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沈漓
那天我刚上班不久，忽然听到一声惊呼，就见罗娜捂着手跑进厨房，翻检救护箱，吉姆也赶过来帮忙。原来她动作太猛太快，手撞到工作台下面一个不锈钢的尖角上了。看样子伤得不轻，血从她紧紧捂着的手上不断往外渗出来。趁吉姆用纱布给她包扎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里一缩，吸了一口凉气——她左手虎口上给戳了一个很长很深的口子！吉姆把伤口紧紧缠上纱布，她直喊疼，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吉姆叫我赶快开车送她去医院。我刚问老板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臭皮特突然一个箭步跨过来说，老板，我送她去，我知道地方！老板问，你不是没车子吗？他连忙说，爱德华，你能把车子借我用用吗？你不会拒绝吧！简直岂有此理！我斩钉截铁地说，北美三不借，你难道不知道吗？老婆、钞票、车子三不借！——要借，你找老板借去。臭皮特还纠缠不放说，我给他们指路！老板说都走了，谁干活？
我拉着罗娜就跑。老板在后面追着喊，爱德华，看急诊！看了就回来！
罗娜告诉我怎么走，我一路上就问她疼不疼。她说真倒霉，明天就是空姐面试！我极力安慰她说，到医院看看就好，考试会顺利的。我们赶到医院，有扇大门上写着急诊，我们就一头撞了进去。这一撞不打紧，从此我就知道急诊是怎么回事了。
走进去后，只见正对大门是一条走廊，左手一个厅堂，是让病人休息等候的地方，还备有小孩子的滑滑梯之类的玩具。已经有六七个病人在等候。这里一片平和安祥，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急诊的紧张气氛。其中有个男孩子由他母亲陪同前来，是打棒球受了伤。但看他行走自如，也不晓得伤在哪里。众人都沉默着等待，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我不耐烦了，开始抱怨。罗娜说我没有耐心。我说你是幸运，现在血止住了，要是血止不住呢？
前面的病人陆续被召进过道右边一间房里，可以看见有个华人模样的姑娘穿着白大褂在忙着。我一阵心安，心里头涌起了一股民族的自豪感。我对罗娜说，看，我们中国的医生正在救死扶伤呢！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几步跨了进去。我着急地用中文说，大夫，我们等了好久啦！能不能快点——
SPEAK ENGLISH，PLEASE (请说英语) !白大褂马上打断我，指一指凳子，示意我们坐下。我又用英语说，医生——她又打断我说，我不是医生。呀，假洋鬼子！你不是医生跑这儿挡我们的道，不是故意添乱吗？中国人不讲中文，什么玩艺儿！我气乎乎地一屁股坐了下来。仔细打量她，我发现她小矮个儿穿一身大褂儿，显得个皮影人似的。她要我们叙述事故发生的经过，罗娜说了一遍。她听完记在一个本子上，然后要我补充。我连连点头，心想快看病吧。没想到还早着呢，接着她仔细询问罗娜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有没有医疗保险卡？罗娜正好带了卡来，她就把这些一一记录在案，才问了我最后的问题：你是她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是她什么人，是工友，叫爱德华，这重要吗？她不回答，记完了，这才放下本子，动手检查罗娜的伤口。她把绷带解开丢进垃圾桶里，重新敷上一块消毒纱布，然后再用胶布粘牢。我很不放心地问，这就完了？她说不，等着吧医生会来处理。啊，医生？——医生在哪里？我终于找到机会表达我心中最大的困惑——那些该死的医生究竟猫在哪里？白大褂还是不冷不热地说，他会来处理的。你们回厅里等。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她如果是华人，应该质问她为什么不能说中文？如果她说自己是香港或者广东人，也应该告诉她要学会说普通话，现在都什么年月了？另外还要提醒她注意一个重大的变化：联合国明年要把中文列为官方的正式语言了！
我一只脚在屋里一只脚跨在门外，侧身问她，你从哪来？我想给她重重一击后迅速跑掉。她说，越南！我嘴巴大张着，发音为零。屋里那只脚赶紧跳了出来。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我们又在候诊大厅里坐下，我感到脸热，郁闷。罗娜总是那么可爱迷人，无论是享受快乐还是承受悲伤。我忽然觉得这是天赐良机要我和她接近，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反而埋怨时间长了。犯傻！我问她你不疼啦？她说感觉好多了。我大着胆子，轻轻抚摸她受伤的手儿说，你怎么不晓得保护你自己？你洗碗也从来不戴手套，也不怕那些洗涤剂和油腻把你漂亮的小手搞粗糙了？她缩回手，摇摇头说，不怕，我不在乎！我叹口气，中国的女人可比你讲究多了。她们下雨打伞，岀太阳也打伞。所以中国女人皮肤细腻看不出岁数，西方女人一过三十，皮肤粗糙布满褐斑，看上去就像老太婆了。这时听见有工作人员在喊罗娜，这次是叫她到走廊左边的一个门口去。那里一张大桌子横隔在门口，桌上一台电脑，一个穿白大褂的白人女士面朝大门端坐在桌后。这是看病吗？我有点晕。女士请我们在走廊上坐下。我小声试探一声：大夫？NO！我不是大夫。她纠正我说。我火了，实在失望透了，质问她：大夫在哪里？！她说你先别着急。谁是罗娜？请出示医疗卡。我分辩说我们刚才已经和你们的工作人员说过了，她也记下来了。但这位女士说她只是例行公事，要把病人的情况输入电脑保存。这里系统的程序就是这样的，整个加拿大都是如此。我说我们看急诊都快等候一个小时了，病人岀了问题谁负责？那位女士不慌不忙举手一指，让我看贴在墙上的一个英文规定，上面附有中文翻译：
