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震惊蒋介石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女英雄越狱失败

ZT：震惊蒋介石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女英雄越狱失败


　　1939年，共产党员张露萍由延安被派往重庆，与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组成特别支部，特支由张露萍负责，受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电台特支”源源不断送出的情报，对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避免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袭击和破坏，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7人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和贵州息烽监狱。1945年7月14日，7人牺牲于贵州息烽快活岭。由于他们从事的是极为秘密的工作，人们不了解他们的革命事迹，几十年来寂寂无名，经过艰难的调查，1983年，他们的事迹才为人所知。比英勇就义更难的是委曲求全。能为主义献身者，必重人格。牺牲众人眼中的人格，而为主义献身，则更为难能可贵。

　　一、军统局里的“红色”电台

　　1940年的一天，坐落在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

　　军统电讯总台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都是电台的骨干，他们处在国民党军统的这个秘密机关里，看到了太多的丑恶。

　　张蔚林，江苏无锡人，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里。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聪明好学，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因此，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久，这位使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诱骗一些学员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人民抗战的革命党。

　　不久，军统又派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等人，到皖南补充那里的潜伏电台通讯人员。由于身在偏僻的敌占山区，生活较为艰苦。加之，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上层人员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张蔚林的严重不满。腐败的国民党官员大发国难财，大肆贪污，对他们这些前线人员也不放过，经常克扣他们的薪水，张蔚林与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等抓住时机，联络其他秘密电台工作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这在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军统局内部是绝不允许的。因严重违反纪律，他们被调回重庆。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他们在一起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被专门监视内部人员的督察室发现，报告给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董找他单独谈话，他以“只是好奇看看，没别的意思”遮掩过去，加上他曾是董的得意门生，此事才没有被深究。

　　冯传庆出生于北平的一个电讯世家。由于他听力特别强，技术特别好，从国民党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军统知道后，拿着国民党军委会的公函将他从交通部调到国民党军统电台。

　　冯传庆在同事们的眼中，是一个勤奋好学、爱读进步书籍、思想进步、为人朴实、技术好的年轻人。他在天津电报局工作的时候，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西安事变以后，冯传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冯传庆早就听说苏联是一个到处充满光明、没有欺压、人人平等的国家，非常向往，他曾动员妹妹和自己一起去解放区投奔革命，但因为母亲孤身一人无人照顾而作罢。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国难当头，好男儿当为国分忧。”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受抗战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产党坚持抗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精神吸引。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突然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他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第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派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相信自己，张蔚林、冯传庆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他们向叶剑英提供了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诚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每次取送情报都是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亲自取送，虽然安排得非常的隐蔽，但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叶剑英正在考虑必须有人代替取送情报的时候，一个令叶剑英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由延安派回四川，利用自己家庭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人。1935年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她的同班好友车崇英常带她到自己家里去玩。

　　车崇英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袖车耀先的女儿，家里常常有进步书籍。余硕卿活泼伶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她常与车崇英等谈论国家大事，发泄对黑暗的社会和军阀统治的不满，还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车耀先主办的《大生周刊》，更是爱不释手，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车耀先发现这个可爱的幼苗，常常介绍文章给她读，余硕卿也经常向敬爱的“车伯伯”提出问题，她最爱听车伯伯谈话，有那么多她不明白的事情，经车伯伯稍稍一点拨便豁然开朗，她真羡慕崇英有这样一个好爸爸。

　　1936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16岁的余硕卿没有辜负车伯伯的厚望，她参加了成都的学联，担任宣传和交通等工作，天天奔波在农村乡镇，带领大家唱《铁蹄歌》，在成都街头挥舞着小拳头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她读完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当局认为她是个“危险分子”，强令她“另转他校”。不久，她跳级考入了蜀华中学高中部，仍然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

　　1937年6月，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先队”她如鱼得水，积极工作，还承担了交通、宣传、组织等工作，成了“民先队”的骨干。

