从教授到导演,不造假成了不现实,不造假成了不正常。在这种气候之中,多一个造假的文怀沙履历,也就没有什么出奇了。 

现在,之所以崔自默要辩护,也只能从文章和学问上唠叨唠叨,要说在人品上他可是一点忙都帮不上。60年初,崔本人还没在这个斑斓的世界上穿开裆裤呢,他又怎么能知道一个四五十岁人的家长里短,显然其辩护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如果那也叫辩护,就真是瞎掰了。若果说是辩论,还真有点狡赖的味道。

崔文没有回答文怀沙的年龄,更没有解释入狱的年份。到底是那年生的参涉到第一履历。到底是文革66年入的狱还是文革前63年入的狱,马上就可以说明政治原因还是诈骗流氓罪。如果说出生日年代久远知情人多已作古无人旁证,但1963年的档案有,成千上万的同事还在,恐怕他李辉没胆造假诽谤文怀沙大师,所以可以认为“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一定不成立。文怀沙在文革前的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被判‘诈骗、流氓罪’然后劳教的罪名一定成立。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从没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这种历史显然不容分辨。

可见文翁的简历造假又是在90年代末本世纪那个初弄虚作假疯狂的年代作的好事。

正如文怀沙说的,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这人世间到底如何区分真实和造假,就要文先生和他类的人来“搞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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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质疑文怀沙”的质疑
                          ——替文怀沙回应《北京晚报》 by 崔自默
 

   我很不愿意写这类辩护性文章,但我觉得应该写。

鲁迅当年提到“批评家”时,说有一类人,是地道的“不平家”,因为他们笔下的文字,是出于“愤愤的磨墨”,至于理由,则大概总是难以公示的。

其实,骂人挑大个的骂,并期待人家的回应,是文人的一大通病。假如打起官司,引起媒体和看客的广泛关注,“起哄架秧子”,写手就会一夜出名,比寂寞地写一堆无味的穷酸书来,要有效果得多。

可惜,文怀沙翁不会上当,不会给他们打官司。——我给文翁通话,问“要不要告《北京晚报》损害名誉”。文翁叹息一声,淡然,说:“不可以,也没意义,那正是人家希望的。”

“山到成名毕竟高。”文怀沙翁的出名,不是仅仅在近年才开始的,而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假如文老一直寂寞下去,大概无人问津,更无人会以大块的“质疑”来照顾他。

假如文怀沙翁不作回应,也许会让他们失望,可这也会再次证明文翁的圣贤姿态,更不可能像某些人奢望的文翁形象会“轰然倒塌”。

我问文老:“你得罪过那个记者?”文老答:“他采访过我。那是在上个狗年。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个概念:‘狗放屁’是自然现象;‘放狗屁’是指责人的不当行为;而‘放屁狗’则很可怜,不会看门,只会专业地放屁。哈哈哈。”

“事实果真如此吗?”很多所谓的史学家,大多采取这样的正义且稚嫩的口气。真正的史学家,一定会领悟和发现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背后的原因,而不会摸着象尾大呼得意。真正精彩的社会历史,往往是摆不到桌面的,只能隐忍,是必须要忘却的;也绝对不是那些到处拍胸脯的毛头小子可以窥透的。外行总是外行,徒手写历史的事情还少么?

与文翁通话时,正好有朋友在旁边,知道有人在“恶搞”文老,气愤地说:“这些人犯了一个起码的道德错误。中国文化讲究‘为长者讳’,记者和报纸这么做,目的就很值得怀疑,很不纯。”“是啊,孔子举过一个例子,假如他爹偷了人家的羊,他去不去举报呢?假如觉得一定要去,就很不孝啊。不孝之人,大多犯上作乱!”

