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常常避免伸张自己实在的外交政策利益或者据此采取行动。我们往往混淆情绪与实质，为我们可能“需要”别国甚于别国需要我们而焦虑。我们有时候对加拿大重要性及影响力的想像超出了我们的利益和能力许可的范围。对中国的态度因上述种种倾向而遭殃。
加拿大中国政策的焦点往往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进行有成效的对话，而且这两个问题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中国的加拿大政策的焦点似乎就是获取加拿大资源和进入加拿大市场，对于达赖喇嘛的访问或者总理哈珀缺席北京奥运异常敏感，视为加拿大对它的侮辱和轻视。象征主义是外交的一个因素，但不应该取代利益最佳化的考量。
尽管明显有扩展关系的潜力，但也存在实际的局限。首先，以更加成熟的方式接触的决定必须得到两国的认同，而且必须得到两国高层有系统性的指引。在世界事务方面，中国人以目光长远着称。加拿大对中国的长远眼光应该以更加精确定义我们希望达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为开端。
更加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就是一个好开端。尽管在过去十年双边贸易有所增长，但是跟不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而且极大地偏向中国的利益。
一项全面的加中投资条约将填补经济关系的严重缺口。尽管投资在经济表现中扮演关键角色，但目前没有双边和多边条约引导加中投资关系。一份双边条约有可能让关系从不确定走向充满活力的未来。它将为加拿大对华投资者建立投资保护的国际标准。让中国投资者获得投资加拿大（包括资源领域）的权利。这样的条约将鼓励加拿大公司投资中国，把中国生产融合到他们的供应链。让加拿大资源出口获得新市场。
别忘了，由于其政府体系，中国可以出于政治理由也可以出于经济理由选择伙伴。和加拿大不同，中国的政府控制所有选择的杠杆，实际上作出所有决定。加中投资条约将告诉加拿大投资者，经济关系有坚实的政治关系作后盾，不会因偶尔的摩擦而受损。作为降低外国投资壁垒的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加中关系的考量还要考虑全球经济和政治利益因素。首先是中国崛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以及第三大贸易国（次于欧盟和美国，位列日本之前）。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增长驱动全球资源需求和价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几个月以前。中国出口的衰退已经导致需求和价格急剧下滑。中国早日恢复快速的增长对加拿大及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这是加拿大应该积极支持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理由之一。由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及潜力，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获得地位和表决权非常符合加拿大的利益。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务实地努力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变成一个更加积极的全球玩家意义非常重大。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反映它对国家利益的诚实追求，无论是获取非洲或拉美资源，还是与邻近的亚洲国家拓宽关系皆如此。不过它在达尔福尔以及伊朗核野心等敏感问题上的中立限制了它成为全球事务更加有效率的玩家的能力。应该鼓励中国在非洲和中东的冲突解决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军费迅速增长，亚洲军事势力平衡必然要改变，美国如何回应以及这种趋势是加强还是削弱该地区的平衡，这些必然成为未来十年更加紧迫的外交问题。在这个大棋局中，加拿大如何给自己定位呢？置身事外可能会获得中立的名声，但更有可能确立一个继续处于边缘的位置。为了作出谨慎的选择，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表述我们国家和全球利益可以如何取得最佳效果，以及我们准备负责任地为这个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取得主导地位的地区作何种程度的贡献。更加成熟的加中关系将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人权问题上，两国的看法不同，而且加拿大的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不同。这些分歧不容忽视，但它们不应该妨碍我们在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展接触。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追随或者磕头。那是一种与基本外交政策分析无关的幼稚观念。两国更加成熟的办法将是诚实承认诸如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在共同关切的全球问题上也可能有分歧，但这些不应该取代更加广泛更加实质性的经济和全球合作机会。总之，应该以务实的互利考量而不是以情绪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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