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思想层面论民国史
民前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
中国歷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从此，社会主义
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国元年（
一九一二）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孙中山先生在上
海演讲「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详细说到﹕
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為共產社会主义、集產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社会主义。所谓
社会主义，仅可区分為二派﹕一為集產社会主义
，二為共產社会主义。夫所谓集產云者，凡生利各
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產、森林
，皆為国有。共產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
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
郅治之极，政府遂处於无為之地位，而归於消灭
之一途。（註九）
应如何改良民国之社会？中山先生有如下的意见﹕
集產社会主义，实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
於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為一二资本家所
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
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
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
。（註一○）
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集產社会主义，实际上乃是一种国
家社会主义。早在民国元年九月四日，中山先生在
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公开提倡国家
社会主义，他说﹕「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
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
主义。」
又说﹕「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
家社会主义，為民国富强之基。」（註一一）中山
先生此时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与他后来在民生主义
中所说的发展国家资本和独佔性企业国营之意相符
。
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出力甚大的还有一
位，即中国社会党领导人汪亢虎。中国社会党是辛
亥革命后中国第一个宣佈自己為社会主义的政党，它
的前身是民前一年（一九一一）七月十日在上海成
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党正式成立於武
昌起义后上海响应宣佈独立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五
日。（註一二）出版中国社会党月刊及日刊，作為宣
传社会主义的机关刊物。此外，中国社会党各地支
部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广為宣传社会主义，如绍兴支
部的『新世界』，南京支部的『南京人报』等。（註
一三）
中国社会党的主张，详见於该党的「规章」及「
纲领」，该党的宗旨為「於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
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其党纲有以下八条﹕
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
破除世袭遗產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
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
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
之竞争。（註一四）
此外，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机关刊物～～『新世界
』於民国元年六月出版的第二期上，刊登了一篇题為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的译文，这是中国第
一篇把马克思（即该文所译「马儿克」）学说作為
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代表的译文，（註一五）对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為。
另一个标榜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是民国元年
五月刘师复成立的「晦鸣学舍」。刘师复及晦鸣学
舍的成员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民国二年八月，晦
鸣学社在广州创办『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
作為宣传社会主义（主要為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
。
『晦鸣录』以「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
為宗旨。（註一六）依刘师复所撰「晦鸣录编辑绪言
」，该刊所记载的纲要為﹕「共產主义、反对军国主
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
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以及「一切新发明
之科学」。（註一七）从民国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的『晦鸣录』第一期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七月十五
日出版的『民声』最后一期，即三十三期止，几乎每
一期都有无政府共產主义理论的介绍，及社会党、共
產党和无政府党活动的报导，对於无政府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俄国「十月革命」后，中
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釗，从民
国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到同年十一月，李大釗先后
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重要的文章，介绍和宣
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月，李大釗编辑出版了
『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六卷五号）
，其中载有﹕李大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
批评」、陈啟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
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以及克水的「巴
枯寧传略」等。这个「专号」对於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起了大的作用。
「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宣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除李大釗外，还有一位重要
人物，即中共早期的著名理论家李达。从民国七年到
八年，他翻译了「唯物史观」、「社会问题总览」
、「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陆续出版，比较
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