我问文老:“有人追问你的年龄,你怎么看?”文翁答:“说我真实岁数88岁,能考证成48岁那才好呢。很多事情有具体情况,曲折而复杂,跟后来人说不清楚。”

我问文老:“有人指责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还提到其他一些同代人。” 文翁答:“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我问文老:“有人说你不是国学大师。”文翁答:“我当然不是国学大师,这还用他们问。国学是什么?我不是‘哲人’,我是没辙的人。”

个人的恩怨,每每影响大局,于是,旁人看到的就只能是表面现象。每个人的真实心态,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委,后人又如何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黑暗与光明同在;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总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在以前,我与文翁有不少私下闲暇之谈,我听到过他与一些过去人的个人恩怨,但在公开场合,他却从不谈起这类“无聊之事”。于是,我也左耳进右耳出,听完就完,不在外宣扬。

记得去年夏季,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老先生叫我去他的寓所,谈到极重要的一段历史史实,凿凿其据,并提到其中有正义且知情的 文怀沙先生,让我去对证并考证一番。当我抽空旁敲侧击地问及文翁时,他只是淡然一笑,说:“算了。为尊者隐。‘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

很多事情所谓的“重大”,都是某些个人擅自搅和的。“过去心不可得。”把历史颠倒过来,未必有实际意义。颠来倒去,历史就是这么被一些文字工作者拨弄着、讲述着。

一个人一个说法,不信你可以挨个去问。“障眼法”多的是,所以眼见亦未必为实,何况“耳鉴”?捕风捉影、报复主义,真学者不为。有本事的人,正事还干不完呢,哪来闲工夫?!

孔圣人“述而不作”,章太炎“述而不作”,文怀沙翁也秉承这样的作风,其中原因,或许是觉得文字游戏没意义,或许觉得没时间也没兴趣。

至于文怀沙翁的学问,浩淼混沌,不是一般斤斤于豆丁者可以仿佛。刘墨是专门研究经学和国学的专家,我认为他是大师。我们都与文老友善,曾多次在私下交流对文老学问的看法,我们的一致意见是:文怀沙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作得的确通透、实在、鲜活。

不光是眼前这个时代,连以前也一样,很多所谓的“大师”,其实手下没有什么真玩意儿,却嚷嚷得跟真的似的。“善行无辙迹”,那些真有学问的,却是因为不着痕迹,所以一般外行也看不出来门道。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羊肠小路、小道消息,总是传播得异常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人性的恶习。

“满门贴告示,还有不认字的。”矮子观场、随人俯仰的事情,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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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采访文怀沙时一件乐事

【文怀沙】

文怀沙,1910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解放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学贯中西,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

文怀沙以研究楚辞称世,对佛学、音乐、医学、金石、书法等也广有涉猎。上世纪50年代,文怀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中国古典文学讲座》达四年之久,主编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其主要著作有《屈原绎》、《屈原离骚今绎》、《中华根与本》、《鲁迅旧诗新诠》、《毛泽东诗词吟赏》、《文怀沙序跋集》等。

爱美女、爱芳草、爱臧否人物,96岁的白胡子国学大师充满激情

采访文怀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虽然在世上已经生活了漫长的96年,却完全没有陈年腐朽之气。他太爱开玩笑,对记者称自己只有48公岁,且毫不掩饰对美女和芳草的热爱,说是因为受了太多《离骚》的影响。他思绪飞旋口若悬河,满腹经纶信手拈来,一个小时的访谈,是在说笑中度过的。

挑战郑板桥

多设茶馆不要“难得糊涂”

文怀沙先生来广州,是来讲学和参加广州国际茶文化节的,话头自然从茶文化开端,出口就是一番妙语: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怀沙说:“难得清醒”。所以他主张:少开酒楼,多设茶馆。他还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口茶叶到西方,西方人正是在饮茶的同时接受到东方文明的。

表扬高鄂

没吃过梨也写出梨子味

文怀沙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有很深的心得,却否认自己是“红学家”。他说,我觉得曹雪芹很可怜,他用他的十年劳动、一把辛酸泪换来了后代某些“红学家”的满纸荒唐言,所以我不愿意用我的荒唐言去玷污《红楼梦》。

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是,文怀沙对高鄂的后四十回评价很高。理由是“曹雪芹吃过梨子知道梨子酸,他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但高鄂是没有吃过梨子也知道了梨子的滋味,所以也很了不起。”

