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主皖和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童志强 周蕙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派系掌握的军队，感于民族危机，纷纷请缨出征。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民族团结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桂系主持皖政，本文拟以此为背景，对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始末作一论述。
一 李宗仁主皖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第三战区作战区域为苏南、浙江和皖南；第五战区作战区域为鲁南、苏北和皖北。
卢沟桥事变后，李宗仁积极宣传“焦土抗战”，很快与蒋介石达成和解。在短短2个月之内，就将广西原来的14个团的常备军，迅速扩编到48个团，组编为4个军。桂系部队陆续调往前线。
国防会议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1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南段的作战。桂军参战的部队有第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
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六安。1月26日，为了实施战时军政统一的原则，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月12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省，13日上午在六安行署大礼堂宣誓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会上，李宗仁发表施政方针，提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1]在《告全省民众书》中，李宗仁宣称，热望全省同胞“不畏敌不轻敌，不怕官不侮官，不怕兵不轻兵”，并表示了坚决铲除贪官污吏的决心。[2]李宗仁还发出致全省各机关电，勖以“不苟免、不苟得、不苟安”三事。[3]
2月21日，李宗仁在六安党政联合纪念周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后方治安问题与党政军工作人员新精神新生命之创造》的演讲，提出了“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施政方针和整顿政纪军纪，稳定社会秩序，发动民众的具体措施。他提出要解决目前最切要的社会治安问题，肃清各县之土匪，“行政组织要合理化”。[4]因战事紧张，李宗仁于2月底离六安回徐州指挥徐州会战，所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由省民政厅长张义纯代理。
3月中旬，白崇禧受命从武汉赴徐州协助李宗仁部署台儿庄战役。他在路过六安时，应邀对省会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个题为《全民动员争取抗战胜利》的长篇演讲，对安徽省政府、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安徽省没有完成征兵工作任务和强行拉丁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要求各级公务人员改变陈旧的高高在上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层，起用青年，强调要进一步做好民众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鼓励民众起来抗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5]白崇禧和李宗仁的报告，都强调要依靠和动员人民参战。1938年2月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后，李宗仁兼省动委会主任委员，但日常工作由常委兼秘书章乃器代拆代行。章是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被蒋介石逮捕过，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桂系请他来安徽主持动委会工作，后来又让他当省财政厅长，表现出桂系与蒋介石不同，连七君子中的人物也敢起用。当时在省府各厅处的动委会中，开明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有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4位老先生。他们德高望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6]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日军西进，桂系主力退入大别山区。6月27日，安徽省政府迁至立煌(今金寨)。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于6月1日在汉口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武汉失守后以大别山区为敌后根据地，由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固守。为使军政一元化，李宗仁保荐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接替他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1938年9月底，廖磊开始主持皖政。这时正是武汉失守前夕。廖磊针对安徽民心动荡的情况，要求民众“坚定必胜信心，协助军队作战，帮助政府锄奸”。[7]廖磊于1939年1月主持拟定并颁布《安徽省战时施政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各级行政机构”，“切实推行政令，组训民众，动员民众”；“严厉执行惩治贪污豪劣法令，发挥公正廉明之政治风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自由，并清除官僚积习，养成为国家为人民之德性，”；“改善民生……增加抗战活力”；“一切经济建设均以适应抗战及人民生活迫切需要为中心”；“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充分之保障”；“扩大民众运动”；“武装民众”等等。[8]实施施政纲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众动员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廖磊主皖一年，1939年10月23日因病去世。嗣后由李品仙继任。