1、 凡来看急诊的病人须遵照医院的各项规定，耐心排队等候治疗。
2、 除非不立即抢救就会导致手指、足趾或手、足、胳膊、大腿或四肢的丧失，否则都应该按先后顺序排队候医。
3、 如有拒不服从医院规定、不听医务人员的劝阻而无理取闹者，由本院保安处理；严重者将报警，交警方处理……
我一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算什么狗屁规定啊？我想一定是中国人抗议最多，要不弄个中文上去干吗？受到同胞们的斗争精神鼓舞，我争辩说要是病人只流血，或是内出血你看都看不见，或是心脏病什么的，你们就不优先？掉一根指头也死不了人，这血流多了不就完蛋了吗？我想起报上登过一个消息，有个西人心脏病发作，送到医院急诊，那天病人多，他只好在走廊里等着，几个钟头后死掉了。死者的儿子投书报社，温哥华最大的英文报纸VANCOUVER SUN（《温哥华太阳报》）把这一悲剧捅了出来，引起民怨一片。加拿大僵死的医疗制度也该改一改了。我义愤填膺地对女士提起这个案子，她还是无动于衷地坚持要罗娜按她的指示办。当我抱怨时罗娜不断给我使眼色，阻止我说下去。最后她喊了一声爱德华，我才不做声了。
女士查验了罗娜的医疗卡，然后不厌其烦地询问罗娜的姓名年龄住址邮编电话身份以及单位电话事故原因事故过程等等等等，一一输入电脑。罗娜捂着伤口，疲惫不堪。女士停顿了一会，确认实在没什么遗漏的了，这才放过罗娜。你叫什么名字？她和颜悦色地问我。我实在受不了啦。我不怕她说我粗鲁，我说你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必要？她受伤到现在，伤口一直没得到治疗，她感到疼痛，早知道是这样，她干脆吃一片去痛片得了，何必到你们医院来！她还是不动声色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哀莫大于心死。我咯咯地笑起来，越笑越响，边笑边问，医生在哪里？罗娜也跟着苦笑。女士一脸的尴尬和不悦。我把脸埋在桌子上，笑得肚子都疼了，我断断续续地问，医生——在——哪里？！我在桌子下面摸到罗娜那只没有受伤的右手，紧紧握住了，轻轻摇动着。她凑在我耳边小声提醒说，她被你搞得心烦意乱了！我为了宽慰罗娜，于是开始回答女士的问题。我叫富贵牛，我说。说实话，我最不乐意提起我这个所谓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名字，觉得它太庸俗。幸亏罗娜不懂中文。我提供了院方需要目击证人提供的一切信息之后，女士要我们到走廊尽头的治疗室去。
我站起身来的时候，突然同情起这位不认识的女士来了。她只是秉公办事、按照惯常的体制运作而已，却遭到我这个来自体制之外的家伙的嘲笑——顺便说一句，我总是喜欢置身于各种体制之外的，管他什么体制，但是实际上呢，每个人都是要在某个特定的体制下讨生活的。我说谢谢，你很NICE（好）。她头也不抬地说，谢谢你。意思是快滚吧。这就是西人的本事——以礼貌优雅的方式来表达粗鲁的意思。多可爱！不像我总是习惯以粗鲁的方式来表达优雅的意思。
我们走到走廊尽头，进到右边一间屋子，不料还是一个候诊室，还是那个字：等。“等”这个字英语叫WAIT，发音“维特”，忽然我就想起《少年维特之烦恼》来了。维特的悲剧就在于除了干等，还是干等，毫无作为。等什么呢？等阿尔贝特死掉。可是那个霸占了情人的情敌又死不了，于是维特只好自己先去死了。那个时候深深爱上了别人的女人，等于自寻死路。哪像现在的女子，动不动就和长期喜欢的男人或是临时喜欢的男人或是压根儿就不喜欢的男人上床了。现在的女人都时兴穿拖鞋出门了，皮鞋连后帮都没有了。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方便上床嘛！谢天谢地，罗娜上班可从来没有穿过拖鞋。正思绪万千呢，罗娜和那个小棒球手聊上了。对于棒球我是个大外行，但对于棒打鸳鸯之类倒是蛮有切肤之痛的。听他们谈话，我才知道罗娜酷爱棒球，还是她家乡一个青年棒球队的主力队员呢！
我不无讽刺地说今天陪你看病真好，长见识。她说一看你就是个中国人，这么急躁；加拿大人都是很心平气和的。我说你现在是不疼了，说起漂亮话来啦。其实我今天特别急，还不都是为了你，谁要我这么喜欢你！她咯咯地笑了，不语。我说难道你不相信我？这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又吓我一大跳。她说爱德华，把煮好的土豆丢进垃圾桶里，这也是为了我？你真滑稽！嘿嘿！
天哪，这小妞！——原来她什么都明白啊！我想我的脸一定是红到了耳根。丢人啊，泡妞者被妞泡了！我比她大十岁呢！幸好这时候千呼万唤的医生终于出现了。就这样，加拿大的急诊把人愁死了，也笑死了。我和罗娜的关系就在这一天一下子亲密了起来。在我开车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坦白告诉我，她早就看出来我喜欢她了，还又一次笑话我把土豆倒垃圾桶里。我说你不要再笑了，都缝了六七针了，再笑，当心把缝的线给崩断啦！别忘了明天你还有一场空姐的面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