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8年上大学，赶上89年夏天的天安门学潮，秋天的柏林墙倒塌。转眼20年过去，误打误撞地，我们居然荣升为历史见证人，而在未来的年轻人眼中，我们这些所谓的历史见证人，大概跟我们今天眼里的老知青没有两样。再过20年，如果我跟我的小孙女讲起64和柏林墙，她一定会睁圆她美丽纯洁的大眼睛，无限崇敬地说：奶奶，你好酷耶！
“我们那时候，”我坐在那张老得颠颠东东的木躺椅上，摇着那把破得稀里哗啦的大蒲扇，开始讲古。
其实，20年后，假设我把我在89年那个夏天的经历如实讲述给我可爱的小孙女，她一定会不屑一顾地说：奶奶，你真没劲！
我18岁的那个夏天，突然间每天晚饭后宿舍楼前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其中一个男生手拿一把高音喇叭，这个喇叭每次被拧开之后，先会发出一阵警车一样“呜呜呜”的尖叫声。他们每天从喇叭里宣读当天北京学生游行的最新情况和对BBC英文台报道的翻译，而我总是站在女生宿舍四楼的阳台上，在人群里寻找那个名叫严峻的男生的影子。他在他们中间，身长玉立，不能不令我心动。那些新闻和消息象一阵风刮过我的耳际，飘流在我的意识的顶层，很浅很浅。
众所周知，我18岁的时候是个名副其实的傻瓜。对于一个傻瓜来说，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傻瓜除了在春天的时候对着几片开败了的脏兮兮的合欢花滴两滴假惺惺的鳄鱼泪，在秋天的时候到月亮地里拿一瓶装满白开水的二锅头瓶子借水装疯，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生目标。这个世界只要有脏兮兮的花瓣和装二锅头的空瓶子，我们傻瓜的生活是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的，而这两样东西，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缺少过。
象警车一样呜呜尖叫的高音喇叭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上街游行了。那次游行是由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学院组织的，我们从白云山脚下出发，一直走一直走，经过三元里，越秀公园，走到中国大酒店门口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而严峻在队伍的最前面，根本看不见他的影子。我和同班的一个男生悄悄地溜到人群最后面，然后趁人不备，开了小差。在回去的路上，他请我吃了一个山芋味道的甜筒。
6月初，学校饭堂门口出现绝食静坐的人。高音喇叭里有一次宣布了拦截军车的计划，但是第二天醒来，同宿舍的人谁都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得以执行。某一天晚上，我们去英语系宿舍一楼看了一部录像，录像的画面非常模糊，黑漆漆的一片，在偶尔的灯光里看得到成队的坦克，听得见黑暗掩饰不住的哭声，喊叫声，还有，
枪声。
学校开始停课。有消息说中央内乱，广州军区已经自立旗帜，拉起队伍要和北方对垒，瓜分天下。广州北上的火车已经全部停开。
“要打内战了！”说话的人眼睛里除了惊恐还有兴奋。我照常去图书馆借小说，刚刚走到西语系教学楼前面，被几个男生挡在路口。
“小妹妹，空校了！”严峻很严肃地说，那是他对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回家去吧！”
他回不回家呢？我们可以坐同一辆火车吗？我在回宿舍的路上懵懵懂懂地乱想着。
去成都的火车也已经停开，我们买了去湛江的火车票，再从那里转车到贵阳，然后从贵阳回成都。我的老乡，在华工读书的阿涛坐在车厢地上弹吉他，我们面色凝重地唱崔健，同车的人买了盒饭请我们吃，说学生娃儿可怜。
到成都的时候，学校的电报已经躺在叔叔家的饭桌上：紧急返校，违者记过！
89年夏天剩余的日子，我们在写检查和反思讨论中度过。我自己胡说过什么我早就忘记了，唯一记得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说：学生的意图是好的，他们非常值得同情。这个老师后来到德国读博士，读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回去。
暑假从家里回到学校，严峻已经毕业，他被分配到一个从来没听说过名字的西北小城市。秋天的广州，夜晚还有温和的暖意，我的老乡阿涛和小川经常在周末来找我，我们在草地上跟着吉他吼崔健，喝空了很多瓶珠江啤酒，香烟熏得满嘴发木。阿涛酒量其实不大，一瓶啤酒没喝完，他就已经脸红脖子粗的，这时候他会放声大骂：他妈的都是骗人的！你们他妈的都是骗人！