二 安徽省动委会的成立及沿革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是在日军侵略战火燃烧到江淮大地和桂系主皖的背景下，由安徽省政府举办的动员民众的组织。安徽省籍国民党著名左派人朱蕴山在省动委会的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京沦陷前夕，董必武、叶剑英在中共办事处接见了朱蕴山，要其“迅速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接着，朱蕴山又会见了即将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向他建议组织总动员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制胜于疆场。经国民政府批准后，李宗仁乃邀请朱蕴山筹建苏鲁豫皖鄂五省总动员委员会。[9]
1938年2月初，第五战区先后公布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和《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省分会组织条例》，规定：“本会总会设立于本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定名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于本战区所属各省设立省分会、县分会、区分会、乡镇分会”，省分会“设立于本战区各省政府所在地，定名为第五战区xx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10]
1938年2月23日，第五战区动委会安徽省分会在六安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省民政厅长张义纯(不久他即代理省政府主席)为主任委员。3月5日，该分会启用关防，开始办公。[11]同年3月，安徽省政府公布由章乃器拟稿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初步纲要草案》。[12]
省动委会的组织形式，主要根据第五战区动委会省分会组织条例规定，设置常务委员会，从常委中推定主任委员综揽全会事务。据此任命章乃器为秘书代拆代行，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后勤、情报5部，各部的正副部长主要由皖籍社会贤达担任：总务部长朱蕴山、副部长童汉璋；组织部长沈子修，副部长周新民；宣传部长光明甫，副部长狄超白；后勤部长常藩侯，副部长朱子帆；情报部长丘国珍，副部长黄宾一。各部的主任干事和干事有不少是中共党员，如张劲夫、许晴、朱凡、史迁等。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担任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他负责动委会内中共党的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利用省动委会这一组织，先后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各级动委会工作。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与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合作。省动委会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当时，安徽长江以南在军事上划归第三战区指挥。为了指导皖南的动员工作，省动委会常委光明甫、朱蕴山等人提议在皖南设立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此议经省动委会第7次常委会决议通过，后即拟定了皖南办事处简则。1938年5月5日，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在屯溪成立，由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兼主任委员，江玮、周世箔任副主任委员，就近指导办理皖南22县之民众动员工作。
同年10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为了插手皖南的民众动员工作，以第三战区名义命令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于10月15日以前结束完毕。10月30日，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仍以戴戟兼主任，但改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和金慰农担任副主任委员。此后，皖南动委会的工作便逐渐处于第三战区和省党部的控制之下。
1938年9月底，廖磊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兼省动委会主任委员。为动员民众支持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抗战，廖磊对动委会工作机为重视和支持，加强了对各县动员工作的具体领导，增加了动员工作经费，省动委会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健全。1939年1月，省动委会峨设了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并将经过训练106的青年大批充实到各级工作团中。在工作团的推动下，各县动委会相继建立起来，有条件的区乡镇也成立了动员分会。据1939年7月统计，“区动委会先后组成，已有124所，乡镇分会已至798所，其有未呈报者尚不在内”。[13]