　　1937年12月初，余硕卿的父亲逼迫她与重庆一个大官的儿子订婚，为了“尽快摆脱这个所谓的家”，在车耀先的鼓励支持与安排下，她与几个同学约好，悄然逃离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1938年2月，历经千辛万苦的余硕卿才到达延安，改名黎琳。

　　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她兴奋不已，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在陕北公学集训3个月后，转到抗大学习。因为没有合适的军装，她仍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把衣袖挽得高高的，走路也像小跑一样轻快地一蹦一跳，嘴里轻轻哼着歌，每逢开大会，会前和中间休息时总有歌咏活动，只要啦啦队呼喊：“女生队，唱一个！”黎琳就猛地站起来，甩一下短发，打着手势指挥：“黄河水，黄又黄，一二三唱！”

　　黄河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

　　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张家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人送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因为最后一句唱得最有感染力，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

　　1938年10月，黎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非常激动地向党表示：“要为人类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在延安紧张的学习和欢乐的生活中，经组织批准，黎琳与她刚到延安时在招待所认识的李清同志结了婚。1939年秋，刚结婚的黎琳接受任务，利用她的身份去重庆工作。在延安兵站，黎琳与新婚丈夫告别，“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

　　几十年后，李清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热呼呼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

　　在曾家岩，看着前来报到转关系要去成都的黎琳，叶剑英是上下打量，只说了一句“你先在这里住下”的话，就上楼去了。一头雾水的黎琳被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带到了宿舍住下，可她没有打开行李，因为她一直认为在这里接上关系后，就赶快去成都开展工作。她静静地坐在床前仔细地想，是自己出了什么差错吗？行前，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交代自己，先去重庆与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联系，接受南方局具体布置的工作任务，可为什么是这样？……

　　正当黎琳在那里苦苦猜想的时候，上楼的叶剑英非常兴奋地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延安派回四川做统战工作的黎琳来报到和接受任务的情况，还没有等周恩来讲话，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他的一个大胆的建议！他提出：改派黎琳在重庆做与军统电台张蔚林、冯传庆的情报联系工作！黎琳从延安来，经受过革命的锻炼，又有城市姑娘的气质和风度，很适合作联络掩护工作。周恩来在听了叶剑英对黎琳情况分析后，果断地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

　　在“周公馆”负责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派人跟黎琳谈话，要她白天开始对重庆的街道、对重庆的城市进行熟悉，要她上街购买衣服、化妆品，打扮自己，晚上派专人辅导她学习党的文件、学习有关开展秘密工作的纪律和规定。

　　住在“周公馆”的黎琳在休息和业余时间爱笑、爱动、爱唱，深得同志们喜欢，叶剑英同志有时也笑着叫她在延安时的外号“干一场”。在20多天的时间里，黎琳上街、学习，很快就完全熟悉了环境和掌握了秘密工作的知识，而且渐渐地变得沉稳起来。

　　一天，叶剑英同志亲自找她谈话，向她具体交代了新的任务：一是领导军统电台支部，掌握思想情况、加强教育和组织领导；二是通过建立中转站转送情报给南方局；三是在军统电台里继续发展秘密党员。叶剑英同志郑重地告诉黎琳：做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必须牢记地下工作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南方局军事组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军统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的妹妹，假说从上海老家来。11月底张蔚林从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南方局军事组对张露萍穿什么衣服，如何化妆，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

　　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再往“周公馆”送，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他们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X光透视机”，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了个通透。他们发回的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被我们的同志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

　　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张露萍在山城出入穿着打扮非常时髦，再加上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出双入对逛街、看电影等。而当时往来于延安与重庆的一些同志，曾经在街上看见过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却不理，有同志兴高采烈想与她打个照面却被冷漠地拒绝！改名为张露萍的黎琳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只能够这样。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人员纠缠在一起等等说法传回了延安，甚至还说她成为了叛徒！这一点，也成为了多年后不能宣传张露萍事迹的巨大障碍。

　　二、“红色电台”遭受破坏

　　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使张露萍领导的军统电台特别支部遭到了破坏！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被关禁闭，禁闭期间无法与党组织联系。怎么办！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离交班时间还有2个小时的机会，离开工作岗位，径直向南方局军事组去汇报。

