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吴晓波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该“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这一篇专栏要写的人和事，远跟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有关，近则是被不久前的一个颁奖盛典引发出来的。
3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两年后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而我的心底却隐约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着很浓的普洱茶，沉着气，把它强行压了回去。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几天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的好，“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他在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做网民调查，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对票为零，每一条跟贴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从动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分钟起，我的内心始终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