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两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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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呼吁采用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使国际金融体系与美元脱钩的最新尝试。以往的此类努力之所以都未见效，实现这一转变的经济和政治障碍巨大是重要原因。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周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国际社会要朝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方向努力，这种货币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经济学家们说，此类计划会遇到两重障碍。第一重是政治障碍，因为拥有主导货币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可能不愿放弃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好处。
同样重要的还有经济障碍。现代史上唯一一次储备货币更迭发生在英镑和美元之间，这一进程持续了几十年。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无数民间参与者推动的国际商业行为转变。
尽管美元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仍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是全球金融和贸易的通用语言。换句话说，它的吸引力是与有多少其他市场的参与者使用它成正比的。几十年来，无论是对希望购买美国国债的央行来说，还是对将大宗商品从拉美出口到亚洲的企业而言，美元一直是便于所有人使用的交易媒介。
经济学家们说，要想推出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在这种货币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前，实际上需要有人补贴将买家和卖家聚集在一起的成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埃成格林(Barry Eichengreen)说，不会仅仅因为中国央行行长看好某种媒介货币，就会自动出现使用这种货币的规模庞大、交易量巨大的市场。
此外，超主权货币没有自然形成的流通范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它可以自然获得市场接受的地方。经济学家们说，欧洲货币单位(ECU)在1979年被作为一种记帐单位创造出来，但却从未被普遍接受，直至20年后欧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通过协调努力并花费巨额资金才将其转换成欧元。
虽然欧元被普遍视为现代史上最成功的货币创新，但它在国际使用方面仍然远屈居于美元之下。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欧元与生俱来的弱点。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周一的文章中提议，要扩大特别提款权(SDR)发挥的作用。由于美元地位的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此作为一种储备货币。
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记帐单位，其价值由一揽子主要货币决定。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银行开始接受特别提款权存款，一些公司甚至发行了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但特别提款权的市场却总是做不大，特别提款权目前的主要被用于给IMF与其成员国之间的交易记帐。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说，特别提款权最多也就是国际货币领域的世界语，根本就得不到使用。
Joanna Slater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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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周一在央行网站上发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说，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他说，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将需要很长时间。短期内，国际社会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以下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全文：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周小川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 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