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是文夕大火70周年的祭日。70年前，当日寇尚远在新墙河三百里外，国民党湖南地方军政当局，却自摆乌龙，提前一把火，制造了20世纪最大也最惨痛的一场火灾，烧了一座两千年历史的长沙城。这场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火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震惊全世界
是谁鲁莽地点起第一把火，像一把刀子戳进我们城市隐痛至今的心灵！
蒋介石：长沙失陷才可以放火
1959年初，因郭沫若的《洪波曲》发表，张治中与郭沫若曾就“文夕大火”真相，打过一场著名的“笔仗”。
在来往的信件中，郭沫若说，文夕大火，“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的罢了”。并说，长沙以火焚城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批准的”。
在论战中，张治中披露了蒋介石在1938年发出在长沙“焦土抗战”的指令。
张治中说，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具体内容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然而，这封密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下达提前放火烧长沙的指令，因为这封信，毕竟预设了一个前提，“长沙如失陷”，才可以放火焚城。
陈诚：张治中电话通知酆悌烧的
在长沙大火之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住在长沙。在《陈诚先生回忆录》中，陈诚说：“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寇军于11月12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两三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皇失措’的原因。一方面他自己赶忙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指徐昆）、文（指文重孚）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13日午间，我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
然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却存在个人矛盾，时人称为“相互不和，意气用事”。
陈诚还记载道，当时，重庆方面对于文夕大火，另有一种论调认为是“共产党人放的”，陈诚认为，“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事实上无此可能”。
张治中：烧长沙时住在二里牌
然而，据当时的调查结论及现已披露的“文夕大火”的相关资料，并找不到张治中当晚下令放火的记载和证据。
当晚，张治中也并没有离开长沙，而是临时搬了住处，住在长沙城外二里牌的唐生智公馆中。
长沙大火烧起来后，酆悌等人最后在二里牌唐公馆中找到了张治中。
对于长沙大火，张治中的表现，也显出他并不知情。
当然，长沙大火是在张治中治下发生，张治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由此也一直陷入到舆论指责的漩涡中心，当时重庆的湖南籍名人曾联名要求枪毙张治中。而张治中本人，自始至终也一直因此而陷入痛苦的自责当中。
从大火发生的过程看来，张治中领导的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至少负有以下两大责任：
其一，临事张皇，自相惊扰。火烧长沙，是一件属于军事性质的行动，自应随时掌握前方的军事动态。但国民党湖南当局颟顸溺职，昧于形势。张治中与陈诚不和，互不联系，因而不能及时掌握前线情况。而身负全省保安之责的徐权，据火后来长沙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的调查，他不但疏于布置，反而信谣传谣，甚至以敌台广播“为情报之依据”，造成全城谣言繁兴，人心慌乱。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很早就安排家属疏散，又命令部属将局机关门板、桌椅堆砌以做纵火准备。于是警察大批逃亡，警备司令部到处设卡盘查，拦车扣车，而当局不能予以有力制止，任其滋蔓。可知这一混乱局面实际上是湖南军政当局自相惊忧造成的。
其二，颟顸溺职，轻率用事。湖南军政当局既已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因此事到临头即仓促应付，举措乖方，终于成空前大祸。张治中接蒋介石的电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指示酆悌拟定焚城计划，而且限令几个小时之内必须拟出。当计划制定之后，徐权不经研究，即作出了两处重要修改，一是放火部队改警备一团为警备二团，二是放火器材的掌握，改连为班（队），这样一来，部队难以控制，火源难以控制，为大火的骤然发生种下祸根。然而，张治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示“明早4时我来检阅”，而徐昆在带领部队出发之初，却指示：放火之信号，或以举火，或以传令，或以警报，轻率地改变了计划。
在这之后，纵火部队进入岗亭，放火器材迅速发放。但湖南军政当局要人，却一个个离开了岗位。张治中夜半搬迁，电话一时无法及时联系，酆悌临阵换将，擅自将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石国基另作安排，而以其亲信许权代理参谋长职务，自己则溜走睡觉去了。徐昆也没有在焚城演习的现场指挥。
大错铸成，三颗人头，一时仍难平民愤。
其他说法：南门内或南门外失火
谁放的第一把火，在当年就找不到具体责任人。
当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说：“这把火是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为当时的一大疑案。”
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拟定的焚城计划中，第五条规定，“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称为起火命令”。第六条：“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在这个计划中第四条原规定湖南保安处供给引火材料。警备团领到引火材料后，发到连，由连长控制。社训总队则发到中队，由中队长控制。
酆悌、徐昆、文重孚：三颗人头万古冤吗？
长沙大火发生几天后，蒋介石“亲来长沙领导下的军事法庭”判决大火负执行责任人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死刑。
对被枪毙的三人，张治中对省会警备司令酆悌抱以同情的态度，对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极其痛恨，称，这件事，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之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城中警察擅自撤岗，警察局长文重孚擅离职守，市内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然而是不是被枪毙的酆、徐、文下令烧的长沙？
徐昆为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团长，是放火总指挥，负责焚毁全城，他要下放火命令是很简单的事。但徐昆大火后即被捕，几天后被枪毙，未留下什么材料，但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记载，徐昆也没有下令放火烧长沙。
时为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史说回忆：“当晚睡下去不到一小时，我的勤务员惊惶地推醒了我，说省府东北西三面都起火，我急忙起来，摇电话给徐权和张治中都摇不通……起身坐上我的小汽车，想到外面去看看，将出大门，碰到警备二团团长徐昆，骑一匹马来到省府来……我说，‘外面什么事？’他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么烧起来了。’”
身为纵火总指挥的徐昆，是否直接下过放火命令不得而知，但从史说所描述的情况来看，火烧起来后，徐昆也很意外。
至于文夕大火时的长沙市长席楚霖，因不是纵火指挥成员，没有证据证明他放过火。
只有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11月12日晚9时后离开办公室回家睡觉，至13日凌晨2时第一把火烧起来，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放的第一把火。
然而没有下令放火，但长沙城在文夕大火之夜，成为一片焦土，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责任。“三颗人头万古冤”的对联广泛流传，并非为三人开脱，而是认为应有更高的领导人为此负责。
丁森：一个虚拟的血性长沙老百姓？
文夕大火焚城后，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的真相说明。这个说明，据《张治中回忆录》，此文经周恩来和张治中亲自修改过。对于长沙大火的发生，“大火真相说明”说：
大火何因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人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来的官方文告多半袭用以上说法。然而半个多世纪来，关于丁森的线索极其渺茫。于是有人猜测这是为了安抚人心，平息民愤，减轻当局责任而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
但是，不可否认，长沙军民出于民族义愤，举火自焚家园者确有其事，只是未确认其人而已。就在长沙大火之前，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常以年老不能上阵杀敌为恨，每与人言：“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武汉失守，他果然手书遗嘱，赴水而死，当时社会舆论称这位长沙老人“忠义慷慨”。长沙这片激昂激愤之地，富于血性，难免会发生所谓丁森一类的自焚家园的举动，然而，是不是“丁森”点起的第一把火，岁月流逝，已难考证。
[稿源：红网综合]
[作者：梁小进 任草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