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二）
二、“四渡赤水出奇兵”
据党神话说，遵义会议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掌握了军权，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士气高昂云云，再没比这更大的谎言了。实际上，伟大领袖在那当口夺了权，充分暴露了他作为玩票军人的最大缺点，那就是没有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因而闹得全军怨声载道，几乎再度酿成领导权危机。
毛此前的军事经验只限于指挥三次反围剿，但那是在自家地盘里打仗，占尽了地利与人和，敌情动向一目了然，可以事前与将领们仔细切磋战役计划。但长征就完全不同了：自己是客军，在陌生地域里行军作战，随时都在流动中，军情瞬息万变，根本就没有可能事前从容规划，并与实际指挥战斗的将领们商量，其实只能由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由中央去遥控反而坏事。事实证明，遵义会议后打的胜仗都是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赢得的，而败仗都是毛事前策划造成的。这就是林彪写信要夺权的根本原因。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强敌跟追、东逃西窜的情况下是否能立定脚跟，从头创建新的根据地？我认为不可能。
此前苏区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靠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的建立非但没有结束内战，反而使得内战以空前规模进行，而红军从来不是内战的主要目标，得以趁机勃兴。但九一八事变后军阀们失去了分裂中国的借口，即将爆发的宁粤大战不得不紧急刹车。国家虽未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混战毕竟停下来了，中央军有了剿匪余力。蒋介石欲借追剿红军而削藩，派兵穷追。地方军阀又生怕红军在自家地盘内安营扎寨，予蒋以吞并借口，是以积极参加会剿。红军只要一停下来，各派武装就要围上来，根本就没有喘息机会，遑论从头建立根据地。
所谓“四渡赤水”的辉煌战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后，原拟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湘西根据地，却遭到国军迎头痛击，在强渡湘江时减员过半。到贵州黎平后，政治局才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宜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但到达遵义后，却发现当地地脊民贫，因此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再度改变打算，决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红军放弃遵义，分三路向川黔边境开进，试图在宜宾与泸州之间渡过长江。
刘湘怕红军入川引来中央军，派川军入黔“御敌于国门之外”。毛以为川军好打，遂命令红三、五军团在土城附近进攻川军固守的青杠坡等阵地。不料川军火力强大，又占了地利，不但击退红军进攻，而且发起反攻，一直打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几乎突入指挥部（惜乎不中！），逼得军委把干部团投了进去，并急调在北边的一军团二师回援，才勉强守住阵地。激战终日，红军再也撑不下去，乃趁夜撤出战斗。
土城战斗乃遵义会议后毛第一次指挥的战役，却以惨败告终，伤亡高达4千多人（哈里森8226;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75页），约为当时红军总人数1/8。即使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也未受过如此重大损失。而这就是毛东山再起第一功。
毛在此役中犯了一系列错误：敌情不明便轻率地下了决心，低估了川军兵力与战力；不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却去进攻坚守阵地并占了地利的强敌。最主要的，还是他未能看出大势，总以为打上一两个决定性的歼灭战就能立定脚跟，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就算这一仗打赢了，只要一停下来，则敌军就会源源而来，越打越多，最终难逃被围歼的命运。
战败后红军撤往赤水河西的扎西（在今云南威信县），整编遭受重创的部队，是为所谓“一渡赤水”。此举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无非是逃避强敌而已。眼见川军如此厉害，渡江是别想了——其实也不可能，长江流到宜宾已是相当宽阔，而且川军防守严密，红军绝无可能强渡，真不知道军委怎么会想出这背时主意来。周毛等人再次放弃原计划，大概觉得还是黔军好打，又想回到遵义去，将“创造川西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改为“创造川滇黔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于是东渡赤水，是为第二渡。三军团从间道开至桐梓，接到军委命令，命他们相机占领遵义，在娄山关与黔军遭遇并击败之，顺势再占遵义城。中央军吴奇伟部旋即反攻，红军以三军团在城外西南面高地抗击，一军团从东南攻敌侧后，两军钳形夹击，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
此乃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胜仗，但这并不是伟大领袖运筹帷幄的结果。彭德怀对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抱怨说，娄山关遭遇战不但赢得侥幸，而且斩获不多：
“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彭德怀自述》，网络版，下同）
再占遵义打败中央军也不是毛而很可能是彭德怀指挥的，只是他畏祸，把它说成是两军团“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就连这仗他都很不满意，向军委建议：“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彭德怀年谱》，118页）。其唯一意义是为毛抬轿：“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战后毛泽东当上了前敌司令部政委，他为胜利冲昏头脑，以为川军虽硬，但中央军好打，遂与前敌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准备消灭驻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决心以“消灭周浑元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林彪、聂荣臻不同意这主张，主张打驻打鼓新场的黔军，获得朱德支持（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军委开会表决通过林案，毛竟然以辞职相要挟。不料弄假成真，大家都同意他辞职。他只好压下自尊心，连夜去游说周恩来。周被他说服，撤销了前议，召回了已向打鼓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次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组成了以周为首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全权指挥军事。
三人团遂按毛的主张，下令打鲁班场。彭德怀反对此举，认为周部早已进驻该地，野战工事已经构筑完毕，“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 月）但毛固执己见，鲁班场战斗因此打响。
