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春天

八九年春天，我在清华上学，三年级。

八六年科大和上海的学生运动在北京有所影响，但是北京不是中心地带。一向以政治中心自据的北京或许有些失落？到了八九年，终于铆足了劲，轰轰烈烈地演绎了一场影响广泛深远的政治运动。

胡耀邦逝世后，北大三角地开始陆续贴出一些大小字报。从悼念胡，逐步转向了对时事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反官倒和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上。从清华到北大骑自行车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几个读书不是很用功的同学晚饭后常常一溜就过去了。

慢慢地，清华也有不少大小字报出现。我们都看得很起劲。记得我还专门录了一盘带子，对着录音机的话筒念。迄今对那副麻将的对联，还有小康元年等等，印象深刻。现在也不知道这盘带子扔哪里去了。

北大成立自治会那个晚上我去了，深夜翻墙而入。现场有不少人，我在最外围，听不清楚中心地带重要人物们都在说些什么，在浑黄的灯光下，他们发言，念名单，只觉得他们慷慨激昂。我想这或许是个历史事件，好呆也见证了，虽然是远远地。

此后就有一些校内外的游行。我一般都参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很合理，我应该以行动支持一下。我甚至去过清华自治会的总部看他们需不需要人手帮忙，他们都很忙碌的样子，也没有人来搭理我的问话，我也就不再去掺和了。

这个理由一直很明确地支配着我的行动。也因此我一向反对并且反感有人说学生受蒙骗，不知道背景，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盲目，被人利用，等等。其实这次运动的开始有很多的自发性质，而且，即使是被利用，如果是为了一件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那也算不得上当受骗。

现在对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先后了，简单写一些记忆深刻的大事情，如同剪影一样，就算对当时的同学和自己的一丝纪念。错误或许难免。

（一）　人民大会堂前请愿

那天在广场学生很多，尤其是清华人，好象最多，主要起压阵脚的作用。有几次人群骚动，清华人就齐声喊，坐下，坐下，次序就稳定一些。

后来三位学生代表上了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然后他们跪了下去。

学生们轰然往前涌。清华静坐的队伍也都站了起来。旁边一个北京同学说，我回家去了，这样要出事。

当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对于政府的彻底绝望就在那时。我无法想象一个所谓人民的政府，面对三个背后有几万名同学支持的学生，以极其屈辱的方式递交一封没有任何地方过分的请愿书，而无动于衷，甘愿做缩头乌龟的。那时候大会堂里应该有很多政要，门口也有若干人游离，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出来把情愿书接走。有一个代表过来拥抱了一下跪着的学生，他好像姓杨。

（二）大游行

关于这一天的大游行，通知早就以校内游行的方式传达给学生了。

早上游行队伍从更北面的学校出发，经过清华时，我参加了进去。在北大校园转一圈，往南途经人大，师大，外语学院，队伍越来越长，浩浩荡荡喊着口号向天安门前进。途中遇到过一些警察设置的障碍，据说都是一冲而过。我们在后面，一点也不清楚最前面的队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中间还经常当学生纠察员，就是手拉手做成人墙，把游行队伍和观望的市民隔开，这主要是为了保持次序，以及防止捣乱分子进入。整个运动期间清华在高自联中没有唱主角的，但是清华参加的学生数量一直比较多，基本上就做一些象纠察那样的工作。

在长安街上队伍停了好一会，后来知道是前面的队伍正和新华门门口的警察较量。最后冲过去的时候，大家大声欢呼，觉得是个大胜利。

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大家全都喜气洋洋。在广场转了一圈出来，继续往东，说要沿二环走一圈。

后面整个就是一个庆祝胜利的游行，大家心情轻松而兴奋。我旁边有 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女学生，施施然地走，偶尔摆摆她的脖子，大家就欣然叫好。

市民们和我们一样兴奋，把我们当作英雄一般。有人在天桥上往下面扔面包，有人不停地在路边和游行的学生握手。

兴奋之余，脚步越来越沉重。到四道口的时候，天已经暗了，稀稀落落的队伍还在坚持走路。到了五道口，已近深夜。没有参加游行在学校里呆着的同学们很多骑着自行车来接应。游行者很多拒绝被载回去，高喊着“走回去”，“走回去”。后来一位骑车来接应的同学说，这帮人，象疯了一样。

