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概述 / 覃戈鸣 (2)
白崇禧由九江飞汉口
整四十八、整七师、整二十八师大概到达到叶家集、金家集、英山、洗马畈、浠水之线时，白崇禧认为随着情况的发展战场的重心已经西移，必须到武汉去指挥才能捕捉战机。因此他率领副参谋长赵援、第三处代处长戈鸣、随从秘书杨受琼、无线电报话机一班和几个警卫人员从九江飞往汉口，九江指挥部由参谋长徐祖诒负责。白崇禧到汉口后由武汉行辕招待，驻在经常为蒋介石准备的但不怎么大的楼房里，这里就成为“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暂时的前进指挥所，由这里可以用长途电话与南京、九江、合肥、信阳、徐州……联络，用无线电报话机与整四十八师、整七师等作战部队联络。而九江指挥部可用无线电与所属作战部队旅以上的司令部和个别独立行动的团部联络。徐祖诒在九江经常将九江指挥部所得的重要情况和幕僚对作战指导上的意见用长途电话向白崇禧汇报。在这里和武汉行辕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对白崇禧的态度是很和顺的，白崇禧要武汉行辕所属的部队怎样办就怎样办，干脆叫他的主要参谋人员去参加白崇禧所主持的作战会报，听白崇禧的指示办理，完全符合白崇禧把武汉行辕的作战指挥权逐次抓过来的打算。
国民党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到达统制线形成包围态势
整四十八师和整七师的西进，如果不能保持齐头并进互相呼应的态势，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特别是整七师落后而整四十八师冒进时更加危险。而是否能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一方面决定于解放军抗击的情况，另一方面决定于整七师的粮食补给的问题。按照补给计划，整二十八师由黄梅到宋埠的距离近，补给方便，不成问题；整四十八师由六安到商城距离虽较远，但可由第八绥区征工征料修通六安至叶家集的汽车路，用汽车运输并征夫挑运补给，问题也能够解决；唯整七师由桐城、高河埠经鄂东的英山、罗田、洗马畈、蔡家河、团陂向麻城推进的距离更远，又没有汽车路，可以说是没有后方补给的，粮食是强迫士兵尽量多带和就地强迫征购来应付的。但是到洗马畈附近时，携带的粮食吃光了，携带的钞票也用完了(事前请领经费，补给机构不肯多发，因为多抓钱在手上可以多做投机生意)，该师师长钟纪用无线电报话机向白崇禧叫喊请求空投粮食，以免因补给耽误行程影响预定计划。白崇禧对钟纪说：“鄂东是产粮区，空投钞票就地征购行不行？”钟纪叫他的军需人员去调查后说：“行、”随后我与空军第三军区联络，约定空投时间地点(蔡家河附近)及空投场的烟火信号，并通知整七师照办。结果整七师和整四十八师、整二十八师均按预定计划到达前述的统制线，沿途没有战斗。整七师能够在鄂东就地征购粮食，除了鄂东是产粮区之外，还因为人民解放军到达这个地区时间不久，地主阶级的势力还残存，整七师一到，这些势力就出来帮助他们。
这时(1947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对刘邓大军主力大致形成了如下的态势：
一、解放军方面：刘邓大军的主力6~7个纵队在光山、白雀园、沙窝、黄安、七里坪、陡山河、宣化店之间的地区。
二、国民党军方面：
白崇禧所部：整十一师及整十师在潢川、寨河、竹竿铺一带。整四十八师在商城附近。整七师在白果市、麻城附近。整二十八师在歧亭、宋埠附近。后续兵团的一部——整九师(王凌云)的整九旅(陈克非)到达武汉。
程潜所部：整五十二师在平汉铁路南段的横店、孝感、花园、广水一带，交通总队的大半部在武胜关、柳林一带，均担任铁路交通守备。川军的两个独立旅在黄陂以北的长轩岭、河口、禹王城一带。武汉行辕信阳指挥所主任张轸(同时是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归白崇禧指挥)有一个独立步兵团及一些炮兵、工兵部队和地方团队在信阳，并指挥有铁甲列车一列担任铁路线上的巡逻。
白崇禧的围攻和刘邓大军的反围攻
白崇禧的决心和围攻部署 白崇禧在前述态势之下决心以“包围歼灭”刘邓大军主力之目的，命令所属部队以经扶(今新县)为中心目标，齐头并进，缩小包围态势，索“敌”而猛攻之。我和副参谋长赵援根据白崇禧的决心，研究围攻部署，草拟围攻电令，经白崇禧同意后发出。电令指挥各部队的进攻目标如下：
