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
全球华人关注的“免首鼠首”在佳士德拍卖结束之后再起波澜。一位中国商人、一位并不见经传的收藏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掀起新一波争议狂潮：蔡铭超在以天价购得这两件国宝后随即以中国政府有关规定为由宣布放弃。这一对国际通行拍卖规则的公开违犯不仅大出佳士得意料，更令全球哗然。
自从佳士德宣布拍卖这两件文物以来，中国曾竭尽全力试图抢救。不仅中国政府多次声明，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律师界纷纷行动起来，试图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争端。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巴黎法院以原告不具资格为名驳回，持有人也以来源合法为理由继续拍卖。当然，这背后更有1995年公约“50年追溯期”规定的支持。显然，在西方的规则下，中国索宝之初就已注定失败的命运。
然而，蔡铭超之举却打了西方规则的措手不及。应该说蔡铭超绝非心血来潮，而是精心策划有意为之。中国政府的规定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不可能不了如指掌。而且保利集团也成功的将拍卖而来的文物带回中国。可以说这个理由只能是“说的过去但站不住脚”，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借口而已。但是，蔡铭超却以此达到了——至少是暂时达到了杯葛拍卖的目的。如果说目的正确可以不顾手段的话，蔡铭超不愧为赢家。不过，引发最大争议的还是其手段。哪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
如果还是从西方的规则思考的话，蔡铭超当然是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人。但如果从中国角度出发，恐怕就要称之为对西方规则进行超限战的勇敢尝试者。也许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会让我们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众所周知，“免首鼠首”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法国掠夺。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却有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是法国政府参战的理由。是由于中国当地政府处死法国神父马赖（史称“西林教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对传教有明确的规定，即传教士只能在中方指定的区域传教。马赖是巴黎外方教会的传教士，却违规跑到广西。这本身已经违反中国与西方签订的协定，然而，当中国地方政府按双方认同的规则行事时，却又成了法国参战的理由。而这个马赖神父一百多年后居然被罗马教皇封圣，在今天的巴黎外方教会总部仍陈列者马赖的遗物，以供法国社会各界瞻仰纪念。二是战争之初清政府面对溃败的战局，只得与英法美三国签订《天津条约》，战争宣告结束。然而，第二年去北京换约时，英法两国拒不遵守中方指定的进京路线，强行赴京。引发大沽口之战。受到重创的英法联军随后卷土重来，占领北京，火烧、抢劫圆明园。
从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是怎样对待他们和中国共同制订的规则，又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规则。蔡铭超先生以西方为师学一学难道有什么不妥之处吗？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现在西方文明了，进步了，已不具可比性。哪我们就看看现在。
面对这场中法之间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法国媒体的表现一是低调甚至是“漠视”，二是歪曲。请看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在拍卖活动结束后发表的评论。整个评论宣扬的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场拍卖达到了空前的纪录，标志着法国重回世界艺术市场中心。只是在最后，这样表述中法之间的争议：“中国官方已经毫无作用的宣称这些文物是北京颐和园黄道喷泉的组成部分。是1860年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军队偷来的。”短短的两句话，却充满了多处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身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大报，居然不知道颐和园和圆明园之分。明明是英法联军做恶，却仅仅是含糊西方的军队偷来的。而法国又是如何对待中国媒体的呢？从2月23日至25日，所有竞拍活动参观者都可以带包，带相机，也可以随便照相。可是，唯独绝对要求中国记者存包和相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驻法记者最后只能空手站在观众席上。当中青报记者向场内的佳士得新闻官询问是否可以申请一个采访证时，这位高度紧张的女新闻官丧失了冷静，她直接对记者说：“你没有报道的权利。”当记者问她：“我没有采访证，可以理解你们禁止我拍照，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报道的权利呢？”这位新闻官难以应答，只是问记者为什么要“攻击”她。这就是西方的新闻自由。我们不妨用一句话做个总结：当新闻自由与法国利益相同，就讲新闻自由，如果相反就讲法国利益。这就是西方对等规则的态度。
如果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我们还要指责蔡铭超，恐怕是不仅仅是“历史不正确”还是“现实不正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