　　张蔚林跑到南方局军事组后，汇报了发生的情况。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经反复分析研究，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扣押他只是为了惩罚，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军事组要求他立即返回工作岗位。

　　张蔚林当即返回浮图关军统电台处，敲响了军统电讯处副处长、他的老师董益三的家门，正当他在向董求情时，电话响了，董接完电话出来对张蔚林说：“你的事发了，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对戴笠说吧！”随后，几个特务进来，将张蔚林押了出去。

　　原来，当张蔚林离开岗位去南方局军事组报信时，恰遇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检查，发现无人值班、电台又处于非工作状态，立即派人找当班的张蔚林。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叶翔之搜查了他的值班住处，发现抽屉里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另外，叶翔之还发现了张蔚林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凭着经验的判断，叶翔之觉得张蔚林有问题。但是，当他想到，张蔚林是电讯专家、副处长董益三的得意弟子的时候，他决定先向董益三通报情况，结果董益三告诉叶翔之，张蔚林正在他那里。于是，张蔚林被逮捕。

　　张蔚林被关在军统看守所里，他非常担心特务去抄他在七星岗四德里村租的房子，那里也是秘密联络点。想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心急如焚：“一定要把我被捕的消息送出去，通知同志们转移。”

　　张蔚林把目光锁定在新上任的看守所长毛烈身上。于是张蔚林假称要取钱用，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对情况不熟，只知道张尉林是违纪的军统重要业务人员，为了拉好关系，毛烈帮助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七星岗四德里，并且得到了50元的犒赏。在秘密据点的人员全部转移了。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闻讯，感觉事关重大，他亲自查处此事。当他发现张蔚林居然还在外面租房子住时，立即派人去抄家搜查，但是，特务扑向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站时，已是人去楼空。

　　当戴笠知道是看守所的所长毛烈送信后，他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枪毙了毛烈。当晚，军统特务总队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并且逮捕了平时与张蔚林接触密切的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当军统特务总队包围了电讯总台时，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他听说张蔚林被逮捕的消息后，知道情况不妙，借着夜幕，他机警地翻后墙逃了出去。

　　冯传庆一路狂奔到“周公馆”曾家岩，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回去后的情况焦急万分时，突见冯传庆闯进来，军事组的同志们万分地惊讶！

　　冯传庆急促地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张蔚林已经被逮捕，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叶剑英同志从三楼走下来，了解了情况后，决定立即将冯传庆转移出重庆，护送他去延安。冯传庆焦急地对叶剑英同志说：能不能想办法，把张蔚林他们救出来？叶剑英同志安慰冯传庆不要难过，要他镇定，并且简要地给他分析了出现的问题，告诉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

　　看到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同志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并一再叮嘱：“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经过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在江边一个渔民的草棚子里一倒下便睡着了。早晨渔民来，发现一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草棚子里，顿起疑心，就报告了警察。冯传庆被带到警察局时，正遇军统发出的通缉令，上面有冯传庆的照片，警察局一对照片，就把他认出来了，然后立即将他交给军统局。至此，军统电台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7人全被逮捕。

　　三、被捕入狱

　　在个别审讯中，安文元在酷刑下叛变，交代了由张露萍领导的电台特别支部的全部情况。戴笠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是整治共产党的最好把柄，他下令严格仔细清查被捕人员的全部物品，结果发现了与成都张露萍的联络地址。军统经过推敲，以张蔚林的名义向成都的地址发出了“兄病，速回渝”的电报，按照纪律规定，张露萍在给南方局军事组拍电报报告此事的同时，买票动身回重庆。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由成都发回的电报后，知道张露萍中了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营救张露萍。但是，当张露萍在两路口车站一下车，就被守候的特务逮捕了，根本使营救无法实现！张露萍也被捕了！