一、整四十八师由商城向白雀园、沙窝进攻。
二、整七师由麻城经福田河向小界岭进攻。
三、整二十八师由宋埠向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及其北方附近进攻。
四、整十一师由潢川、寨河经光山附近向泼陂河及其南方附近进攻。
五、整十师由罗山、竹竿铺附近向周党畈、晏家河进攻。
六、整九旅由武汉坐火车到横店下车开长轩岭、河口，准备机动使用。
七、空军第三军区侦察“敌”的动向，视察“国军”地面部队的前进情况，协助保持各师相互间的联系，并随时协力地面部队的战斗。
商城方面整四十八师被解放军牵着鼻子来回走
整四十八师照白崇禧的命令，由商城向白雀园、沙窝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第一天到达商城与白雀园间的半途中宿营(整十一师的一个旅到达光山)。第二天天明前整四十八师的参谋长林科连用无线电报话机报告情况，我去接他的电话(用规定的代码通话，并用粤语来补其不足)。他说：“敌万余已窜到整四十八师背后包围商城，城内有地方团队一个团防守。”我判断这是刘邓大军主力由内线转出外线的开始，其主力尚在“国军”的包围态势中。已转出外线的是他的一部，可能是一个纵队。并判断这个纵队是企图用牵制战术(牵牛战术)来把整四十八师拉回头走，把“国军”的整个包围的大网拉开一面，使其主力得以从商城与潢川之间(即整四十八师与整十一师的间隙)顺利地转出包围圈外的。我建议还是贯彻原来的计划，要整四十八师继续向白雀园、沙窝进攻。林科连和他的师长张光炜不同意我的主张，他们认为“敌人的大部队已经绕到自己的后背，如果继续向白雀园、沙窝进攻，将受敌人前后夹击”，并坚决要求“先解商城之围，将敌人驱逐后再转师西向，向白雀园、沙窝进攻”。我认为这样一来，“包围歼灭敌人的主力”的计划将完全落空。因为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去解商城之围又转回头来，最少要两天，“敌”的主力还不溜光吗？整四十八师虽有被夹击的可能，但不会被吃掉，因为“敌”的主力恋战，就会被“国军”四面围攻，不可能集中兵力来吃整四十八师。林科连说：“不先解商城之围很危险。”我把两人不同的意见报告白崇禧。白崇禧同意整四十八师的意见，因为他考虑到整四十八师是他的基本部队，不能让它去冒险，宁肯不打胜仗，首先不要牺牲自己的老本。这样，明知是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走的，也只好乖乖地去走。等到整四十八师解商城之围转回头再向白雀园、沙窝进攻，已经花去两天的时间(围商城的解放军于整四十八师到商城之前已经主动撤围向郭陆滩方向转移)，结果是两头扑空。仅仅李祖霖的一个团在白雀园附近遇上解放军的一个营，这个营显然是后卫性质的最后的掩护部队，且战且退，受到相当大的伤亡，最后化整为零了，而整四十八师再也搜索不到解放军的踪影了。
信、潢公路整十一师、整十师的间隙被突破，刘邓大军一部胜利转移淮北
在整四十八师到商城去的期间，据谍报称：“刘伯承于11月某日黄昏前在白雀园召开重要干部会议，开会的时间很短，到会的人员连夜赶回部队，情绪很紧张，有突围模样。”又据张轸由信阳电话报告：“刘伯承的部队利用夜间由寨河与竹竿铺之间向北‘突围’，寨河和竹竿铺的部队受到‘敌人’的攻击，发生剧战。”判断“敌人”的兵力为两万左右。
我和赵援就十万分之一图判断：认为已经“突围”转移到外线去的解放军最多不过半数(实际上是主力)，最少还有一半(实际上不到一半)尚在包围态势之中。由寨河、竹竿铺之间“突围”越过信、潢公路向淮北转移的“敌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渡过淮河。白崇禧同意这种判断。
因此，命令整十一师迅即派追击部队“跟踪追击”，在淮河南岸捕捉歼灭之。同时命令整四十八师立即由商城转回头来向白雀园、沙窝方向索“敌”而猛攻之。命令整七师、整二十八师迅速向经扶(今新县)方向前进，索“敌”而猛攻之。整四十八师方面的战斗经过如前述，整七师及整二十八师完全扑空。同时，还命令空军第三军区派出飞机侦察轰炸由息县附近渡过淮河的解放军，侦察其主力所在及行动方向，协同地面部队的攻击。