是啊，整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能不疯狂么？

到寝室的时候已经深夜了，班主任还在宿舍里等着我们，食堂师傅临时加班，于是有同学主动去食堂买蛋汤来给我们喝。

很温暖的感觉。

（三）六四早晨

后来就长住在广场了。早上从广场回学校，蛋汤和煎饼，睡觉。晚上从学校出发骑车到广场守夜。因为晚上广场相对人少，怕被清场，所以需要人。有一次 晚上下完雨，帐篷里很潮湿，几个同学就带了一条毯子躺在一辆被废弃的公交车顶，我的左边是一个女同学，右边是一个男同学，紧挨着依然冷得直打哆嗦。我们有几个此后一直 很要好的同学，友谊正发展于这段时间。

绝食这种激烈的行为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没参加。

戒严那个晚上，好像有口罩发下来，教我们如何防止催泪弹，告诉我们挨打时要弯腰抱膝，打不还手。我不相信真的会如此，但是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那一夜吾尔开西声嘶力竭要大家朝东郊民巷撤退，和后面柴玲要大家冷静，原地待命的通知我记忆很深。对柴玲印象不错。

慢慢地就有点疲倦，身心都有。进驻广场的也以外地学生为主了。五月底，正好一个在西安交大读书的中学同学凑热闹来北京，回去时邀我去西安玩。我和同寝室的一位同学一起和他去了西安玩了一周。六月三号坐火车返京。

在车上总免不了谈论。一位坐在不远处的农民老大爷，过来训斥我们，说我们学生胡闹，说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说，你那是纵向比，我们要横向比，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自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气呼呼地回去了。

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位大爷的话很有代表性，说明了这次运动在老百姓基层基本上缺乏广泛的共鸣。从本质上来说是知识分子的运动。

六四凌晨，火车进入北京站。旁边正好停了一辆军列，几扇窗子开着。我们的车停稳后，我开了窗，问对面的军人，广场情况怎么样了？他表情阴郁，淡淡地说，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出车站，一到长安街上就觉得气氛不对。市民们三三两两扎着堆说着什么，评论着什么。于是听说了昨天晚上恐怖的一幕。说坦克如何压人，机枪往地铁通道里扫射，死人成堆等等。我看到了地面上有坦克履带的印痕，但是依然没有太大的感觉，问一位市民，广场怎么样了？还可以去广场么？他说，如果你要不怕被剃头，你就过去好了。

我一时没明白剃头的意思，归心似箭就想去广场，看看我们的帐篷还在不在，还有没有同学在坚守。

临近广场大约三四百米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密，和我一样好奇的人还是很多。这时突然有枪声想起，然后前面的人群轰然往后撤。我一下子如同受了惊的兔子，转身撒丫子狂奔起来。

枪声不时地响，仿佛就在耳边，我觉得我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一辆三轮拉着一个受伤的男人，他的耳边流着血。

我沿着街边红墙直往前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一点，一路上蹿下跳，还努力低着头，觉得背上的背包或许能挡一下子弹。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路口，不管三七二十一转了进去，心想只要离开了大街就好。但是枪声又响了，听着好象还在往胡同里射，刚刚想歇一歇的脚立刻又一次狂奔起来。

一直转过几个胡同，终于远离了枪声，这才安了心。

有一些三轮车在街上停着转着，叫了一辆送我到学校。沿路碰到一辆小汽车，大街小街地转悠，据说上面有一位小女孩的尸体，被打死的，母亲带着哭腔控诉。路边还有一些被烧毁的车子。

回到学校，听说要军管，学校不同意。校领导已经通知大家回家。

三天后，我踏上了漫长的回家路。


（四）回家

我们几个浙江宁波一带的老乡约好了一起回家。

据说北京站很不安全，我们就叫了一辆面包车到丰台站上的火车。半夜里火车停在山东或安徽境内的某一站，久久不动。据说是南京长江大桥被学生封锁了，过不去。无奈，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跳上了一辆去蚌埠的慢车，摇摇晃晃，停停开开，走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听说杭州钱塘江铁路桥也过不去，又决定绕道到芜湖，坐汽车到湖州，再到绍兴。

从蚌埠到芜湖的火车上遇见了三位在芜湖读中专的小姑娘，听说我们没钱了，慷慨解囊借了我们数十块，我们才得以支撑到家。秋季开学以后，我们把钱给还了，后来和其中的一位还有一段时间的联系，再后来就失了联系。

在绍兴等车时，在附近转了转，满大街的都是支持学运的标语。但是感觉好像和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天后到家，母亲悲喜交加，说我就像个叫花子一样，又黑又瘦又憔悴，但是好歹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