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庄主任

                                          （随笔）
　　　　　　　　
　　庄主任到美国来五十出头儿。一晃十几年过去，现在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她是八十年代末来的，当时儿子在美国读研究生，她申请了探亲就到了纽约，从此就没离开过。就一直在纽约的唐人街住着？对。儿子呢？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大公司找到活儿，后来被派到中国大陆当法人代表，再以后爱上个台湾姑娘，结婚后当了老岳父开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娘俩一年到头也难见上几面。庄主任跟朋友们讲这些事总嘻嘻哈哈，说儿子“有了老婆忘了娘”，让不熟悉她的人认为是吹牛。

　　　那庄主任在纽约靠什么为生？哎哎，总是庄主任长、庄主任短，她是什么主任？是不是原来街道居委会主任呀？管着帮小脚老太太，当“侦缉队”？噢，先得“验明正身”。她过去是国内一家医院的科主任。当年她是多么能干，只要她一来门诊上班，楼道里就听她朗朗的声音；一到病房查房，病人们都被她逗得哈哈笑；会诊疑难病症，她总是最先说出一二三，简明扼要…得得得，别把这陈芝麻、烂谷子搬出来兜拢，那是“过五关、斩六将”。她现在干什么？过去在国内英文不怎么样，到了美国又一直没离开纽约，是不是一直在成衣厂里打工？或者在中国餐馆里干过很长时间的洗碗吧？肯定“走麦城”了。错了！人家现在开着一家针灸诊所，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最恨的就是那些大老外的名字记不住。

　　刚来美国的时候，朋友介绍庄主任到一个诊所干杂活。挤兑人！可谁让她英文的听、说有很大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咨询门诊，大夫派头很大，养着一大帮助手和秘书。看病的来来往往，都被分派到各个助手那里填各种表格，被认真地询问，最后到大夫那里看病。庄主任呢？忙忙碌碌地打扫为生。“当时我不打算干下去了，想找到相对好的活就走人。不过在这儿干一天，就要干出点儿中国人的样子。”庄主任回忆道。她干得极其认真负责，诊所里的人们有口皆碑，都说庄主任是他们见过的最负责的清洁工。“哼！你以为我会给你们没完没了地干？我这人就是干什么都顶真，可这不等于我特爱打扫为生。”

　　过了几天，庄主任便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找到个试验员的活。不过实验室老板要等经费拿到手才能雇她。“好吧，我就再忍两、三个月。”庄主任在诊所照常正点上下班，认认真真地干，这心里已经开始了倒计时。这天，负责登记病人管病例的秘书来和庄主任说悄悄话，意思是过几个月她就不在这儿干了，那时这个位置就可以让庄主任。“我看你这人挺好的，干活那么认真。到时候我会向老板推荐你干。”

　　“可我不会使用计算机呀？”庄主任一想到自己要盯着屏幕，手打着键盘，输入病人的资料就急了，英语说得更结结巴巴。

　　“很容易。我教你。平时你有空就到我这儿来练。”女秘书微微一笑。

　　“老板知道能行吗？”

　　“你这么老老实实的就别想干我这活儿了！”

　　庄主任心一横，“好吧！”此后有空就到女秘书那儿去。刚开始，只要她一碰计算机就立刻一身大汗，手也跟着哆嗦。刚看着人家操作得好好的，自己一上就找不到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惹得女秘书直笑。庄主任一回头，看见老板正站在她身后，有点傻。老板毫无表情，一转身，出了屋。

　　“老板在你身后看半天了！”女秘书都乐了出来。

　　“那可怎么办？他会不会把我解雇？”庄主任有些慌乱。“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还跟这儿瞎嚷嚷。”

　　“既然他没说话，应该就是没事。再说你的清洁工作已经干完了呀。”女秘书说。“我已经跟老板说了。我走了让你接过来，这还不得先练练？”