　　张露萍被捕后，军统特务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严密的监视看管下，故意让张露萍出现在“周公馆”附近，并且让她来回在“周公馆”大门外走动。张露萍识破了特务的计谋，她强压泪水，慢步在中山四路，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进到院子里了，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她日夜思念的“家”呀。只要跨进去，她就可以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可以再大声唱“拿起刀枪干一场”，但她没有进去，她就是不往曾家岩看一眼，虽然她是那样的熟悉那个地方、向往那个地方，但是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为了党组织的利益，她坚强地走向前方！最后，监视和跟踪的特务只得失望而回。

　　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后是万分震惊！一反常态地将戴笠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一再在我面前吹嘘军统如何厉害，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共党的尖刀都插到你心脏里了，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党的电台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

　　戴笠更是气得疯了一般，在他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事。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向全体特务训话，大骂：魏大铭(电讯处长)真糊涂，共产党睡在身边都不知道。总台长也有问题，还敢出面保共产党。共产党都打进我们团体来了！他当场宣布，在军统局督察室成立“防奸股”，将军统内部可疑人员列入黑名单，经常派人监视。

　　此后一两个月，戴笠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整天拉长马脸，垂头丧气，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动辄对部下拳打脚踢，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审讯。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利诱威胁，始终只得到张露萍的“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的供词。张蔚林也只承认：“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被钉上死镣，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囚禁于白公馆。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坚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她始终坚持对军统电台支部的领导，把在延安学习的情况不断地讲给同志们听，她始终教育大家要绝对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自己的真实情况，做到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由白公馆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曾在息烽监狱、白公馆先后被关押14年的韩子栋，也就是红岩小说中疯老头的原形人物，在1948年越狱回到解放区对息烽监狱有过这样的描写：

　　在他们惨绝人寰的秘密监狱中，不宣判刑期，谁也不知道谁的命运，谁也不知道谁哪天生死，与社会隔绝，连父母妻子都不准通信息，无希望，无寄托，成年累月淹在惴惴待毙的恐怖里。没有一定信仰，没有坚强意志的人们，说什么他不发神经呢？！秘密监狱，无经常的办法，无一定的规矩，朝令夕改，夕令朝异，造谣生事，制造恐怖，让恐怖震慑犯人的神经，摧毁犯人的精神，绝对没有抗议的余地。秘密监狱绝对与社会隔离，断绝父母妻子的消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没有抚慰，没有希望，完全陷入到绝望痛苦的深渊里。“不坐牢不知坐牢的苦。”隔离社会，断绝亲属的味道，没有经历过的，是不容易想象出来的。

　　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住17个人，而且借口休养人身体弱，容易伤风，把窗户糊得严严的，这样就造成了空气不足、光线不足的黑屋子。这就是十六七个人的小天地，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小天地里。

　　监房的水历来是不够用的，十六七个人，每天两担水，吃喝洗碗，洗牙洗脸，洗衣服，洗马桶，洗澡，统由这两担水内开支，有喝的没用的，有用的没喝的，于是，水变成了宝贝。水是宝贝，新鲜空气更是宝贝。管理员一近门口，多用手巾蒙起鼻子来。我这里只说的门口，门内呢？汗气、炭气、尿臊气、大粪气、霉气，集气体混合之大牢空气极坏，光线坏，水少，可以说是监狱的一般现象。

　　除了这些生活条件不堪设想外，张露萍他们所面临的还有来自狱中难友的精神压力！在息烽监狱，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救亡运动领袖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当张露萍等7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自己看着长大，亲自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时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身体很虚弱。

几个月来，张露萍他们除了被审讯就没有再与自己的同志打过交道，到了息烽监狱张露萍见到了她非常熟悉的罗世文、车耀先，当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张露萍竟然失声大哭了起来！罗世文、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要和她接触，她却总是尽量地回避！作为“军统严重违纪”分子的他们，在狱中也不能改变这个“名不符实”的身份啊！所以，在息烽监狱，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一直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看见自己的同志，得到的却是愤怒的目光！

　　车耀先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从小与自己的女儿一起，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怎么会跟军统特务违纪分子搅在了一起？他曾经试图从张露萍嘴里知道答案，但张露萍告诉他：“车伯伯，一些没有必要知道的情况，我就不告诉你，你以后也别问，好吗？”