这是毛指挥的第二个战役，也是第二次败仗。红军在“阵前遗尸七百余具”（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5］，第884页），光红一军团就伤亡489人（贵州人民出版社：《红军转战贵州》第123页），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毛此次的错误简直是犯得莫名其妙。在西南三省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差的，而且只在打鼓新场驻了一个师，是以林彪按兵法避实击虚的原则提出去打该敌，毛却置林彪、彭德怀的反对不顾，执意去打鲁班场的三个师中央军，而且还是攻坚战。这完全违反了他后来在1947年年底提出来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放过分散和孤立之敌，专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此后毛似乎又想再打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主意，遂令红军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开进，是为三渡赤水。但敌军迅即三面合围。红军不得不在刚刚渡过赤水后又返回赤水以东，是为第四渡。红军完全成了个小姑娘，把赤水河当成了猴皮筋，在上面跳来跳去，而这种无头苍蝇乱撞的盲动，竟然也就被无耻文人美化为什么神机妙算！
第四次渡过赤水后，毛仍未放弃与敌军决战后立定脚跟的幻想。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致电各军团领导人，提出要歼灭黔军。但此时红军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彭德怀觉得难以完成任务，建议转向西南乌江流域。这次毛总算听了他的话。红军于是南下，向贵阳虚晃一枪，随即南渡乌江。渡江后彭德怀又向军委建议攻占滇黔边区的盘县、平彝，必要时入滇。眼见在贵州实在折腾不出名堂来，三人团这才下定决心放弃黎平会议决议（“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挥师进入云南。御用文人把四渡赤水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盲动，吹成是为了进入云南的深谋远虑，完全是伪造历史。
进入云南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打个大胜仗建立根据地的固执念头，以军委的名义下令“与滇军决战”，准备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林彪于同日回电反对，指出：
“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是说，回贵州后路已断，云南也无法立足，有被围歼危险，唯一的出路是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东川，然后渡过金沙江入川。但毛泽东仍想在曲靖、沾益一带与滇军决战。可惜滇军不出击，跟追的中央军却先机抢占了盘县、平彝一线，红军有陷入重围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开会接纳了林彪的建议，分道西行北上，大队在禄劝县皎平渡口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
综上所述，所谓“四渡赤水”，乃是毛泽东的败笔而非什么“平生得意之笔”。他一以贯之的错误，乃是始终认识不到，为中央军跟追并为地方军阀堵截的客军，根本就没有可能立定脚跟，却始终幻想与敌决战，开创新根据地。先在黔北试，碰壁后改了主意，试图过长江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根据地。土城战败后被迫一渡赤水，若到了扎西后继续西进，即能轻松渡过并未设防的金沙江，实现原来的目的。他却要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再度试图“赤化贵州”。等到鲁班场再吃败仗，又毫无必要地三渡赤水，企图再过长江，刚渡过去又发现不妙，马上再渡回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浪费在这往返盲动里。回到赤水以东后，毛仍然幻想在黔南创建根据地，不行只好进入云南，又想在滇东北建立根据地，再度发现不行，最后只好听取林彪建议北上渡过金沙江。整个过程乃是个不断的“试错”过程，一试再试，一错再错，不但原来的战略设想统统落空，将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成大量减员，而且就连战术也乏善可陈，只有南渡乌江前以佯动诱敌突出重围可算战术上的成功。
其实四渡赤水后红军根本不必南下，西进即能渡过金沙江。红军在南渡乌江前，在北岸留下了红九军团作为诱敌的偏师。该军团走的就是林副说的“弓弦路 ”，非但没有减员，而且还扩充了兵力，最后在东川树桔渡口轻易渡过金沙江，其命运与毛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形成鲜明对比。就算毛爱走“弓背路”，也完全可以率偏师南渡乌江，让主力去走弓弦路。如此也就不会给主力带来那么多非战斗减员。
如此瞎指挥，连林副那一直备受毛泽东青睐的爱将都受不了，要串连彭德怀夺取前敌指挥权。这还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也致电中央反映了意见。据李德说：
“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其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洛甫甚至还找李德串连，暗示准备以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取代“三人团”。只是李德不赞成在危急时刻作此人事变动，博古也担心在此危急时刻派别斗争会招致红军覆亡，下定决心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党和军队领导才未分裂（奥托8226;布劳恩：《中国纪事》，155页、157页）。
自我英勇的工农红军建立以来，还从未出过这种事，就连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也不曾激起将领们如此强烈的腹诽与公开抗议，可见毛的指挥有多糟糕。要是张国焘当国写党史，这一段写下来只怕要比“王明路线”难看得多。
无怪乎张戎要以为毛是故意找借口避免过长江与张国焘会合，不过这阴谋论并无证据支持。我认为这一系列的盲动是“党指挥枪”、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无论是周，是毛，还是王稼祥，都是玩票的统帅，并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本节开头已经说过了，在万里长窜的紧急情况下，只能由前敌将领临机处置，不宜由中军统帅遥制，林彪的建议其实非常正确。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因为脱离了文人指挥，不但走得轻松愉快，而且还在打鼓新场附近伏击了黔军，俘敌1800人，缴枪 1000余支，而红军主力自渡过乌江后从未取得过这种胜利。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在掌权后急于施大手笔，扭转乾坤，开创新局面，挽救革命挽救党，却始终意识不到强敌跟追最多只能打圈子，并不可能立下足来从头“收拾金瓯一片”。为此他不惜抛掉在中央苏区学会的一点手艺，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攻坚乱碰”，因而一再碰壁，弄得群疑满腹，众难塞胸。
毛毕竟是聪明人，他大概也知道四渡赤水以及入云南走弓背路乃是他的平生败笔。文革以前，“四渡赤水”从未见于党史军史，就连肖华同志通篇歌颂伟大领袖的《长征组歌》，原来唱的也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待到林副倒霉，会理会议上的旧账被翻出来作罪证，那歌词才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 ”，而“我平生得意之笔”之说也忽焉鹊起。这神话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伟大领袖“先发制人，反败为胜”的一贯绝招罢了。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