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耻辱，更是我们的耻辱——也谈火烧圆明园（五）

五、他们的耻辱和我们的耻辱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双方都是耻辱。火烧圆明园的罪恶勾当，是英法永远也洗不去的耻辱，暴露了那两个所谓“文明国家”乃是毁灭文化的强盗。有的西方学者为之辩护说，既然中国违反国际公法，抓捕、虐待并杀害和谈代表，当然理应受到惩罚。这种辩护完全是对程序正义的无情践踏——以更大的罪行去惩罚罪行，乃是对西方法治精神的无情嘲笑。

退一万步说，就算火烧圆明园是justifiable的，那此前的抢劫又算什么事？那时联军还不知道39名人质已有20人丧生，而且恭亲王也答应了战后释放他们，联军还有什么理由去抢劫那些稀世珍宝？抢走了那么多横财，还有什么脸要求战争赔偿？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罪行，咱们也足足谴责了一个半世纪了。然而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火烧圆明园也同样是我们的耻辱，它暴露了中国人敢于自杀善于自杀的令人无从置信的惊天动地的愚蠢。这在我看来比英法的兽行还更丢脸——人家好歹是伤害外人，并不是施施然、恬恬然、昏昏然、大义凛凛然地伤害自身。

可惜国人只会自欺，唯一的智能便是抓替罪羊。150年过去了，咱们能总结出来的 “教训”，一共也就是两条。

第一条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咱们认为，帝国主义本是不讲道理的豺狼，奉行的乃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中国的全部过错就在于自家落后，所以唯一要做的，便是富国强兵，却不知道中国挨打绝不只是落后使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自己去招惹来的。因此，在那名言之后，恐怕还得加一句：“弱而好自傲、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就要讨打”，这才算是比较客观全面的总结。

另一个替罪羊当然是鞑子皇帝。在许多国人心目中，如今满人正在取代官方宣传中帝国主义的经典替罪羊角色。据说一切灾难都是满洲人造成的，如果汉人当家就绝不会有那一系列耻辱。

的确，连白痴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咸丰皇帝莫名其妙地害怕见“鬼”，怕到真的去见了鬼，则根本也就不会发生那一系列灾难。

不幸的是，若用传统礼教来衡量，咸丰皇帝非但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还是以身殉教的名教楷模，君臣之礼乃是天理大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世而不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不对皇帝行跪拜大礼的臣子。咸丰难道能去开那罪恶先例，作万世笑骂的昏君？如此名教罪人，非但死了见不得祖宗，而且必然遗臭万年。满清皇帝的敬业精神可不是明朝昏君能比的，虽然才干不一，但个个兢兢业业，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咸丰也不例外。他深明大义，能在这种原则问题上马虎过去么？

所以，要抓替罪羊，最后只能抓到礼教头上去。可惜老芦无学，还不知道孔老二原来是骚鞑子，更不知道林则徐、叶名琛乃至义和团等前仆后继的民族英雄们都是哈迷蚩后人。这倒是个学术攻关课题。在我看来，义和团绝对是胡人后裔，我早就用语音学证明过北方人多是胡人后代了。中科院某院士领导的线粒体DNA 研究报告，其发现与我的结论完全一致。林、叶则比较难些，一是福建人，一是湖北人。孔丘就更不用说了，他虽然是俺们山东老乡，可惜那阵子哈迷蚩好像没来得及出世呢。

事实上，如果当时是汉族当家，情况只会更糟糕。幸亏满鞑子是归化移民，在传统文化里没扎下太深的根，因此还没有汉人那么僵化，还保留了一点应变的智能。我早就有这种感觉，记得曾写在《中国ABC》中。后来看到西方学者的专著，其论点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最初采取应变措施的还是满族高官，诸如恭亲王奕?与文祥。两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最先推动者。恭亲王初步破除了天朝心态，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外交部总理衙门，并以之为基地，发动了最初的改革。没有他在中枢主持，则洋务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朝廷批准。