阿涛和小川都参与过广州学运组织活动，据说我们夏天的游行收集到大笔金额的捐款，而这笔钱最后却不知去向。90年他们两个同时毕业，在那个建筑专业十分抢手的年代，阿涛被发放回乡，而小川比他幸运，他选择了留校读研。
后来阿涛成为我的好朋友旋子的丈夫，他早就不弹吉他了。每次我从德国回去，都看见他的腰围长了一圈。
“过耳，德国有什么好多西倒过来卖卖？”阿涛对我说。如今他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合伙人。
20年后，当我对着我可爱的小孙女，准备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会突然不知所措。我要告诉她什么呢？告诉她我的经历？那是真相的全部吗？告诉她历史？什么是历史？谁写的历史？
在我18岁那年，我虽然误打误撞地在边缘地带经历了中国近代最具争议的学潮，却还没有学会思考－－当一个人没有学会思考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分辨真假的。在后来的20年里头，我开始学习思考，64却已经成为了历史。在中国，自古以来，一切成为历史的东西都是真假莫辩的。在后来的20年里头，当我开始学习思考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假设当年我在北京上学，假设我心仪的男孩子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那我...？这个问题，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难以回答：假设我早生了20年，假设我生在一个又红又专的家庭，那我...?
假设我在我青春的18岁，为了爱情或者为了信仰，这样为今天的人不屑和嘲笑的理由，消失在天安门广场上，在我生命最后的瞬间，我会后悔吗？
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傻瓜，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消失是咎由自取。但是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傻瓜，－－而我之所以是个傻瓜，仅仅因为我还很年轻，我还充满热情－－我的存在就应该被否定，我的选择就应该被嘲笑吗？
当我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假设的时候，我看到了无数双年轻人闪烁的热情的眼睛，他们被淡漠在历史这面庄严的金色旗帜的背景上，如果不经意寻找，你会以为他们从来不曾存在。20年来，他们眼睛里的热情被悲哀洗刷着，正在褪去最后的一点色彩。
89年却还没有完结，那年秋天，有一天，我们的东德外教HerrRömer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激动地对我们宣布：柏林墙倒了！东西德终于统一了！
HerrRömer是个矮胖的德国人，平时寡言少语，在我们学校众多的来自各个国家的外教里头，他只和一个苏联女外教交往密切。其实当时学校还有一个老资格的也是东德派来的外教HerrZentner，但是他们两个见面时也仅止于客气的问候。我们后来才知道Zentner是东德共产党党员，柏林墙被推倒后，他回国遭到了审查。20年来，隔着时间去看我的大学岁月，我想起了HerrRömer，心头升起一点点理解和温暖。
我在德国认识的朋友阿明告诉我，柏林墙被推倒的那天他在场，并且亲自参与了推墙的活动。阿明80年代末到德国读博士，曾经担任柏林工大中国学生会主席，由于组织过接待柴玲到德国讲演的活动和其他一些事情，被列入中国领事馆的黑名单，并被拒绝护照延期。90年的那个秋天，阿明在异国的高墙上，用榔头狠狠敲击那些人造的隔离带，他看到了自己的祖国吗？他的威严伟大，历史悠久的祖国，那里没有养育过敢于为犹太人纪念碑下跪的维利布朗。
“我们那时候，”20年后，我坐在那张老得颠颠东东的躺椅上，摇着那把破得稀里哗啦的大蒲扇，开始给我可爱的小孙女讲古。
“奶奶，”我可爱的小孙女撅着她美丽的小嘴，不耐烦地说：“你又来了。下次吧，我现在要和妈妈进城去买那款最新的多维游戏机。”她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向往的快乐：“中国造的，好酷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