整十一师的追击部队于解放军越过信、潢公路的次日上午赶到息县附近淮河南岸的时候，解放军早已渡河完毕(后来才知道息县附近能徒涉的地方正面很宽，所以过河很迅速)，而且飞机到息县附近淮河北岸侦察，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没有发现。这不仅说不上追击，就说是送行都嫌太迟了。赵援和我都认为像整十一师这样重装备的部队，行动太迟钝了，对于机动灵活的“敌人”，难以捕捉战机。更使人惊奇的是，后来第二天(或第三天)的夜里，又有解放军的部队由寨河与竹竿铺之间越过信、潢公路，并在息县附近过淮河的。
综合情报判断，转移到淮北的解放军不下3万人，可能是刘伯承直接掌握在手上的战斗力最强的3个纵队。白崇禧大伤脑筋地说：“这些‘国军’部队，夜晚不能打仗，就缩在工事里，让‘敌人’大摇大摆地来来往往。”我说：“像整十一师这样的美式装备，反而不能捕捉有利的战机。白天有飞机、大炮、坦克协同作战方能打，但行动又迟钝；夜里，飞机、大炮、坦克不能支援，就干脆缩在硬壳壳里。这样，战斗不能达到战术、战略的要求，什么计划也会落空。”
刘邓大军第十纵队在柳林、谭家河间奋战，第十二纵队越过平汉路
11月底或12月初，白崇禧的汉口指挥所两三天接连地得到便探报告：有解放军两三万人经宣化店与周党畈中间向九里关方向西进。我判断其企图是将由信阳与武胜关之间的柳林附近越过平汉路向桐柏山去的。这个判断白崇禧、赵援、张轸(在信阳)、徐祖诒(在九江)都同意。我和赵援建议：“以击灭企图向桐柏山‘逃窜’之敌的目的，以整十师由竹竿铺、罗山附近昼夜兼程向柳林急进，向解放军的右侧背猛烈攻击；以新到信阳下车的整二十师(师长杨干才，两个旅共4个团)迅速秘密开到柳林西方附近地区占领伏击、堵击阵地，堵截解放军去路并与整十师前后夹击，包围歼灭之。”赵援和我就十万分之一地图计算时间空间，考虑地形和道路等条件。白崇禧用电话与在信阳的张轸和在九江的徐祖诒研究，大家一致地认为整二十师的阵地应该选择在信阳西南约30华里(柳林西方30余华里)的吴家店、谭家河附近。理由是：一、由柳林越过平汉路的解放军计算时间在整二十师由信阳出发时可能已到达柳林附近，因此不能用火车运往柳林下车再去占领柳林西侧附近的阵地，必须将阵地位置选择在柳林西方较远的地方，才能及时赶到并预先秘密地占领好阵地，以逸待劳，以有准备打“敌”的不意。二、吴家店、谭家河附近是西进的解放军必经之路(尤其是在夜间行军非走这条路不可，而解放军越过平汉铁路又必定是利用夜间的)，又有良好的地形适于作为堵击、伏击的阵地。白崇禧决心照上述的意见实施，并指示说：“罗广文、杨干才两个部队都归张轸(在信阳)就近指挥。”我和赵援草拟电令发出去。白崇禧用电话与张轸研究把整二十师开往吴家店附近的具体措施。张轸决定用控置在信阳的汽车连夜分批赶运往吴家店附近。整二十师到达后就在谭家河附近占领阵地。张轸又把他的直属部队张旭东独立团控置在信阳与谭家河之间，把其直属的炮兵、工兵部队的一部配置于信阳与柳林之间的东双河车站附近。第四交警总队(大半部)照原来的配置在武胜关至柳林的铁路线上。
整二十师在谭家河附近占领阵地后的一个白天过去了。到晚上，夜半过后，谭家河附近的战斗开始了。显然解放军是出乎意外地遭遇到整二十师的阻挡的。因为这个地区离信阳很近，在政治上是受反动势力的严密控制，在军事上是严密封锁情报的；而且整二十师是刚到信阳后就连夜开往吴家店的；同时越过平汉路西进的解放军是连日从大别山区赶路来的，在时间上也来不及侦察铁路以西的国民党军新变化的情况。整十师经过两夜两天的兼程急进也赶到柳林附近打上了。这时被前后夹击的人民解放军王宏坤纵队(第十纵队)奋勇地抗击，企图实破整二十师的阵地。白崇禧命令空军第三军区派飞机前往直接协同地面部队的战斗，但天阴云低，飞机看不到地面不能执行任务。我判断第十纵队可能于夜间从整二十师的右翼向西南方平靖关方向跑掉，因为这一方面是敞开的。白崇禧命令整九旅(3个步兵团、1个山炮营，美械装备)从长轩岭开横店上火车连夜运到武胜关下车，使用于武胜关与吴家店之间，企图对第十纵队四面包围。第十纵队打了一天，到夜里继续奋战，并没有乘夜摆脱包围。第二个白天这个纵队仍在整二十师及整十师的夹击中苦战。整九旅到达武胜关后因地形不熟，战场情况弄不清楚，糊里糊涂地展开在山地里，展开线离开战斗前线太远，展开的方向又发生错误，步兵在山地里、在山顶上乱转，它的炮兵又因为山高云低，无法观测；飞机仍然无法协同地面部队战斗。而这个美械装备的整九旅的步兵受的是美式战术、战斗的训练，没有飞机大炮的掩护是不敢去向人民解放军近战搏斗的。因此，第二个白天，整九旅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战斗。我一再用电话催促这个旅一面向前推进，一面向西延伸，以便在天黑以前把战场西南面的口子堵塞，但结果并没有堵上，这一天的晚上，第十纵队就突围，进入桐柏地区。由于这个纵队在被夹击中打了两天两夜，所以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仅被俘的指战员就有2000余人(内有团指挥员一人)，牺牲和受伤的估计可能在2000人左右。