中共的史学工作者说﹕「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先驱者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一方面积极
向国内报刊投稿、宣传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努力翻
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註一八）
民国八年六月，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上署名「鹤」发表「什麼叫社会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重要文章，详述社会主义
的意义及其目的，并比较社会主义、共產主义与无
政府主义三者的不同。他说﹕「社会主义、共產主义
、无政府主义各有各的主张，不能笼统说的。」他
认為，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不同点在於前者主张「
共同的生活及支配」，后者主张「共同的生活」；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点在於前者「也是要组
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而后者则「根本打破政
府组织」。（註一九）
在李大釗、李达等人的推动下，各地的新文化刊
物发表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先从
报纸方面来说，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北京的『晨报』副刊都刊登
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和译文。例如，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釗的主持下
，於民国八年五月开闢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五
月五日起至八日止，為纪念马克思一百零一年诞辰
，连续译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
，渊泉译）一文，文中摘译了「共產党宣言」第一章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歷史唯物主义
的论述，并对后者中难懂的词句，如「社会生產」、
「社会意识形态」、「社会革命」、「社会存在决定
人们的意识」等作了注释。
从刊物方面来说，北京的『新青年』、『每週评论』
、『国民』杂誌，上海的『建设』杂誌等也刊登了不少
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章。例如，北京的『国民』杂誌第
二卷第一号到第四号连续刊载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
联新制度的文章；民国八年十一月出版的二卷一号有
李泽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党宣言」（第一章
）、周炳琳译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作者
Henry C. Emery）；民国九年六月、十月出版的二
卷二号、三号有常乃德译的「马克思歷史的唯物主义
」（作者 W. Paschal Larkin）、费觉天译的「马
克思资本论自叙」；民国十年五月出版的二卷四号有
陈国矩著的「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註二○
）
『建设』杂誌在民国八年九年间出版的一卷四、
五、六号和二卷二、三、五号连载了考茨基著「马克
思资本论解说」的译文（戴季陶重译）；二卷一至六
号载有林云孩著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建设概略」、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之现形」、「近代社会主义之
思潮」、「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劳力与
资本之关系」、「阶级斗争之研究」等六篇重要的文
章；此外，在二卷六号上还载有河上肇著、苏中译
的「见於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一文。（註二一）『每
週评论』在民国八年三月三十日及四月六日出版的第
十五号和十六号上的「名著」专栏中登载了署名「舍
」摘译的「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
」和「共產党的宣言」第二章「无產者和共產党人」
最后关於纲领的一段。尤其是后者译出了「共產党
宣言」中最重要的十条政纲，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观点～～阶级斗争与无產阶级专政。译者在译文
前面还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 Marx 和 Engels
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
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註二二）该篇译文藉著『每週评论』的发行，对
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大的作用。
由於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激起了中国思想
界的波浪，而且相互衝击，导致民国八年「五四运
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先后发生数起影响深远的思想
论战，如民国九年至十一年的中国社会主义论战，
民国十二至十三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民国十七
至二十年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民国二十至二十二
年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的农
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其中以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及
的问题最广也最复杂，参与论战的人数也最多、影响
也最深远。不但加深了知识份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瞭
解，而且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时参与
论战者的动机是為了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时
至今日，中国前途应何去何从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势仍然是两种思想～～三民主义
和共產主义的对立、民主与独裁、进步与落后的对立
。
其次，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中国，也影响到民国
以来的史学思想与派别，大致上民国以来史学有三
大派别﹕疑古派，以胡适、钱玄同、顾頡刚為代表
；考古派，以王国维、李济、夏鼐為代表；释
古派，则以郭沫若為代表。（註二三）而释古派，注
重社会史的研究，惟其自身的论争非常激烈，且已
超出学术研究范围之外。比较中肯的批评，要算冯友
兰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所撰写的序文中所说﹕
释古派之史学多有两个缺陷﹕第一种是往往
缺乏疑古的精神。往往对於史料，毫不审查，见有
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採
用。第二种缺陷是，往往谈理论太多，感觉他是谈
哲学，不是讲歷史，我们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
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註二四）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以较沉痛的语调在『国史大
纲』的「引言」里说﹕
革新派之於史，急於求智识，而怠於问材料
。其於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
派所获之精。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