　　就这样，两个月后，庄主任在女秘书辞职后接手了她的活。确实简单之极，很快就轻车熟路。庄主任开始有一搭，无一搭的操着生硬的英语和病人聊天，少不得问病情。她这是职业习惯。聊着、聊着，不由得想起好多小时候上教会学校学的英语，渐渐地可以谈笑风生。“哼，我小的时候就是太淘气，大家上课，我常常逃学爬树偷枣吃，不然我这英语说得该多好？早知道上美国来，那时真的好好学。”庄主任还真有些踌躇满志。

　　一年后的一天，老板找庄主任谈话。首先宣布，登记病人管理病例的活不让庄主任再干下去了。“为什么？”她很是吃惊。难道我干得不好？接下来老板说，希望庄主任成了她的助手之一。“我英语不好可怎么干？可这正是我想干的活啊。”庄主任便很坚定地点点头。当然，老板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刚刚有个助手辞职另谋高就，这个位置让这位中国妇女干可以付相对低的工资；同时，他早就看出来，庄主任过去是大夫，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虽然英文差点儿，但绝对地胜任助手的工作。

　　可刚干几天，庄主任就闹了个笑话，但好歹没有让来看病的发怒。那是一位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来的妇女。庄主任和她交谈时忽然发现，这位妇女买的飞机票非常便宜，不禁多问了两句。人家解释得非常坦率，她是同性恋者，她加入的那个同性恋协会专门为会员提供便宜机票。糟糕就糟糕在庄主任竟没有反应过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同性恋者，还一个劲地问如何买到这么便宜的机票。

　　“那你得是会员呀。”这位妇女试探着。

　　“我想加入这个协会！”庄主任不假思索，简直是昏了头。

　　“这么说，你是同性恋者了？”人家很是高兴，没想到在这儿“发展了组织”。

　　“Ｎｏ！”庄主任大喊一声，对同性恋有种说不出来的厌恶。忽然，她感到自己的态度很成问题，因为对方惊愕地看着她。“Ｎｏｔ　ｙｅｔ（现在还没有哪）！”她低声地说了一句，笑眯眯，算是一种随机应变。这是什么回答呀！太让对方造成误解了。对面的妇女的表情马上舒展了。娓娓动听地又说了点什么。她最后离开诊所时又特地到庄主任这来，很婉转、很亲切地说，希望下次见到庄主任时，她已经是同性恋者了。这位同性恋者刚一出门，屋里的人都要笑死了。庄主任露了大怯。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位妇女第二年又来进行心理咨询，并悄悄地问庄主任是否“已经改变了”。庄主任只好再次对她嫣然一笑，“Ｎｏｔ　ｙｅｔ！”

　　庄主任在美国当不了西医大夫，只能给老板当助手，因为她没有美国的行医执照。“我就想当大夫。现在考执照，再找住院医生的工作熬去？年纪太大，没这个本钱啦。”她有些无可奈何地摇头，忽然又一拍桌子，“干不了西医，干中医！我会扎针灸。”说干就干，她租了房子，在周末两天门诊。”行嘛？怎么不行。庄主任在“文革”期间在农村偏远地区工作了好几年，自学的中医、针灸。

　　开诊所几年下来，庄主任的买卖越做越好。确实手到病除！这针灸对白人和黑人的疗效特别好。那些老头儿、老太太趴在床上央告着，“再多扎几针吧，舒服着哪！”“那是随便乱扎的吗？”庄主任笑道。“如果针扎得越多越好，我就把你扎成个刺猬。”

　　病人的名字记不住怎么办？庄主任犯了愁。这和看病有什么关系？这你就不懂了。她要看到名字就知道病人是什么病，治疗的情况，等等。不是有病例嘛？病例也记不了那么详细呀。于是庄主任就在每个名字下写上这些病人的特徵，以便于记忆。这位是“大下巴”，那位是“三角眼”，还有“大土豆”、“三重下巴”、“短筋腿”、“没有牙”、“大灯泡”、“柴禾杆儿”、“缩脖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