由于第十纵队的英勇顽强的战斗，把白崇禧方面的注意力都吸到柳林方面，就没有注意到九里关方面还有解放军一万余人，他们秘密地向南移动，在两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从广水附近越过平汉线进入江汉地区。通过时既没有破坏铁路，也没有破坏电话电线，直到全部通过之后，白崇禧的汉口指挥所方知道。据后来的情报说这一万多人是刘邓大军的第十二纵队。
刘邓大军两个纵队分向桐柏山、大洪山展开后，平汉路南段东面的大别山和西面的桐柏山、大洪山都成为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游击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兵力，迫使其进行旷日持久的、疲于奔命的“清剿”，同时使平汉路南段国民党军的战略运输的大动脉成为随时可以被截断的一根蛛丝，使在华中指挥反共战争的白崇禧处于顾此失彼完全被动的地位。
被动挨打———国民党军不可避免的命运
国民党军被牵制在大别山区的兵力约四十个整编旅
前面已经说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区后，国民党军被歼灭的有整四十师等约6个整编旅。
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成立以后，归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区进攻的军队有：整七师、整四十八师、整二十八师、整十一师、整十师、整二十师、整四十六师、整九旅、青年军王大均旅和赵德树旅。归武汉行辕指挥参加对大别山区围攻的军队有：整五十二师、交警一个总队的大半部及张旭东步兵团、川军的四个独立旅等。
还有蒋介石抽调来的后续兵团于刘邓大军主力已经完成由内线转出外线之后才到达，赶不上参加围攻的：整二十五师(黄伯韬)、王凌云的整九师(即第二军，其整九旅参加了围攻的最后阶段)及整十五师、李铁军兵团的整三师、鲁道源的整五十八师、吴绍周的整八十五师等。
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外线离开大别山区，留置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区继续建立根据地。白崇禧的指挥所判断留置大别山的解放军部队可能有1至2个纵队，以配合军区部队的作战(实际上没有留置野战军的纵队，留置的主要的都是军区部队)，因此，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清剿”使用了整七师、整四十八师、整四十六师、整二十五师、整二十八师及青年军的一个旅。并用整十一师及整十师对淮北进行屡次扑空的“扫荡”。用王凌云的两个整编师(即两个军：第二军、第十五军)到南阳去成立第十三绥靖区。程潜对平汉路南段及宜昌、襄阳、老河口间的地区的守势作战还使用了4个整编师及5个旅以上的兵力。
由于蒋介石抽调郑州至驻马店间及其附近地区的兵力南下，打算参加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解放军陈赓兵团和陈粟大军的一部于12月中旬乘机对许昌、郾城、漯河、西平、遂平间的平汉路进行大破击，把国民党军的这条大动脉截断了。刘邓大军主力于12月初适时地转出外线，脱出大别山区国民党军的包围态势之外，使蒋介石南调的军队绝大部分未及参加围攻，并失去围攻的目标，同时又感到驻马店、郑州间平汉路被截断，李仲辛的一个整编旅在郾城被围困的痛苦(南京、徐州间的津浦路，徐州、郑州间的陇海路，郑州、武汉间的平汉路，南京、武汉间的长江，构成国民党军在中原广大地区战略循环的大动脉)，于是蒋介石于12月下半月电令抽调李铁军兵团部及其整三师和杨干才的整二十师由信阳、确山地区沿平汉路北上。蒋介石就是这样南来北去地被人民解放军牵着鼻子走的。