县动委会主任委员例由各县县长兼任，县动委会设一指导员，由省动委会委派，负责日常工作。区乡镇分会指导员由县动委会聘任。省会迁立煌后，由于地处鄂豫皖三省边区的中心，省动委会“陆续派有指导员分驻河南之固始、商城，湖北之英山、罗田、黄梅、麻城、潇水等县，协助当地政府，发动县动委会的组织，后于秋间本省干部不敷分配，乃复全部调回”。[14]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桂系在安徽也逐渐转向反共。廖磊加强对动委会的组织领导，采取多种措施对动委会加紧控制，排挤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将动员工作的重点引向帮助桂系健全基层行政机构。5月，安徽省动委会召开各县动委会指导员联席会议。会上，廖磊作了题为《今后动员的展望》的训词，他强调：“动员切要遵守由上而下的原则，本着上层的意旨和方法，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动员要通过行政机构，在地方要通过保甲基层行政组织”。“动员工作〔已〕是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而政府又是国民党领导的，所以我们已(既?)信仰三民主义，奉行抗战建国纲领，就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15]随后，廖磊开始排挤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等进步人士，调其亲信主持省动委会各部室工作。他又以省政府名义电令各县，规定“县各级民众动员机构，应与县各级行政机构密切配合，一切动员工作，以协助行政进展为主旨，并运用原有工作团组织，分编为各种政治工作队，受县长指挥调遣，协助政务实施”。[16]他还下令集中各县直属工作团，于大别山脉内围各县配合行政，协助政府整编保甲，健全基层行政机构。以后他又把动员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为“完纳赋税、巩固法币、铲除奸商”，使民众动员工作受到诸多限制。为了加强对动员工作的控制，安徽省政府于1939年5月决定，在各行政督察区设立动员指导办事处，负责领导并考核各该管区所属各县之动员工作，由各区督察专员任动员指导办事处主任。
1939年10月23日，廖磊因病去世。10月31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认为：他的前任廖磊“秉性过于单纯，不能适应当时敌后的复杂政治环境，对共党分子的兴风作浪又无法控制”。[17]言外之意，他来主皖，要一改前辙。为贯彻国民党反共政策，李品仙自湖北专程赴重庆进谒蒋介石，详细察告“大别山当前状况，以往缺失，今后方针”。[18]蒋介石对其建议深表赞许，一一采纳，并“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19]
李品仙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保安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等多种重要职务，1940年1月8日，抵达立煌就职。[20]李品仙抵皖后，极力推行反共政策。他首先将矛头指向动委会和工作团，下令照国防最高委员会发布的《修正各省市县动员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彻底改组省动委会。
1月26日，李品仙召集省动委会各部门工作人员、省青抗、青年剧团、少宣队以及立煌县动委会所有人员训话，强调“中央有明令，全国动委会须一律改组”。[21]2月1日，他又发表《告动员工作同志书》，正式下令改组动委会，调全体工作团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到立煌“受训”。据《皖报》载，2月6日，李品仙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机关报《皖报》发表谈话，“详示停办《大别山日报》及改组动委会之原因”。2月7日，他又指使随其前来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的亲信杨绩荪在《皖报》发表“特约专稿”，题为《动员委员会怎么动?》，指责动委会工作团的工作是“乱动”，“盲动”，“离心的动”，“脱节的动”，“笼统的动”，“含混的动”，主张动委会“要在本党主义之下，集中意志力量，正确的动，而不容有逾越轨范，走入歧途的盲动”。[22]2月8日，《皖报》又发表题为《省动委会之改组》的社论，称省动委会之原有工作团势必取消，原有庞大组织之工作队员，势必裁减。[23]在此前后，《皖报》还连续发表《干部集中训练之意义》、《动委会遵令改组以后》、《对于动委会改组的认识》、《青年入党与抗战建国》等一系列文章，为改组动委会和迫害工作团员制造舆论。
杨绩荪等人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省动委会和全省动工人员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以省动委会动员工作全体同志的名义，印发了一篇《给杨绩荪先生的一封关于动员工作商讨的公开信》，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反击了杨绩荪之流的攻击。[24]
为了避免损失，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皖边区党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动委会、工作团中的中共党员号召广大工作团员拒绝“受训”，迅速撤离。在中共各级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各级动委会、工作团、行政机关、财政系统的进步青年，以及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共计3000余人，分批安全地秘密撤退到豫皖苏边、皖东、皖东北和皖中新四军抗日游击根据地。其中，较著名的有省动委会总务部副部长童汉璋、省动委会文化事业委员会常委张百川、省参议会女参议员孙以瑾、寿县县长何德润、霍邱县县长谢、英山县动委会指导员魏文伯、桂系第一三八师政治部主任陈超琼、第一七一师政治部主任洪雪村、秘书李谦纯等。他们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的领导下，积极深入农村，加强基层领导，发动游击战争，为淮南、淮北、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立煌，省动委会“改组”后，由李品仙兼任省动委会主任委员，再由他聘请25名设计委员，“策划动员业务之一切事宜”。省动委会原来的5个部缩减为组训、征调、救济、宣传、总务5个股。设计委员们“设计”的结果是：各专区动委会指导处“一律裁撤”，县以下之区乡镇动员分会“一律撤销”，各种工作团队集中调训，“其逾期未到者一律撤销原职及其组织”。[25]
