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zt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zt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斯大林及其关门弟子金日成头脑发热，怀着占便宜的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斯大林扶持金日成建立北朝鲜政权后，金日成有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装备了150辆坦克，实力超过韩国军队。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斯大林也觉得有利可图，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武装占优势，但美军却用强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不到4个月, 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

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直接出兵的原因，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国的最高层就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战略对抗的苏联一方，这是一年后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让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唯一的受益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但是由于专制政体的愚蠢本性，苏联10年后疏远了中国这个重要的政治盟友，20年后，美国开始和中国亲近，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1949年建国时,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为张治中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

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有出兵朝鲜。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并且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使台湾回归，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达到双赢。

二、中国是否受到直接威胁

接到准备参战的动员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以前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国内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争，人民也有厌战心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前半句是真，后半句为虚。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远景规划. 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

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点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决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热身赛。

三、战争决策的作出缺乏民主

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前中国领导层召开了几次会议，1950年10月1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存在不同意见；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亲历者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但到了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当年会议上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三、四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得以实现，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反对出兵的，后来同意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以后方方面面的事也得这位大管家操办。而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的出征统帅。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帅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但人家从红军时期起就看腻了权力人物在军事上乱指挥，因跃进大别山的失误对权力层很有意见，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才学深厚的刘帅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估计权力层不好向人家开口。彭德怀在4日的会议上一句话也没说,会后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彭总说：“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得知高层已内定他挂帅，出于党性原则，彭总接受了任务，并且在5日的会议上发豪言力挺出兵。

重大战争决策的作出就是这么一种模式：最高领袖下决心，有必不可少的两个人支持，其它人就只剩下一致同意的份了。

四、战争目标定错及外交失误。

二次战役后英法领着一些国家斡旋和谈，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谈判条件，涉及中国利益是两条：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美军退出台湾海峡。二次战役虽然推进到了三八级附近，但美军主力未损，这时提出美国在近乎战败情况下才能接受的条件，无疑是太高了。

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由印度、伊朗、加拿大代表组成）提出了和平方案，其中包括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地位问题，符合之前中国所提条件，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对此和平提案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却复电联合国表示很不满意。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在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还讲：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反映出领袖对朝鲜战争的实质仍无清醒的认识，对美军的实力与长处仍无切实了解，在战略上仍然盲目乐观。主导领袖思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中国的红色统一在朝鲜同样能够实现。

英法等国家从中斡旋，和平提案对中国十分有利，简直就是自愿和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送给了美国。之后联合国大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数月后联合国又通过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拒绝对自己有利的和平提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

两年多之后的停战协定既没有谈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也没有谈台湾地位问题，可以说，后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是不谈中国政治利益的抗美援朝。

就原和平方案扯皮时中方主张不恢复38线，到后来正式谈判扯皮时中方又主张恢复38线，原因是攻守之势已经易位。最后停战停在了实际控制线，控制线突出38线以北5000多平方公里，突出38线以南20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两年多寸土必争的结果，是东西方阵营实力差距的表现。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是抗战时期创造出的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统一国家之后，应该发展成大的国家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朝鲜战事结束，中国获得的政治利益已经足够，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五、三八线的实质和第三次战役

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对抗的分界线，实质是一条战略平衡线。中国能够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

13国和平提案由联大通过后，出于保持并扩大对美军的军事优势这一目的, 中国政府声明反对，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此即第三次战役。这在战略上、政治上都不明智，看不清三八线的实质表明最高领袖看不清世界战略格局。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大量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表现无可挑剔，如果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蒋军，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蒋军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9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第三次战役时间很短，只有一周，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土地占了不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在第四次战役中大部分得而复失，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作战原则。第三次战役招惹来的第四次战役还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其实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和平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 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

六、对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缺乏认识。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对是否介入战争，尤其是介入的程度应该老成持重。在战争消耗越来越大之后，兵力上要轮番作战，经济上要一切为了前线，还动员人民捐献，以卫国战争的消耗来打一场局部战争，很不明智。想当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急令中共全军北上牵制日军，中共领导层抗命不从，因为服从就会打光手中的武装力量，一贫如洗了。如今苏联并不奢望中国出兵，中国不仅出兵，而且要以举国之力大打，当了家忘了苦日子，有资格挥霍人力物力了，是为忘本。

中国1951的全年预算较1950增加了60％，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朝鲜战争中，中方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弹药25万吨，美军共消耗作战物资7500余万吨，弹药330万吨，均为中国军队的13倍。而当时美中经济实力的差距又何止是13倍，只看决定战争潜力的钢产量、发电量，美国分别是中国的146倍、86倍。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的开销超出了一个穷国所能支付的范畴，1952年中国财政负担已经达到可忍耐的极限,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对于中国军队的优点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军队都有所赞誉，本文既为反思，则只谈短处。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势主要表现为三点：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中国军队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咬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中国军队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贫乏的弱点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中国军队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里奇微查觉到，中国军队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中国军队打击能力弱更加突显，8个团围攻六千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中国军队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参战的主要军事将领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至于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可想而知；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中国军队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中国军队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中国士兵，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句总结语“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非常不妥，国民党军那几百架飞机、几百辆坦克散布在广阔的国土上，每个战区能有多少？每次战役能有多少？国民党军说白了也是小米加步枪，而且到了三大战役米也不够吃了。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八、轮番作战问题

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本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

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对手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第五次战役后彭总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九、第五次战役问题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但最高领袖怕美军在三八线永久筑垒,导致长期相持于三八线,阻碍解放朝鲜全境, 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总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会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进攻战。

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战役的第一阶段主动进攻，结果和第三次战役一样，占了城地，没歼灭对方多少兵力。第二阶段是再次进攻后转入防御，这回又吃了第四次战役那样的苦头，面对具有优势火力和机动力的美军反攻，损失大大超过了第四次战役。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表现很精明，先以迅速的撤退消耗志愿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击杀伤对手.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 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

三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折损180师的战场责任在三兵团指挥部。三兵团是轮番作战的新部队，兵团司令王近山对朝鲜战争的特点没有切身感受，拿着国内战争时的经验来指挥作战，尤其要命的是骄傲自满，战前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180师的厄运是撤退命令晚下了24小时造成的，在战场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三兵团的指挥层对美军反击的快速性缺乏心理准备，在收拢部队问题上紧迫意识不足，如果保全部队的弦绷紧点就能早下命令让180师回撤。另外命令180师掩护兵团伤员撤退的命令语焉不详，也有渎职之过，命令“就地”停下掩护，毫无军事专业性可言，180师一“就地”就蹲在了汉江南岸，后来渡江北撤时江水上涨，仅被急流冲走的就有600人之多，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三兵团的这一命令也加以提及。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 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

第五次战役的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一段距离处。

第五次战役的后果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易位,志愿军在战略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次战役也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解放全朝鲜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第五次战役后的朝鲜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其后的两年中志愿军将士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十、运动战、阵地战问题。

在国内战争中在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第五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很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美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

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后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以南多保有一些土地。

总结：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四个层次解析朝鲜战争
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输送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苏联给中国的破烂岂止是舰艇，在北朝鲜已经安全的情况下，苏联供应中国的T34坦克是二战中用过的，上面弹痕明显。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忙着给东西，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集团中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把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 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格局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军事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可惜中国的领导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初始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和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