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院儿情怀 》---- 也谈北京的大院儿

   

        我所说的大院儿，并不是真正的大院儿，而是像陈向阳先生在他的 《 北京的大院儿》中所说的，是那种不带院墙的国家机关宿舍院儿。自五十年代起，作为首都的北京，随着相应机构的诞生，相继建起了不少的机关宿舍区，有些宿舍区便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机关宿舍大院儿”。
    六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城区和海淀区的交界处，就有这么一 个宿舍大院儿 。它左边紧挨全总干校和华侨公寓，右边与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相邻，是清一色的红砖平顶五层楼。这些楼房当年居住的全都是从各地调来北京的国家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其中除了国家经委计委和工交政治部的以外，还有一机部二机部的干部，等等。这些宿舍区虽然地处郊区远离闹市，但当年发生在“北京大院儿”和“北京孩子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详情可见刘仰东的《红底金字》---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和陈向阳的《北京的大院儿》），也同样都在这里发生了。从六三 . 六四年开始，经过“四清”，“文革”，这片宿舍区也和北京其它地方一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历经了多少人事沧桑和时代的变迁。不过我今天只是想写写当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很小很小但非常温磬有趣的事情。它们很小，小的甚至于都不值得一提，但它们又从来都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过。随着年纪的增长，对它们的感觉甚至于还越来越浓。每每想起都觉得亲切，可爱，让你不由得想从心底里发笑。之所以会这样，我知道，这是一种情怀，一种大院儿的情怀，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所形成的一种情感，没有在大院儿里住过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情感的。  人说“山里的孩子心爱山”，我说：大院儿的孩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大院儿，不管它是处在巅盛期还是没落期，也不管它将来的命运如何，那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永远都值得我们记忆。    
    大院儿趣事之一： 当年我们住得那栋楼有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15户人家。我们那个单元一楼孙爷爷一家是从东北调来的。孙爷爷中等身材，微微秃顶，灰白的胡子，灰白的头发加上一副老花眼镜和一件不离身的围裙，使他看起来活脱脱就像一个“白求恩”。“白求恩”孙爷爷为了支持他的儿子孙叔叔和儿媳李阿姨的革命工作，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北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孙叔叔一家洗衣做饭还带孩子，把一家老少三代8口人的生活重任都担在了肩上。孙爷爷不但吃苦耐劳，待人也很诚恳，在照顾好一家老小的生活以外还经常在外主持公道，因此深得人心。再加上他那酷似白求恩的长像，无疑也使大家对他平生几分好感，他是我们那一片受人尊重的老人。
    趣事之二：二楼黄叔叔一家是从青岛部队转业来的。这位昔日军官，虽已不在役，却仍喜欢穿那身合体的黄尼子军装。笔挺的尼子军装能更加显现出他军人般修长挺拔的身材。黄叔叔会当军官，也会教育子女。黄叔叔教育出来的女儿，不但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典型的三好学生），还尊师重教尊重老人团结同学好，深得老师同学家长们的喜爱。黄叔叔的女儿小学到中学所得的各种奖状早已将她家的一面墙贴满，这使我这个一辈子一个奖状都没得过的人时常感到惭愧。想知道多年以后在黄叔叔去世后什么事使他女儿最感激最念念不忘吗？那就是从她很小的时候起，黄叔叔的那种对她就像对待同龄人一样的一次次郑重其事语重心长的交谈，使她很小就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并且从父辈那里得到的重视和爱戴中找到了自我，肯定了自我，知道了自己应该站在哪里，走向何方。黄叔叔给于他女儿的巨大的精神食粮，足以使他女儿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
    趣事之三：三楼7号是从东北调来的韩叔叔一家。韩叔叔的名字叫“韩大夫”，这个“大夫”显然不是那个“大夫”的意思。韩叔叔养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如花似玉，一个赛过一个，两个儿子却都猴精猴精，无法无天。举一例说明：68年，当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时，韩叔叔的小儿子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想写一幅“反标”玩玩，并决定写那个最反动的。结果引来了派出所的民警联合家属委员会的一起，像大扫荡一样把他从五楼房顶的天花板里揪了出来，这个“小坏蛋”当时看起来真像一只小赖皮狗。后果可想而知，学校家长的那个一顿批，使得“大夫”的眉头锁的那个紧，终日都不见一个笑脸。不过“大夫”家的孩子也有一件事是可取的，那就是馒头蒸得特别好。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平时全得靠孩子自己，练就了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蒸一大锅馒头，就着大葱沾酱吃，奔香！东北人吗，“大葱沾酱，越吃越胖”。
    趣事之四：大夫对面的刘姓一家，也是从东北调来的，据说原是东北一家万人大厂的厂长（当时可能因为京城当官的太多，都没把他当成一回事。现在想起来，能当万人大厂的厂长也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呀！）。万人大厂的厂长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太太一连给他生了六个儿子，最大的十一岁。为了便于管理，更为了省事易记，六个儿子的名字就直接从阿拉伯数字中得来：“小达”“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每天到了晚饭时间，厂长太太就推开窗户亮开了嗓门：“小达小二回来吃晚饭了！”于是，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也都一个不拉地屁颠屁颠地回到家，从没失算过。有道是“捉猴先捉王”，看来在这里也是这个道理。曾经掌管万余人大厂的厂长还要同时养育这六个不大的小孩子，压力可想而知，厂长的日子也可想而知。如今我们每家只有一个，有的父母就已经焦头烂额。当然现在对孩子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当时，当时多数孩子只要能吃饱穿暖不生病最好也不要惹太多的麻烦就行。
    趣事之五：四层楼上住着上海来的包姓一家。按规矩，他们家小孩的外号自然都是叫“包子”“饺子”一类。“包饺子们“的外公是个老学究，酷爱读书，从上海来京探亲时把他们家所有的书籍都修补整理了一遍，还老眼昏花地循循教导他们不要忘记读书，不要轻视学习。可在那个年代，有谁重视学习呢？老学究外公就像老古董一样，和当时的形势有些格格不入。“包饺子们”还有一个好姨妈，能做一手的好裁缝活。每当姨妈来京度假时，都会把他们一家大大小小男女老少的四季服装给包下来。每当那时，就见姨妈一连多少天都坐在那里，裁裁剪剪缝缝补补。
    趣事之五：五楼的李是一对上海夫妇，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因为是上海人，一家子在一起时就总是叽叽咕咕地讲上海话，别人听不懂，他们也不在乎。再加上他们住在五楼，高高在上，平时多数邻居都和他家没什么来往，但有一件事却惊动了大家。文革初期，他家的小姑子来京探亲，外出正好碰上了大院儿的红卫兵，二话没说就把她的窄腿裤给剪掉了，吓得她抱头乱窜。要不是跑得快，恐怕连她的大包头也保不住啦。这一下不但把她给吓傻了，连邻居们也都害怕了，立马劝她返程回上海。
    30多年过去了，大院儿应该还是那个大院儿，可大院儿也已经又不是那个大院儿了。几次回国到那里一游，发现大院儿楼前的树长高了，楼房却显矮了；单元里住的人家多了，孩子数量却大大减少了；居民们的现代化生活水平提高了，相互来往渐少了；马路加宽了，交通却不便利了（把小道都堵死了）；开始兴私家车了，却把楼前的公共地盘占了；为了门户的安全，家家都装着不一样的铁门；楼道也不像以前那样能经常保持着清洁，肯定也不像以前那样家家户户轮流当值日生，现在的人都是关起门来扫自家雪。看着这一切，我还真是怀念当年的情景呢！
    我这是怎么了，难道真成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