由于广大动工人员的抵制，结果愿意去立煌“受训”者总共仅有县动委会指导员、各种工作团队员、各县乡镇分会工作人员以及情报员、其他编余人员共1227人。
1940年2月22日，李品仙又密电各县政府，责令省属、县属工作团员全部按期到立煌受训。受训的报名截止日期原定是3月25日，后延期到31日，并在报上公开威胁，“如再逾期，决不收容”。[26]
3月16日，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易凤英等40人联名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宣布脱离桂系，“投身新四军，惮得有抗日救国之自由”。5月13日，张百川、朱鸿祥等各级动工人员250余人通电李宗仁、白崇禧，历数李品仙“纵容腐化落后分子，摧残热血进步青年，进攻抗日友军，封闭进步刊物，一切倒行逆施”，宣告脱离桂系。[27]其余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及工作团长也发表了联合宣言，严正宣告退出动委会。至此，动委会已名存实亡。
为配合对动委会的“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颁发《安徽省各种抗敌协会组织规程》，按此规程将各级民众抗敌团体划归国民党省、县党部领导。到1942年7月，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行政院明令裁撤各省市县动委会。省动委会于是名实皆亡。
三 安徽省动委会的活动
安徽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及其工作团开展了多项抗日民众动员活动，中共安徽省工委也利用省动委会，“开辟了大别山区八年抗战中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8]概括起来，省动委会的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大批进步青年汇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南京沦陷前后，大批沦陷区的青年纷纷流亡内地。当时，平津流亡学生，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各种救亡团体，如江都晨鸣社、武进青年抗敌服务团、北平救亡服务团、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上海流亡青年内地服务团、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演剧队第六队以及安徽本省各县流亡青年，大批云集皖西大别山区。在此前后，一批从陕北公学、延安抗大毕业的学生，也被派到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李宗仁在到六安就职时，就下令安徽省政府收容本省和苏鲁等省流亡青年1000多人，在六安北大营举办乡镇人员训练班，准备结业后分发到乡镇工作，以这些新鲜血液取代落后保守的地方封建势力。省动委会成立后不久，恰逢乡镇人员训练班结业，于是经省政府同意，由省动委会组织部出面，将这批学员及潢川青年军团和外地流亡学生组织到工作团内，经过短期培训编组后分配到安徽省长江以北各县专门从事民众动员工作。
据省动委会1939年5月统计，“省动委会直属工作团编组到43个，委托工作团达30个，县属团正式呈报者34个。直属团以20人为定额，委托及县属团平均亦每团约20人，合计约为2400余人之数”。[29]省动委会还在麻埠举办4期干部短训班和高庙妇女训练班，培养青年和妇女干部。此外，全省先后建立起各级各类抗敌协会，这些抗敌协会的成员主要由青年组成。
据1939年7月统计，全县性的青抗会计有31个，会员6381人，合计区乡镇青抗会和各保青抗小组563个，会员总计33950人。全县性的农抗会有12个，会员3141人，合计区乡镇农抗会和各保农抗小组1664人，会员人数总计26.8万人。全县性的工抗会计有16个，会员4754人，合计各区乡镇工抗会和各保工抗小组共有76个，会员10482人。全县性的商抗会计有20个，会员4846人，合计区乡镇商抗会和各保商抗小组221个，会员总计30324人。全县性的妇抗会和各保妇抗小组计有346个，会员总计63283人。全县性的文抗会组织6个，会员509人，合计区乡镇的文抗会14个，会员总计897人。[30]
各抗敌协会下均设有交通队、运输队，侦察队、慰劳队，救护队以及盘查哨、递步哨等组织。这些组织在支援前线，救护伤员、运送粮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省动委会以工作团为基本力量，把青年和民众组织到各类抗敌协会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团结和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使他们汇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其中的大部分人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省动委会各级工作团和救亡团体到全省各地后，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如举办训练班，召开座谈会，创办报纸刊物，开书店，写标语，演戏，教唱抗日歌曲等等。
当时，省直属工作团中唯一的女团长、中共党员王榕率领第三十一工作团到岳西农村，白天在田间地头演讲抗战形势，教青少年唱抗日歌曲，晚上演抗战戏剧。抗日救亡的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山村。