　　1943年，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在息烽搞所谓的“感化教育”，狱中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到解脱了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脚镣，住进感化院，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杨洸、赵力耕日语很好，每天定下课程教其他人学日语，还经常用日语对话。冯传庆多才多艺，把废纸盒做成扑克牌，供大家娱乐。

陈国柱新婚不久即被捕，难友开玩笑，说他是“新郎官坐牢”，他也只笑一笑，说：“为革命坐牢，心甘情愿。”赵力耕因长期关在阴暗潮湿的禁闭室，得了严重的风湿，几乎瘫痪，他仍对难友说：“爱国何惧死，历史将证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张露萍在狱中养了一只鸡，难友徐宝芝生了小孩后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哭，张露萍就每天把母鸡下的蛋给小孩吃。难友们见她身体也不好，劝她把鸡杀了营养一下身体，她回答说：“不杀，留下生蛋给小妹妹吃。”徐宝芝非常感动，给孩子取名叫“纪萍”。

　　监狱主任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早就垂涎张露萍的美貌。一天，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耍出流氓手段，张露萍厉声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了人！”厚颜无耻的周养浩又挨过身去，就要动手动脚，“啪！啪”脸上挨了火辣辣的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只好哑巴吃黄连，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

　　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按照息烽监狱开展感化教育的规定，张露萍利用了敌人允许她参加文娱活动、唱歌演戏的机会联络难友，策反看守，为越狱做准备。她利用演《女谍》过程中结识的李任夫，去做看守人员的工作，并通过李任夫与其他难友秘密联络。

　　有一天，狱方突然搜查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周养浩立即召集全体人员集合，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打得鲜血直流，寸步难行，还加戴重镣，罚吃盐水饭一月。张露萍也被戴上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说她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是受人欺骗上了当，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两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她。然而周养浩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张露萍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到重庆开释。张露萍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她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红宝石戒指，又从皮箱里取出一件礼物送给一位难友，说：“这个打火机你留着吧，它对你有用。”她要与她一块演过戏的一位女难友替她梳头、化妆，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难友颤抖着手接过胭脂盒，眼泪“刷刷”地流出来，张露萍安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

　　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6位同志都提着行李，站在卡车前，静静地看张露萍做完这一切，上车时都争着扶她一把。

　　汽车发动了，张露萍等7位同志微笑着站立车上，挥手向难友们告别，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们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们要用微笑去面对死亡，迎接永生。难友们早已是泪眼朦胧，目送汽车消失在滚滚尘烟中，只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歌声。

　　卡车行驶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了下来，刽子手按事先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叫张露萍等7人下车，去仓库搬服装，装上车，休息会儿再走。

　　当他们刚走上仓库台阶，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都中弹倒下了。

　　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33岁，张露萍才24岁。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他们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解放后，张露萍以余硕卿的名字被评为烈士，而她作为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却不为人所知，张蔚林等6人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一直无法得到人民的祭奠。

1983年，经过艰难曲折的调查，终于弄清了7位同志的事迹。而一直惦记着这7位同志的叶剑英同志，在听到“军统集中营殉难人员复查小组”同志汇报这7位同志的事迹时，热泪盈眶，非常激动，连声疾呼：“啊，我记得记得，冯传庆同志走的时候我还送他一件皮袄呢。”叶剑英同志亲笔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张蔚林等 7人于1983年被评定为烈士，一直悬疑不决的军统“特嫌案”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假如，他们当年在狱中向狱中党组织讲了他们的真实情况，他们解放后就不会背上“军统特嫌”的名声；但是他们没有，特别是张露萍始终按照南方局的要求，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关系，严守着组织机密。

　　假如，当年张露萍向狱中党组织讲出她就是延安的黎琳，她也许不会埋名20多年！

　　但是，一切的假如对那时的革命者来说都是假设！

　　今天，牺牲在集中营的还有一些无名的烈士，还有很多烈士甚至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我们却不会忘记为新中国成立而奉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山城重庆，红岩的历史将永远留下他们的感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