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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胡适，可以从“胡说”开始。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黑板上的几个字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