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档案研究人员在柏林墙开建 46 周年前夕，公布了一份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冷战时期的书面密令，显示东德安全部门确曾下令对试图逃离东德的国民“格杀勿论”。这是第一份被发现的东德“格杀令”的书面资料。此前，相关人士一直否认曾有过这种命令。
研究人员在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的地区档案馆中发现了这份文件。文件长 7 页，日期标注为 1973 年 10 月 1 日。文件说明，东德国家安全部曾命令下属人员“阻止或杀死”任何企图从东德越过东西德边界者。
文件写道：“即使试图越界者有妇女和孩子相伴，也不要犹豫，向他们开火。”这道密令的接收方是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支特别部队。这个部队涉嫌参与阻止东德边防队员携家眷逃亡的行动。
从 1961 年到 1989 年间，有大约 2800 名边防队员在柏林墙东德一侧巡查。 270 名到 780 名东德居民由于试图越过柏林墙到达西德或其他国家而被打死。
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
霍夫曼将军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解散，并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现在的德国国防军，而这种完满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鲜有的事件。
霍夫曼将军的传奇有三：一、他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解散，并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现在的德国国防军，而这种完满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鲜有的事件。其二、柏林墙及其倒塌的因由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谜团，而霍夫曼将军又是能为 1989 年 11 月 9 日提供证词的见证人。其三、二战以后世界仅三个国家即东西德、南北朝鲜和中国存在着分离问题，霍夫曼将军亲历的和平统一，将不失为一块可能在将来帮助中国人的 “他山之石”。
特奥多尔·霍夫曼（ Theodor Hoffmann ），退役海军上将， 1935 年 2 月 27 日生于德国古斯泰维尔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 1952 年参加东德人民军海军，先后担任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司令， 1989 年 11 月 18 日出任莫德罗政府的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 1990 年 4 月起任国家人民军总司令。在两德统一的前三天，即 1990 年 9 月 30 日退出现役。
柏林墙倒塌时，我和我的同事毫不知情，谁也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命令。
周易（以下简称周）：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将军（以下简称霍）：第一次从远处看是 1970 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 1989 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周：柏林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霍：不同时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961 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这堵墙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东德带来繁荣，而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并且保住了东德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同时使得美国与苏联的利益得到明确的划分。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 1989 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堵墙给人们带来了痛苦。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有什么预感，事前是否做了一些准备？事后又有什么遗憾？
霍：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当时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我自己觉得与西德的边境打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很多东德人通过波兰、捷克逃往西德，这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只有允许他们暂时到西德去，当然是希望他们再回来的。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共高层与军方对民众的力量如何判断？你们当时料想到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霍：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没有正确认识民众的情绪，因为群众的抗议示威事件发生在民德国庆 40 周年之前，在 40 周年国庆期间，原本打算展示东德 40 年所取得的成果，而政府所要办的这种展示与民众的经历和感受不相符合。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就是用军队来对付抗议的民众。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希望来一场民主改革，而这种改革还必须对民众有益，包括对那些上街游行的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也都是想让民主德国变得更完善。如果当时我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做到改变东德人民生活这点的话，我就不会接任国防部长。我当时的信念就是会使东德变得更好，使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周：在发出解散人民军、和平统一德国这道命令时，您是否考虑过自己的个人前途？
霍：我当时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因为当时我承担着对整个国家人民和军队命运的责任，我的个人利益是置于人民利益之下的。
周：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值勤的前民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规定进行的，而那些规定又是国际上通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民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民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民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周：我对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的和平壮举深表敬意，之所以反复询问，其目的就是对历史负责，希望将军能理解。
霍：事件都是客观发生的，可是怎样评价就不同了，如何评价总是按照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向来评价的，我完全不指望在西德的电影或者节目中，东德人民军会扮演一个正面的形象，甚至连东德人民军放弃武装和平统一的行动，西德的媒体也会横加指责。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个搞法律的专家指出，在两德统一时，如果东德人民军当时起来用武力阻止的话，那么给他们定罪就无话可讲。
周：最终历史是会有这种结论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霍：哈哈哈！我相信在 20 年或者 30 年后人们对此评价会与今天的评价完全不同，可是我已经活不到那一天了。
周：在两德统一之后，您是否受到德国当局的审查？
霍：审没审查不知道，但是没有过任何法律上的询问，可能也对我进行过调查，但是没有什么具体问题。
周：您现在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霍：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 1989 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德的统一，虽然是绝对多数德国民众的意愿，可少数人利益也受到了伤害，可您当时的决定促进了德国的进步。
霍：这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还得看看再说。我觉得前东欧国家都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是进步还很难说。我一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支持东德的转折和社会变革，确保这一变革的和平进程，乃是正确之举。同样正确的是：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立即统一时，绝对应当有意识地走上德国统一的道路，并提出自己对此的设想和建议。
这样做之所以正确，其理由十分简单：军队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人民的意愿。东德武装力量的成员均对“国家人民军”的称谓十分珍视。社会内部体制的转变，本不是人民军的任务，人民军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适应这些变化。当统一进程开始后，人民军必须努力参与这一进程。
曾经服务于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如果要指责的话，就该指责当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保持沉默的人
周：您现在隶属于什么单位？具体还有什么福利待遇或医疗保险？在哪里领取？
霍：首先我已经退休了，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我的养老金是从统一后的德国的一个专门发放养老金的机构获得的。我退休金的 12 ％是要用来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另外 6 ％的医疗保险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
周：如果前东德不解体的话，您从正常的德共高级干部位置上离休，会有什么样待遇？
霍：如果东德不解体，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我不可能当上国防部长，还会继续当海军总司令的。
周：就按海军总司令的职位退休，您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霍：退休金大约和现在的差不太多，但用过去那份退休金生活质量会比现在高得多。
周：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东德时用我的退休金就很难买得到，因为物资短缺，很多东西用钱根本就买不到的，我也很难象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周：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当然，可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