文盲的意淫谬论不足论，当年肃亲王早就驳过了。民初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内外交困，把外蒙西藏都丢了。肃亲王乃问民国某高官曰：你们说我们不行，丧权辱国，我们于是逊位让国，请你们来治理，现在怎么样了啊？问得那高官无言可对。他还不知道后世民族英雄毛泽东、周恩来拱手相让万里河山，主动割让外蒙，放弃藏南和滇西领土，向外国赠送的金钱恐怕超过清朝全部战争赔款的总和；江泽民放弃唐努乌梁海；胡锦涛放弃东海油气田主权……。这些人到底是伟大的汉人，还是哈迷蚩的后代啊？

说到底，可悲可耻之处，不在于过去的失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是国人至今只有寻找替罪羊的“智能”，却死也看不出中国在近现代遭受的一切灾难与耻辱，其内因就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全民惊人的低智商。

这可不是我以现代眼光作事后诸葛亮，乃是先知先觉郭嵩焘的深刻观察。他没能预见到的是，150年后，这种“文化诱导性智障”（Culture-induced mental handicap）仍无痊愈模样。

郭嵩焘于1859年被咸丰派去协助僧格林沁加强大沽口的防务。到任不久，他就针对咸丰让英法使团把兵船停在拦江沙外、再轻车简从入京的指示，提出必须吸取1858年英法轻取天津的教训，事前作通盘谋划，考虑好一系列问题：夷船来后，怎么去晓谕他们？如果夷人不听，坚持要把兵船开入海河，又该怎么处置？是战还是和？如果战败，该怎么收场？如果战胜，又该怎么保持常胜不败？先得做好整体战略策划，请示朝廷后定下来，再按那基本战略行事，到时根据情况作战术和策略上的变通，不能毫无长远战略，走一步算一步。那样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都只会“理势俱穷”（《郭嵩焘日记》卷一，218页）。

今天来看这些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清廷最醒目的蠢处，乃是根本就没有个长远战略，丝毫不想后事，只会临时应付，如同坐在着火的房子里，烧热了就挪个位置，绝不会想到必须冲出门去，遑论想法救火。最绝的是，打了个胜仗就举国如狂，丝毫想不到人家会来大举报复！

然而郭嵩焘的所谓先见之明，其实不过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常智罢了。可满朝文武就是没有。他言者谆谆，僧格林沁、瑞麟等人听者藐藐。等到夷船来了，便演出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那场闹剧：

“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语瑞秋帆学士云：在军无所赞益，安危大局，稍能见及，不敢不言。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圣心优勤如此，岂可乘骄愤以贸天下之名哉。学士取顺僧邸之意，不能用也。”（ibid，406-407页。）

可惜他的日记中恰好缺了大沽炮战前后几个月的记录，于是后人便无从确知僧格林沁具体是怎么“诱击”夷人的。夷人败退后，僧格林沁决定北塘撤防，他极力反对无效。读者或许还记得，联军后来就是在北塘登陆的，而僧格林沁埋下的地雷似乎并未见效。

此后他郁郁不得志，遂于1860年告病还乡。当他听到京城失陷的噩耗后，悲愤万分，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痛悼无已。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其辜矣！世人愦愦，至今未能省悟也，悲哉！”（ibid，401页）

那么，世人该省悟什么？郭嵩焘极其精辟地指出了：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ibid，第469页）

这“怕”、“诈”、“蛮”、“蠢”四字真言，便是咱们的爱国主义真谛。

所谓“怕”，就是恐外症，鬼话称为xenophobia者。当时国人对鬼子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认定华夷杂处是什么亡国大祸，必须坚持种族隔离的神圣原则，因此将对外通商与夷人进入内地看成是大祸临头，一有机会就想毁约。这种恐惧心理的极端表现，便是咸丰“怕见鬼症”。它其实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乃至拳乱爆发的主要主观原因。

这毛病被鬼子动用武力一度治愈，但在毛时代又大规模复发，中国再度被密封在罐头里，就连有点“海外关系”也成了“内控对象”。即使改革开放也不曾完全医好这毛病，国内封网就是证明。

