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他乔装敌匪胡彪，靠着机智潜入座山雕为首的匪窟，并获得充份信任。结果剿匪小分队得以一举歼灭残匪。老实说，那时我虽然十几岁，被中共洗脑洗得可以，但对杨这个角色总隐隐地别扭，因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间谍，依靠着欺骗的手段取得敌人的信任，这种行为可真……不管怎么说，他那是为了消灭阶级敌人。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也就是说，杨对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对中共和自己追求的事业就必需忠心耿耿。
如今活了大半辈子，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敌人不择手段还是肯定的，关键是敌人如何确定；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必需是坚定不移，当然什么样的目标要搞清楚。现在咱再不会认为人类社会会有绝对的“好”与“坏”，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因而“敌人”的确定还真不是一句话能概括的。一切都要与利益挂钩，而这利益又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借用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述当今世界的行动标准：利益是永恒的。人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追逐自身利益，无论什么样的目标、理想，都可以归纳为利益的范畴。对小百姓讲，大可不必为利益明辨敌我友，因为做为普通民众的个人，对周围的影响力和担负的责任都有限，自身利益往往同某一阶层、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普通民众跟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们跑就是了（有贬低民众之嫌，可谁让我是这么想的呢），对敌我友的衡量大可不必太费心思，政客们说的“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对自己生活目的的追求要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不择手段”可不行。但当个政治家，特别是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以至超级大国的政治领袖，敌我友的判断简直就是难以琢磨的艺术。
我总有种感觉，英雄创造不了历史，其发展进程不是人类能左右的。在民族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争夺中，人有限的判断力不可能做到高瞻远瞩。因而利益争夺的各方谁也做不到完全的知己知彼。这使得国际上种种政治事件总是充满变数。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实际上对谁都是要不择手段的，没什么绝对的信义可言。为了自身利益，敌我（我方阵营）友都是暂时的。政治领袖也是人，除判断力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外，为了国家的自身利益（包括个人利益）还得什么事都敢干。既然国际上并无世界公认的法律可遵循，那对敌我友的不择手段只是不同程度而已。随着各自利益的转化，敌我友也在分化组合嘛。我们不好说世界上没什么信义，但只是相对而言。我想这一点政客们比我们清楚。
前边说了，“人有限的判断力不可能做到高瞻远瞩”，那各国政治领袖，特别是敌对国的政治领袖相互间的判断常常是不确的、误解的，甚至恶意的。就人的主观判断而言，我相信很多政治家的内心世界往往是不可告人的（敌方认为极其卑鄙的）。他们自己决不说出来，别人最多只能揣测、推断。不过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家所造成的后果是客观事实。这些人们看得见，可以分析评判。希特勒并不想让纳粹德国灭亡，他应该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全心全意为了德意志的；但纳粹德国战败了，屠杀犹太人终归要清算，纳粹德国的民众也落入灾难的深渊（仅指纳粹德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我在想，有多少德国人在祖国战无不胜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国家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呢？现在我们评判希特勒的狂妄之极和十恶不赦是根据客观事实；当然，现在评论希特勒当时的主观愿望就可以用卑鄙二字。其实我们真的不是一目了然他的内心世界。
我认为政客们完全有理由在很多时刻口是心非。否则他们该去当哲学家，而不是搞政治。杨子荣、李玉和和阿庆嫂在敌人那里说真话能成吗？这例子不好。幼儿园的老师带小孩子们能说真话吗？还不是连哄带骗。也不好，哪能把政客和民众比成幼儿园老师和不懂事的孩子呀。嗨，也别举例子了，政客如果不惑众怎能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