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讲述中国有一位叫姚云竹的女将军（大校？）在一次国际学术座谈会上敢“与美国国务卿当面叫板”——太牛了！
所谓叫板，也就是向基辛格表达了不同意见，而基辛格接受了姚将军的不同见解。这就是“牛”？
另一次，在一个午宴上，各国代表“时而即兴表演节目，气氛轻松愉快”，在一个法国专家的钢琴伴奏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美国国歌。旁边有人说：“姚大校，我发现你不会唱美国国歌，我愿意教你。”姚云竹说：“可以，我愿意跟你学。不过，我敢保证，在座的没有一个会唱中国国歌，如果有兴趣，我愿意先教会诸位。”于是，她当即给在场的各国学者翻译和解释了中国国歌的歌词大意，讲解了中国国歌产生的历史背景，赢得一片赞叹。
这种做法算不算牛，我不敢说。但我知道，比姚将军更牛的还有，那就是我们的李中堂。
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双方一番客套之后俾斯麦说“我闻阁下有称为‘东方俾斯麦’者”，李中堂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牛！
还有：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来拜见李中堂，提议建立一个友好条约。在李大人眼里，日本只是一个蕞尔小国，岂能和天朝平起平坐？于是李大人来了个下马威：“就来两人？是不是太非礼了？”
日：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
李大笑：小小的。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
谈判的时候，当李鸿章发现一条：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李大人不由分说在两个“可”前各加一个字——“不”！
牛！
还有：1874年，清日战争一触即发。李中堂又与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大人吸着水烟，对面前的柳视而不见，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咳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柳原前光十分难堪，正要开口，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柳的裤腿上。柳气急败坏，正要发作，李中堂的两个侍卫把他摁下去。
我们的李大人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柳说，你们给俩钱吧，咱不打了。
李中堂大怒：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
牛！
可是，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不得不亲自跑到日本去求和。梁启超形容为“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
这回轮到伊藤博文牛气了：“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当李中堂被日本一愤青开枪击中左眼，日本外务大臣前来看望时，李大人躺在病床上眯着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熊！
一年之后，李中堂再次见到了“西方李鸿章”俾斯麦时， 竟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
何以至此？李中堂的牛其实是井底之蛙，也不懂起码的外交礼仪，只是图谋一时的口头痛快，面子上“争了光”，但是没有真正的实力和底气，算什么牛？
姚将军也是如此，外交场合的当面顶撞不算本事，相互尊重因势利导也不是下策。人家好心教你唱国歌何必反过来推销中国国歌呢？唱别人国歌有辱国格了吗？没有骨气了吗？卖国了吗？如果换成一个非洲小国外交官在中国，我们教他唱中国国歌，你觉得他是义正词严回绝，反过来教你唱他们国家的国歌好，还是和我们一起唱中国国歌符合当时的气氛？看看人家不是欣然接受姚将军的中国文化的演讲了吗？还“伸出大拇指称赞：‘姚大校，你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有这种气度才是牛。
联想到李小龙在银幕上痛打美国人，美国人反而喜欢甚至崇拜他。英军占领虎门炮台后，却为关天培厚礼海葬。
所以，只图口头快感是阿Q精神的再现，说到底，阿Q还是奴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人会觉得与基辛格“叫板”算是“牛”。那些习惯老是抬起头来看权贵的人，看见坐轿子的膝盖就发软，扑通一声下跪的人，才会觉得和基辛格叫板是牛。
这些“牛人”在那些画家、舞蹈家、歌唱家将军里面一定不少。我只是希望一旦中美开战，这些牛将军们不要做熊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