郭嵩焘指出，这种恐惧没有什么依据。夷人占领了广州后，与督抚比邻而居，并未加以杀害（这不完全是事实，两广总督叶名琛可是被当成战俘抓到加尔各答去了。不过他是制军，算成战俘也说得过去。然而夷人又没有抓走直隶总督恒福。因此，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恨透了傲慢不逊的叶名琛）；占领了天津后，与道台知府比邻而居，也不曾杀害他们；占领了北京也是这样（郭不知道，欧洲的传统是占领军必须负责维持治安）。夷人不过是想来做生意，不是想抢走中国土地，残杀中国人民，而中国人反过来玩弄欺负人家，完全不拿人家当回事。士大夫不知以此为耻，坚决主战，耻于言和，这错得也太离谱了（《郭嵩焘日记》卷一，403页。为了节省篇幅，此处只作白话转述）。

所谓“诈”，就是国人最自豪的诸葛亮式神机妙算，诸如官兵化装为乡勇、官员装成乞丐之类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当年在《说东道西》，有个“秀才”网友说，国人的智力大概有毛病，要不怎么会有“此地无银”、“掩耳盗铃”一类成语？）。这点鬼子早就看透了。当年大清海关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他有个助手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乃是美国人，哈佛毕业生。在中国呆了许多年，写出了经典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其中评论中方在大沽炮战采用的韬略：

“中国官员们是按一套中国特有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显示出孩童式的狡黠，却丝毫不能骗人：他们说当地没有负责官员，想让双方关系破裂表现为觉醒了的愤怒的人民的自发行动。那样无论胜败，中方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只有鬼才会相信，如此精心准备的重要行动，而且靠的还是帝国的炮垒，竟会没有得到自皇帝以下的政府的完全支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55-656页。芦注：因为译文蹩脚到了看不懂的地步，笔者不得不作了改写。）

马士用的“孩童式的狡黠”，竟与郭嵩焘用的“小作戏剧”不谋而合，可见那完全是人类常识。诸葛式神机妙算，其基本假设就是夷人个个是白痴。

可惜马士不知道，比这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堂还有的是。据郭嵩焘说，大沽炮战前，僧格林沁觉得处处设防太贵，不如重点防卫，因此准备撤去汲沟营的防卫，把牛庄的防卫与田庄台并在一处。但此前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牛庄是通商港口，不能再在那儿设防。于是帮办大沽口防务的瑞麟与骆望如便拟稿上奏朝廷，建议欺骗鬼子，把要撤防的汲沟营说成是牛庄。郭嵩焘认为这太荒唐：要遵守和约，就不能去通商口岸防堵鬼子。硬指汲沟营为牛庄，人家怎么会相信？就算一时上当，两地不过相距百余里，迟早人家要发现真相。到时人家来问罪，又该怎么办？但瑞麟乃是内阁大学士，官比他大多了，于是他只能缄口不言，情知朝廷只会照准，只有叹息而已（ibid，225页）。

这难道不是真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秀才网友说的那话，或许有点道理，要不别的民族咋没此类成语涅？

如此玩弄小聪明，自以为得计，只能讨打，绝非自全之道。郭嵩焘早就在大沽炮战前预见到这点了：

“自古外夷之患，未有若今日。而言计者动务欺之诳之，能乎？否乎？班固言：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程子亦曰：与夷狄相接，常使理足于我。此道今人不讲久矣，所以终无自全之道也。”（ibid，218页）

所谓“蛮”，就是不讲道理胡来，“本非辱也，而视以为大辱若不可忍者”，处处看见“侮辱”，时时过度反应，令外人深恶痛绝。广州人民惊天动地的“反入城斗争”、近年的反日风潮、武力押运奥运圣火、抵制家乐福等等，都是这种弱者心态的充分暴露。

所谓“蠢”，就是我上面说的“文化诱导性智障”，其最主要、危害最大、也最顽固的表现，就是彻底缺乏人类常识，没有金刚钻，专揽瓷器活；没有那个肚，偏喝那碗醋，不知道弱国只能避战，决不能让强国抓到动武借口，更不能主动去挑衅甚至攻击人家，否则就是祸国以逞。郭嵩焘也早就指出了：

