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儿子给少林寺打工（图）
上个月一个俄罗斯华人代理商徐先生请我帮忙想个办法，他准备做一种中国产番笳红素的俄国代理。他说理由有三，一是欧洲产番笳红素在莫斯科卖得很好，但太贵，而中国产欧洲铝箔制式的番笳红素只此一家。二是这家番笳红素的品牌叫安格德，俄国叫安德列的人特别特别多，而安格德牌很容易就会让俄国人读成安格德列，易记。三安格德的包装红色，俄国人对红色有怀旧感。为此他还准备请个叫王丹丁的人代言，此人乃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布尔什维克”大名人王明之子。
王明尽管是中国人，但在俄罗斯的知名度不比中国差，而且和中国人的印象不同，有美誉度，王明在前苏联时期被当局称为中苏友好的使者。徐先生很风趣也很能联想，他介绍说欧洲欧洲铝箔制式的番笳红素之所以畅销是因为不怕光，所以用铝箔制式的番笳红素含量克数远远高于瓶装等，怕光不正是王明的谐音“亡明”吗。多形象，徐先生认为他卖此产是命中注定，是天注定。
王丹丁，今年62岁却一直没有结婚。1998年，受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大师的委托，成为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表。并曾几次到访过少林寺和中国，与幼时的一些领导人子女恢复了往来。此时我想起了北京的一个地名，王明的儿子给少林寺打工，红庙。王丹丁和老爹相反，他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位伟人，他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王丹丁承认老爹王明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但是个好父亲。
王丹丁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公司，主要从事中医推广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前苏联时期王明一家入了苏联籍，由俄共中央直接补贴生活，贵族极了。前苏联解体后特权被废除，王丹丁不得不下了海。
王明夫人孟庆树是中共延安时有名的美女，他和矮个子王明的结合曾被人笑谈为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前，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虽批准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十分不好，于是他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在王明赴苏时专门派了保健护士、警卫员和保姆，后来又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达半年多，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自60年代起，王明在苏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但中央对他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母公墓。现在王丹丁的母亲孟庆树和姐姐季米特洛夫的养女季米特洛娃（王丹妮）都已先后去世，只剩下，王丹丁和哥哥王丹芝，还有个俄国嫂子。
老秦不失男人本色地问她们都漂亮吗？代理商徐先生说我从84年开始定居莫斯科都见过，他嫂子长相中上等，他姐姐王丹妮十分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