在1938年一年内，省动委会领导各县分会举办了“民众总动员宣传周”、“肃清汉奸宣传周”、“防空宣传周”、“雪耻宣传周”、“兵役宣传周”。3月中旬，省动委会成立伊始，就在六安举办了“动员工作扩大宣传周”。3月14日在六安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省动委会主要负责人张义纯、章乃器等人参加了大会。章乃器和在六安的救亡团体联合会代表、民众代表均发表演说。广西学生军，皖西工作队，六安少年宣传团等团体合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参加大会的人员多达万人。在合肥地区的直属第二十三工作团，在石塘举办漫画展览5天，参观者超过千人。
工作团还经常抓住节日前后的时机搞突击宣传，取得很好的效果。据六安县动委会总结，1939年上半年，他们利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如1939年元旦，派各工作团深入农村，以长期抗战为主题举行新年宣传周；配合三八妇女节，通令各区协助妇抗会及妇女工作团扩大举行纪念；配合“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进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中心内容为坚持长期抗战，实现总理遗教，实施战时施政纲领；配合“四·四”儿童节，派儿童宣传队出动宣传，并救济难童；派出宣传队协助青抗举行“五·四”纪念活动；配合“七·七”抗战2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和《告农民士兵书》，演戏3日。[31]
当时，进步作家减克家和姚雪垠以第五战区战地记者身份在阜阳动员刊物《淮流》上发表了不少抗日诗文。孟波率领的音乐界救亡团体一行几十人，也在皖西活动过一段时间。省动委会还专门编印了64开的宣传手册，工作团员人手一册，除了刊登宣传方针纲要外，从抗日动员宣传工作的内容到范围，都给以具体的指导。《宣传手册》后面还刊登了不少由聂耳、光未然、麦新、吕骥、孟波等人作词配曲的歌曲，如《武装保卫安徽》、《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这些歌曲随着工作团员的足迹在江淮大地广为流传。省动委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动员月刊》，并在《大别山日报》开辟《全民动员》副刊，在《皖报》开辟《动员周刊》副刊，经常交流各地动员工作的经验，以推动各地动员工作。
各级动委会、工作团还在各地成立各种类型的抗敌协会，把各阶层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据省动委会1939年10月统计，全省江北地区所组织的各级各类民众抗敌协会总计有2884个，会员人数总计为40.6万人。[32]另据中共皖南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前皖南地区各类抗日群众团体会员也达25万人。[33]各种宣传和组织活动，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从而使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推动了全省各地的国共合作。
在皖东北。徐州、蚌埠、宿州沦陷后，原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孙伯文离职逃走。1938年秋，安徽省政府任命原六安县县长盛子瑾为第六行政区专员兼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泗县县长。盛子瑾系黄埔六期生，有一定胆识和爱国思想。他接受任命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又深感在皖东北单枪匹马，木易打开局面。为此，他请求省动委会派遣干部随其赴皖东北筹建第六专署。中共安徽省工委利用这一机会，通过省动委会秘密派遣中共党员江上青等一批干部和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随盛赴皖东北，在专署内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江上青任书记。江上青利用自己专署秘书和第五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合法身份，推动建立了各县动委会、工作团，创办了皖东北日报和军政干校。泗县4个区的区长和相当一部分武装由此而掌握在中共手中。不久，中共山东分局又派杨纯任皖东北特委书记。盛子瑾表示欢迎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八路军一部于1939年5月进入皖东北抗战。彭雪枫亦派张爱萍、刘玉柱于1939年7月到皖东北，与盛谈判达成协议，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张爱萍、刘玉柱分任正副处长。皖东北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在皖西北。1938年7月，安徽省政府任命郭造勋为第七行政区专员兼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中共皖北特委利用第五战区政治工作第一队的合法地位，以“政一队”的中共党员为骨干，在省动委会的推动下，积极支持郭造勋发动第七行政区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成立各县动委会，还成立了由郭造勋兼主任、朱鸿翔(中共阜阳县委书记)任干事的第七区民众动员指导处。在郭造勋的支持下，动员指导处编印了《动员三日刊》、《怒潮》等刊物。郭造勋还在阜阳青抗主办的《淮上青年》发表由省动委会直属第三十八工作团团长翟树生(中共党员)和省青抗委员曾谋代为起草的，题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讲话。郭部第十一游击纵队和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度还达成了“互谅互让”的抗日协议。
在皖西南。1938年3月，安徽省政府任命张节担任第一行政区专员兼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在中共太湖中心县委书记孙毅的支持下，省动委会根据张节的要求，向第一行政区派出省直属第十四工作团，很快在全区各县都成立了动委会。张节还向孙毅提出，让第十四工作团到第十三游击纵队做政治思想工作，成立第十三游击纵队的政工大队。