“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必能自立者。……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ibid，393页）

最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文化诱导性智障，使得全民不知祸福利害，不识好歹，不辨忠奸，专把那种“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的祸国戏子捧起来作民族英雄，把老成谋国之士诸如曾国藩、徐继畬、郭嵩焘骂成汉奸，于今仍然如此。

更难得的是，郭嵩焘还看到了那是宋明理学流行六七百年的恶果：

“自汉唐以来，所以控驭夷狄者，皆颇能知其节要，而觉南宋以后，议论世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ibid，400）

因为士绅集团从来代表传统社会的民意，所以，在理学变成士大夫一致的宗教信仰之后，便造成了民意劫持官府、甚至劫持朝廷、把国家连续拖入灾难的荒谬局面：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成祸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ibid，403页）

等到惹出大祸来之后，当初那些胆气如虹的壮士便一个个抱头鼠窜：

“夷人通商网利，并邻国交际之谊，亦无可言者。疆吏失抚绥之宜，诓诈无礼，以为所劫持，二十年如出一辙。圣人独心忧之，求所以消弭其患，而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其立言不过主尊朝廷、攘夷狄，以议论相高。本非辱也，而视以为大辱若不可忍者。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僧邸乃遂以无道行之，以速成其祸。士大夫之无识，贻祸天下固有余哉！今主且辱矣，僧邸以其兵退扎古北口，朝官纷纷出都，其能死者谁也？！（芦注：孔教主张“主辱臣死 ”，所以郭作此质问）南宋诸君子之议论，非以遗毒后世，而遗毒有明以至今者，士大夫之无识为之也，可胜浩叹！”（ibid，402）

这些观察又一次与马士不谋而合：

“事实上，已经发生的事件，正是中国每次与任何一个外国的争执结束后都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那就是，外国在对付了整个中国政府之后，还要对付那个不妥协的和拒绝接受由战争裁决作为最后结果的主战派。因此，每个结束战争的条约，都不过是下次谈判的基础，是走向最后解决的一个步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56页）

尽管我在引用时作了改写，但读者可能还是难以理解西式表述。他是说，大沽炮战这种事件是必定要发生的。因为外国与清廷签订了条约后还不行，还必须迫使下面信守条约，为此又得发动新的战争，去胁迫中国守约。这结果就是不断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为了迫使中方信守上次签订的和约，而它结束时签订的新的和约又要被违反，从而构成了下次战争的原因，如此循环下去，直到通向“最后解决”。

他虽然没说那“最后解决”是怎么回事，我的理解就是八国联军入侵。那在本质上就是列强“武力执法”，强迫中国信守签订了几十年的保护传教士的条约，最后终于制服了中国。

尽管咱们基于感情立场难以接受这话，但我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八国联军入侵，确实可以视为一个本质相同的过程的不断重复：不是毁约引起战争，就是战争导致必将被破坏的新和约，只有中日战争和中法战争大概是例外。

这过程之所以长达60年，其发生机制郭嵩焘已经指出了，就是以顽固官僚为首领、以士绅集团为核心、以无知愚民为炮灰，实行了“三结合”的中国人民，忠于传统生活方式，持续反抗列强把西方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沛然莫之能御的民意劫持了朝廷，最后甚至将之席卷而去。这就是官方宣传反复歌颂的“ 英勇的中国人民奋起抗暴”，至今还为许多国人引为自豪。

官方宣传其实也没怎么说错，可惜只说了前半截：要中国人民在安全时奋起抗暴乃是天下第二容易的事，第一容易的事则是当暴真的来了后，人民跑得比兔子他爹还快，把国家扔在灾难里。无论是广州人民英勇的反入城斗争，是拳匪痛杀大毛子和二毛子，还是“逼蒋抗日”的热血愤青，抑或是六四的民主斗士们，用的都是同一本戏谱，历时百年毫未走样。

这只是事实陈述，至于这些现象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当然是见仁见智，由读者自己去作判断吧。

（全文完）

作者：芦笛在芦笛自治区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11-08 周六, 上午5:46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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