解说屈原

现代商人要向屈原学习

50多年前,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接受国家文化部交给的任务,成立“屈原研究小组”。文怀沙以楚辞研究学者的身份,承担了以白话文形式为屈原作品撰写绎文的任务———“前面的路程是这么辽远,又辽远……更何况我还要上天下地追求我的理想呢。”这就是他所演绎的《离骚》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怀沙为呼应世界和平大会,在一个月内撰写的这本《屈原集》,让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看懂了屈原,从而使屈原作品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普及到了工农大众之中。

作为国学大师,文先生认为过去的日子都已过去,但应该清点一下祖国的文化遗产,看看是否还能为现实社会服务。他认为孔子代表的是“风”,是民族的共性;屈原代表的是“骚”,是民族的个性。屈原是把活着的理由看得比活着更重要,他跳江是要用自己的死来警悟楚国人民,拧成一股绳来反对暴权。

中国古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要脸,也就是人格力量;而商品社会要钱。这就提出一个矛盾,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脸?你说不要钱,不符合商品社会;你说不要脸,似乎不像祖先的后代。文怀沙认为“要钱”和“要脸”二者不一定要对立,应该在要脸的基础上要钱,而不是在要钱的基础上不要脸,要把活着的理由同活着统一起来,活得更有意义一点。

叫板纪晓岚

《四部文明》对阵《四库全书》

最近媒体有“文怀沙叫板纪晓岚”的说法,对此文怀沙说:“我在编一部中国最大的书,一亿两千万字,叫《四部文明》,矛头正是针对纪晓岚的《四库全书》。”

文怀沙说,纪晓岚秉承乾隆的谕旨,借助编《四库全书》的机会,一方面以“文字狱”迫害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以整理汉族文化之名,行破坏汉族文化之实。他主编的《四部文明》与纪晓岚的《四库全书》不同之处,在于收录的虽然同样是中国古代典籍,但这些典籍都是“纯原点”,还原了被纪晓岚篡改的很多古代的汉文典,是原汁原味的汉族文化。

据文怀沙先生介绍,他为完成这套大书,足足准备了五十年,具体操作则用了十年时间。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时,雇佣了200多人,而他编这套大书,只有8个老人。目前6000万字的《隋唐文明》已经出版,明年上半年还将完成6000万字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这套大书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已经被纳入星火规划。

对于为什么他主编的这套大书只出到隋唐,文怀沙先生的说法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应该从唐往前数,最基础是唐诗,唐诗之上是晋诗,再往前是汉文化。唐诗以李杜为代表;晋以二王即王羲之父子为代表;晋以上是汉代文化。

文怀沙先生说,文人中有一种是奴隶,有一种是奴才。司马迁是个伟大的奴隶,就像汉武帝是个伟大的奴隶主一样。司马迁终其一生,没有走出奴隶主的阴影,但是他的作品《史记》成为了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史。而司马相如和纪晓岚都是文采斐然的奴才。文先生认为自己是司马迁的后代,所以编《四部文明》,“这是我晚年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链接:

最短的书《正清和》三十三字图文并茂

文怀沙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最短的书,书名为《正清和》。书名3个字,注解30个字,全书共33个字。这本奇特的书图文并茂,已正式出版。

文怀沙对30字注解的解释为:“孔子尚正气”,正气反对的是邪气,讲的是精神殿堂,是扶正祛邪,问心无愧;“老子尚清气”,清气反对的是浊气;“释迦尚和气”,释迦牟尼的核心是“和”,他的生徒叫和尚,和尚者,尚和也。“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宏扬斯三气也”。这是文怀沙先生的33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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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自默:1967年生,河北深泽县人。理工学士硕士,艺术史博士。师从村国画大师范曾。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员。主要作品有:《从前》,《章草》,《味道日损---八大山人话语解读》,《崔自默篆刻集》,《文怀沙·崔自默作品集》,《崔自默·水墨情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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