在皖中。1938年秋，经省动委会出面活动，安徽省政府下令罢免了无为、庐江两县反动县长，并经省动委会推荐，任命了进步人士胡竺冰和翟宗文分别为两县县长。两县原县长拥兵抗命，拒不交任。安徽省政府应准，请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出武装，护送胡竺冰和翟宗文就任。两位新县长上任后，有力地打开了该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无为、庐江、和县、含山等地动委会很快成立。这一带不久就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皖中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
在皖南。安徽省政府于1938年4月15日议决设立皖南行政公署，任命原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戴戟为行署主任，下辖4个专区和22个县。该年5月，省动委会派余华(中共党员)等人到屯溪，配合戴戟筹划皖南的民众动员工作。不久即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委会皖南办事处。皖南办事处由戴戟兼主任，江、周世绮任副主任，余华等人负责实际工作。在省动委会指导下，组织了8个省属工作团，每个县也成立了县动委会和县属工作团，使皖南各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抗日局面。
(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
安徽省动委会及其工作团，在各地民众动员工作中，开展了民主民生斗争。在动委会和工作团的引导下，不少地区的群众抗日团体特别是青抗和农抗，发动广大会员进行了反对贪污和惩治汉奸亲日派的斗争。章乃器于1938年3月8日被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为安徽省财政厅长后，建议在全省开展铲除贪污浪费运动，惩办贪官污吏。李宗仁采纳了章的建议，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宣布对贪污浪费严重和克扣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纪惩处，结果被各县截留的税款得以及时上缴。桂系当局还先后批准枪毙了岳西县财委主任蒋柱峰、桐城县恶霸光香九、合肥县汉奸郝凤亭等贪官污吏和恶霸汉奸。临泉县逮捕了抵制动委会工作团的宋集联保主任刘瑞堂。由中共党员高奕鼎、杨延药担任正副团长的第二十九工作团，乘势查清了霍山县诸佛庵保长能海庵、石家河保长秦仲恒、黑石渡保长熊义元敲诈勒索、贪污税款的罪证，敦促县政府逮捕了其中2人，撤职查办1人。群众拍手称快。
各地动员机构还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调整了某116些捐税和摊派的不合理现象。由于开展了民主民生斗争，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经济上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使安徽全省在抗战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团结抗日、团结改革的政治局面。
四 省动委会内中共党组织的发展
省动委会成立后，中共安徽省工委通过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掌握的省动委会组织部，先后派出一批党员去各县担任动委会指导员和工作团长。据张劲夫回忆：“这些指导员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少数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工作团员都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大部分在工作团中，以团为单位成立支部……个别团内没有党员，但也尊重省动委会地下党的领导。”“此外，我们还成立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简称妇战团)，由孙以瑾任支书(第一任支书是胡晓凤)，蒋岱燕任团长；还有少年抗日宣传队(昊道明同志负责)等组织。在上述的工作团、妇战团、少宣队中，除安徽本地青年外，有从江苏流亡来的爱国进步青年，如扬州、常州等地来的江上青、金涛等同志；有文化界流亡人士，如在舒城的柳乃夫、李竹平等同志；有浙江来的刘保罗、俞仲武等同志；有上海来的陈穆等同志；有从皖南来的陈国栋等同志；还有延安抗大、山东党组织派来的冯纪新等同志，以及天津、北平的流亡学生等一大批人。他们当中，经组织介绍的党员，我们都分到各工作团当团长和县动委会当指导员，或派往动委会办的及桂系省政府举办的干训班当队长和指导员。有些党员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被派到章乃器的财政厅及各地货物检查处(税收机关)工作。”[34]派到动委会和工作团担任指导员或工作团长的中共党员，首先在动委会和工作团内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然后再利用动委会、工作团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条件，深入基层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很短时间内，中共安徽省工委就建立了舒城、六安、太湖、寿县等中心县委。当时不少中共县委机关就隐蔽在动委会或工作团内。广大工作团员都是具有爱国抗日热情的进步知识青年，中共党组织在实际斗争中有意识地对他们加以培养，工作团中不少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大部分县动委会特别是基层动委会和民众组织实际上为中共所领导，有的为中共所控制，以致六安、合肥等地的老百姓认为，动委会就是新四军的机关，动委会干部就是新四军的干部。国民党1939年8月的《党派调查月报》反映：“径县为天寿军[35]所在地。该地各民众团体在其直接策动下多数成立。由去年3月起至本年3月止，计先后成立群众团体30多个，名义及其隶属机关，固有不同，但直接、间接皆为所操纵。”[36]
中共安徽省工委还利用省动委会选派本党干部掌握基层政权，发展武装。