李铁军整三师在祝王砦、金刚寺被歼，杨干才整二十师在确山挨打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重新恢复郑州以南的平汉路的交通，限令李铁军指挥整三师和整二十师由信阳、确山经驻马店向郾城、许昌急进。电令并规定李铁军指挥的这两个师在北进中归白崇禧“区处”，就是说这两个师不归白崇禧指挥，但要白崇禧对他们的补给、运输等等给予照顾。为什么这两个师在白崇禧的战区里行动而不归白崇禧指挥呢？因为蒋介石对白崇禧不放心，他顾虑白崇禧抓着这两个师拿去作别的使用不放走，影响打通平汉路的计划。白崇禧和他的指挥部的幕僚因此对蒋介石不满，对李铁军兵团的北进作战行动也不过问，既没有考虑他们在途中有没有被围击的可能，也没有考虑策应和支援他们的部署。本来是可以使整三师和整二十师从驻马店北进时采取齐头并进的部署，并以整十一师及整十师跟着他们的后面做保镖的。由于蒋介石在南京用每天一次“官邸会报”的方式来指挥远在平汉路的作战，而一天24小时的情况变化又是很大的，不可能作适应机宜的处置，而白崇禧在武汉又不管和管不着。李铁军呢？对驻马店以北及铁路两侧的人民解放军的情况既不明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侦察(因为蒋介石限定他的行动和到达的日期)，而整三师和整二十师北进的部署又前后分离一天以上的行程，不能及时相救，就使人民解放军有各个歼灭的大好机会。
1947年12月26日(日子记不很明确，在26日左右)李铁军的兵团司令部及其整三师到达西平与遂平之间的祝王砦和金刚寺一带就被人民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攻击，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被全部歼灭。白崇禧派空军去支援也来不及，只在上空做吊丧式地兜几个圈子就返航报丧了。李铁军兵团部及整三师究竟被人民解放军的什么部队、多少兵力歼灭的，并没有得到所要的情报，只瞎猜是陈赓兵团和刘伯承、邓小平由大别山带到淮北去的主力部队(实际上是陈赓兵团和陈粟大军的一部)。
当李铁军整三师被歼灭的时候，杨干才的整二十师跟在后面一天多行程，又有被歼灭的危险，杨干才着了慌，向白崇禧请示，拟急退确山固守待援(确山有野战工事及粮食，地形也较好，城西南有制高点的山岗，城区并有城墙可凭据守)。因为杨干才的整二十师是川军，是杂牌部队，白崇禧想拉拢他作自己的羽翼，他并且在不久之前曾在白崇禧指挥下对第十纵队进攻卖过力，白崇禧很愿意救援他，一面答应杨干才的请求，一面部署罗广文指挥整十师及整十一师的一个旅由信阳东北、正阳西南地区分两路齐头并进，向确山的东面和东南兼程驰援，企图向围攻的刘邓大军主力(判断包括陈赓兵团)作反包围。并令空军第三军区昼夜不停地飞往确山上空支援整二十师的战斗。蒋介石也就电令整二十师归白崇禧指挥，由白崇禧负责解围。整二十师由12月28日至12月30日连续挨了三天四夜的打，城西南的制高点进行反复地争夺。整二十师白天依靠飞机的支援，夜间尽量地用火力来苟延性命，弹药消耗很大，全靠空投补充。随后，围攻确山的人民解放军于12月31日夜晚，当罗广文部尚未到达之前，主动地撤围。1948年元旦天明前，整二十师发觉围攻确山的解放军已经撤围向西北方向转移了。由于被打得失魂落魄，所以整二十师在解放军撤围后还不敢离开阵地一步。而罗广文率领的部队直到1948年元旦日落西山的时候才赶到确山。
主动和自由就是胜利，被动和挨打就是失败。纵观大别山战役，主动和自由始终都在人民解放军方面，而蒋介石、白崇禧一直是被动挨打的。虽然国民党军也曾使人民解放军受到一些损害和一定程度的困难，但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整四十师、整三师等8个整编旅以上的兵力被歼灭；约40个整编旅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原战场；华中、华东战略大动脉的平汉路(郑州、驻马店段)被截断；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成为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广大游击区；南京、武汉受到威胁；长江中游的交通和平汉路信阳、孝感段有随时被截断的可能。从此，蒋介石的全盘战略更加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1962年5月1日)
① 作者时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第三处上校代处长。
（完）
转自《湖北文史》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