测之全史。其综合歷史於现实也，特借歷史口号為
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以往
之歷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
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识者。（註二五）
总之，自命為释古派者，往往感情重於理智，政治趣
味过於学术修养，偏於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歷史
学的特殊性，结果流於比附、武断。自中国大陆赤化
以后，马列史观由星星之火而燎原。随著政治形势
之发展，更只讲理论，不顾史实；先设有框框，而后
奴役史料。例如，郭沫若在社会史论战中所提出的
秦始皇為完成中国封建制度的元勋的提法，成為大陆
学者解释秦以后中国史的指导纲领。这些例子足以
说明，中共史观源自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共中央干部
派在社会史所提出的观点影响民国史学及民国三十
八年后中共史学的发展，从而影响其编写「中华民国
史」的观点。
国民党自建党（一八九四年）到现在，已有九十
多年的歷史，在外强环伺、内部动乱的环境中，始
终坚持三民主义，与帝制、军阀、日寇、共党等势力
，不断的奋斗，歷经挫折，不屈不挠。过去的三位
党领袖﹕孙总理、蒋总裁、蒋主席，都已作了最大的
贡献，使国民党成為民国史的主流。
首先党领袖孙总理以赤手空拳，负开创之业，任
务最艰鉅。创立兴中会香港总会时，正当中日甲午
战争，中国战败；成立兴中会香港总会时，适当中日
马关条约开始谈判，台澎行将割让，所以他在香港
兴中会宣言中﹕「蚕食鲸吞，已效尤於踵接；瓜分豆
剖，实堪虑於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
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
孙，或免奴隶於他族。」（註二六）这几句话，正
[395]
是说明他建党的起因。
其次蒋总裁在建党六十週年為台北国父史蹟纪念
馆碑文题字的两句话是﹕「匡复中华的起点，重建
民国的基地」，这是国民党与台湾关系最恰当的形容
。从台湾的割让而光复而建设，也足以反映歷史的
因果关系﹕即孙总理因甲午战争台湾割让而建党与开
始革命；蒋总裁在对日抗战初期於国民党临时全国
代表大会中提出光复台湾。迨抗战胜利，光复了失陷
五十年的台湾。蒋主席经国先生自民国六十一年就
任行政院长而至六十七年就任总统以来，突破重重难
关，大力推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宪政，使台湾走上繁
荣与民主的境界。（註二七）
如就国民党及三位党领袖对中国的成就和影响来
看，在中国歷史上已是不同凡响。过去九十多年固
与中国命运相关；今后这种相关命运仍将持续下去。
它的关系，可引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七年八月
间的一段话说﹕
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国事者垂三十年
，无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强富。此心此志，為公為
私，当為吾党所共喻。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
不挠者，此非尽文一手一足之烈，纯恃吾党诸君子
竭力相维。故文深信吾党实繫於中国之存亡。使
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是断不能蹶躓而
磨灭其志，犹之操舟逆流，须策群力以相搘柱。
文深有望诸君子之同喻斯首也。（註二八）
国民党与中国之存亡命运，何以息息相关，成為民国
史主流？除了上述歷史、主义、领袖三个条件之外
，还有就是人才。孙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写到
﹕
及乙巳（一九○五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
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由兴中会改组而来）於东京
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
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於党员，使之各回本
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中华民国之思想焉。（
註二九）
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基地，没有金钱，只有流亡海外
的人才。如「孙文学说」中所云﹕
开第一次会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开第
二次会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开第三次会於巴
黎，加盟者亦十餘人；开第四会於东京，加盟者
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註三○）
破除省界，规模宏远，故在同盟会成立六年以后，便
推翻了满清，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
改组，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一
百六十五人，来自全国二十二省，五特别市，二地
方，二十餘处海外华侨地区。大会选出的执、监委员
亦包括全国各省、市及海内外地区。黄埔军校召生
，也是分省定额。这都是打破省界，以全国及海外為
著眼。所以不到四年，便以广州一隅之地，统一了
全国。
反观丑化国民党最兄，而又处心积虑要消灭国民
党的中共，亦无法否定国民党的主流地位，盖中共
之兴起，却两度依靠国民党。它依靠国民党的原因，
即是认定国民党的歷史、主义、领袖的条件，如中
共领导人之一李大釗於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国
民党一全大会的声明中说﹕
我们环顾国中，有歷史、有主义、有领袖的
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
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
、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国民）党来
。（註三一）
可惜中共羽毛未丰，便要对国民党进行反噬。儘管当
年中共一再否认有此意图，但现在大陆中共已不讳
言有取而代之的打算。他们说﹕「在国民党内合作，
便於改造国民党，也便於国民党内部实现共產党的
领导作用，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註三二）既然如
此，中共為何不自己去干，而偏要利用国民党的招
牌呢？他们又说﹕
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中共成立之前，就领导
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有几十年奋斗歷史，在群眾中
留下了革命的影响，是一面现存的通俗的革命旗
帜。运用这面旗帜，容易為群眾所了解，便於团结
广大群眾。（註三三）
难道国民党真正是中共想像的那样窝囊而任其為所欲
為吗？也不尽然。依研究共產党史的史家郑学稼所
指出的﹕
有斗争经验的老国民党员，都明白容共是危
险的。可是，握有最后决定权的总理，他任何时候
都可以用党纪来制裁跨党的共產党员，必要时解
散共產党所控制的党组织。因此，中共预定在国民
党内的阴谋，都无法施展；纵能施展，也难收到
预期的实效。总之，国民党的党章，注定中共在国
民党内夺取党权，是要失败的。（註三四）
中共以笑脸的方式，既不能消灭国民党，乃使用
兄狠的暴力方式，即所谓「暴动政策」。但其遭遇
的打击则是更严重的。於是再改取笑脸攻势，那就是
抗战初期的四项诺言。例如第一即云﹕「孙中山先
生的三民主义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中共）党愿為
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在抗战漫长岁月中，中共
一面偽装抗日，同时运用共產国际的宣传机构，来丑
化国民党，以贬抑国民党的主流角色，进而夺取领
导权。
总之，任何团体不能完美无缺。民国以来，大小
政党，不下千百，起伏无常，随时代而淹没者，不
可胜计。国民党歷经时代的考验，完成多次的时代任
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源。歷经风霜之餘，也要
不断滋养更新，才能绵远长久，今日中共修撰「中华
民国史」，其目的是要宣传，而非「修史」，主要
是要宣告中华民国国祚已亡，以便取而代之，这一点
深值吾人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