日军进攻安徽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官吏弃职逃跑。一些封建势力和土匪武装乘机自封官职，独立为王。李宗仁主皖后，重新委派了一批县长。当时一些新县长上任，都要求省动委会派干部去协助。中共安徽省工委通过省动委会组织部推荐，派出不少中共党员去担任这些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和区长，如后文瀚任麻埠区区长，杨效椿任六安县政府军事科科长。太湖县4个区就有3个区长是中共党员。此外，省动委会内，中共党组织还把思想进步、坚决要求入党而又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地方政府人员吸收入党(如霍邱县县长谢驳、合肥县县长唐晓光等)，从而控制了一批地方政权。霍邱县各抗敌协会在县动委会的支持下，利用桂系与安徽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使省政府承认抗敌协会罢免和任命的乡保长为有效。中共党员王光宇、张翼中担任霍邱保甲人员训练班主任和教员，积极进行教育争取工作，从中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一共培训了600多名保甲人员。曾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张义纯在“视察”后惊呼霍邱完全赤化了。当地一些反共分子也大叫霍邱是大权旁落。
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动委会的掩护下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抗日武装。如六安第三区的人民抗日自卫军后备队，人数300余人；霍邱县的人民自卫军第六支队，人数将近2000人；岳西县第一区的乡镇自卫队长本人就是县动委会指导员；还有嘉山县群众游击武装2000人，也由省政府和省动委会联合派人前去指导。皖南铜陵、繁昌、南陵一带动委会则发动农民组织猎户队、锄奸队，维持地方治安。[37]
注释：
[1]《安徽政治》创刊号，1938年2月，原件存安徽省图书馆，第3、4、4页。
[2]《安徽政治》创刊号，1938年2月，原件存安徽省图书馆，第3、4、4页。
[3]《安徽政治》创刊号，1938年2月，原件存安徽省图书馆，第3、4、4页。
[4]《安徽政治》创刊号，1938年2月，原件存安徽省图书馆。
[5]《安徽政治》第3、4期合刊，1938年3月19日。原件存安徽省图书馆.
[6]张劲夫：《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载《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7]《廖主席言论集》，存安徽省图书馆，第8页。
[8]《安徽省动委会档案史料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一99页。
[9]朱蕴山：《关于动委会的一些回忆》，载安徽省社科所历史室：《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
[10]《安徽省动委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5、17页。
[11]《安徽政治》第2期，1938年3月5日，存安徽省图书馆。
[12]《安徽政治》第2期，，1938年3月5日，存安徽省图书馆。
[13]朱子帆：《三年来的本省动员概况》，《动员月刊》1940年第卷第l期，存安徽省档案馆。
[14]朱子帆：《三年来的本省动员概况》，《动员月刊》1940年第卷第1期，存安徽省档案馆。
[15]《大别山日报》，1939年5月15日
[16]《大别山日报》，1939年8月9日。
[17]《李品仙回忆录》，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66页。
[18]《李品仙回忆录》，第166页。
[19]中共中央军委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电，1940年3月21日，《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页。
[20]《大别山日报》，2940年1月9日。
[21]《李副司令长官兼主席言论集》第1集，1941年3月印，存安徽省图书馆。
[22]《皖报》，1940年2月7日。
[23]《皖报》，194。年2月8日。
[24]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25]朱子帆：《三年来的本省动员概况》，《动员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存安徽省档案馆。
[26]《皖报》，1940年3月31日。
[27]《拂晓报》，1940年5月13日。
[28]张劲夫：《动委会在皖西》，《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抗日战争时期)，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29]朱子帆：《三年来的本省动员概况》，《动员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30]以上统计数字，据《安徽省动委会档案史料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
[31]《六安省动委会一年工作总结》，1939年，存安徽省档案馆。
[32]朱子帆：《三年来的本省动员概况》。《动员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33]《皖南特委工作报告》，1941年6月1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4]张劲夫：《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安徽文史集萃之四《抗战风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4页。
[35]指新四军。
[36]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37]以上统计数字据《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安徽人出版社1991年版。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