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学生党员，东生受到造反同学的指责，一时不知该怎么办，让我去给他出出主意。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发现该校女生的比例超过了男生，和我们人民大学截然相反。我们班40人，女生只有8人，物以稀为贵，我们班的女生很快就被高年级和其他系的男生盯上了。
师院女生多，两派冲突就会文明的多。我去时，数百人正拥挤在教室大楼的走廊里辩论，东生拉着我去听辩论，他的崇拜者不少。因人多拥挤，加上高温，竟然有好几个女生晕了过去。我对东生开玩笑：“拥护你的美女不少啊！还是你们学校好，辩论很文明，不像我们学校。”
大学毕业后，我俩都参了军。东生在济南军区当兵，我在沈阳军区当兵。东生的父亲那时已调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回到老领导杨得志身边。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山东胜利油田工作，去济南看望东生的机会多了。东生结婚了，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在济南军区高干子弟中传得沸沸扬扬。我打电话给东生，东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小许人不错，你来了能看到。”
到了孙司令家，东生和夫人在院子门口迎接我。小许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端庄秀丽。和东生父亲打了招呼后，东生把我拉到他屋里说悄悄话。小许原在军区文工团，家庭出身好，人也漂亮，军区为某人“选妃子”，把她作为候选人，幸亏老天有眼，小许没有陷入张宁那样的悲惨经历。后来她被选送学医，和东生一个单位，俩人感情很深。
我调到北京后，有一次到济南出差，去看望东生。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东生听说我父亲参加了三中全会前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赶快拉着他父亲一起听我讲小道消息。
在官方宣传上，是三中全会做出了重大决定。实际上，做出决定的是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真正掌握权力的各省、各部委、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有的不是中央委员。另外，还有一大批刚解放的领导人还没有安排工作，他们无法参加中央全会，但可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此，中央先开高级干部领导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然后再开中央全会。
被称之为“第二次遵义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212人。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会议上，华国锋主席原想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即经济问题，没想到谭震林、陈云等带头放炮，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等问题，提出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老干部平反。华国锋比较开明，敞开让大家发表意见，每天出十几期简报，刊登各小组发言。会议开到后来，不但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四人被与会者点名批评，华国锋也因坚持“两个凡是”受到批评。会议还涉及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及建国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这是我党建国来最民主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
邓小平因出国，会议后期才参加，看到会议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对原来准备的闭幕时的讲话重新进行了修改。开三中全会时，无论是华国锋、邓小平都没再讲话，与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的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
东生的父亲是红一军团的，一直跟着毛主席，对毛怀有纯朴的感情，他告诉我，解放后，毛还请他到中南海吃过饭。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干部不接触经济问题，不了解下面饿死人的情况，对大跃进的危害体会不到；文革时，军队干部受冲击者少，不知道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的情况，因此对毛的晚年错误感受不深。对中央工作会议否定文革及批评毛的晚年错误，孙继先一时接受不了，结果我俩发生争论。
他作为参加革命几十年的长辈，知道得比我多，本来应占有优势。但我看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全部简报，发言的那些人比起孙继先的资格要老，知道的内幕要多，我记忆力又好，结果我占据了掌握事实多的优势。东生的观点和我一致。在他父亲每次打断我的讲话和我辩论时，他都站在我这一边。
吃完午饭后，老头子既想听小道消息，又不服气地想和我辩论，结果打破了多年来午睡的习惯，我们一直谈到了下午四点多。老头子还不想让我走，说：“你在这里吃晚饭吧。”我说：“不行了，我都呆了一天了，有空我再来。”
1989年，东生转业回到北京，我们见面多了。他开始是在国家计生委工作，后来调到中国科协下属的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当办公室主任，因不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度心情郁闷，想调到我主管的单位。我当时在国务院某部门当司长，我们司各处处长满员，不好安排。
我详细听他介绍情况后，说：“你所遇到的问题，是所有军队下来的干部遇到的共同问题，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在军队，凡是领导不喜欢的或群众关系不好的，都会被复员或专业，因此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得多，军队干部一般都不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到了地方，首先要过好这一关，不能太直率，尤其对领导。”
我们俩的单位离的很近，都在北三环上，东生有空就来找我交流心得。东生为人厚道，稍加指点，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交谊舞盛行，大的单位周末经常举行舞会。小许在总政干休所工作，很想学跳舞。东生知道我会跳舞，让我教小许。这时，东生的父亲已去世，他们住在东单他母亲那里。利用周末，他们来我家或我去他们家，每次都是东生打电话约我。我让东生一起学，东生以自己笨为借口，不肯学，但每次都陪着小许来。有时我们一起到军博旁边的军委小礼堂等地跳舞，东生一直坐在那里，以欣赏的目光看着小许跳，直到舞会结束，从不嫌麻烦。我所接触的人中，如果夫妻一方不喜欢跳舞，很容易为跳舞两口子闹矛盾。像东生这样支持并心甘陪伴自己爱人的，没有第二人。可以看出东生与小许非常恩爱。
东生曾参加过某老帅的传记写作，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在党史研究上有一定的水平，也培养出独立思考的作风。我曾向他推荐描写辽沈战役的《雪白血红》一书，我说：“这是我们64军的一个干事写的，采访了国共双方参战的将领和当事人，用双方的回忆对比把战场的实际情况勾画的十分清楚。既讲了我军的胜利，也提到我军当时存在的问题，这是我看到的最客观的纪实报道。他因此书曾被总政肯定，被当地本溪市政府捧到天上，又被王震告状，打入地狱。但我认为，研究历史就应该像他那样实事求是。”东生同意我的观点。
我出国后回国探亲，去看望东生，东生已调到中国科协声像中心当副主任，是局级干部了。东生问我：“你认为两边反差最大的是什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说：“中美两国因社会制度不同、东西文化的差异，差别很大，美国有美国的问题，这点出国前就知道。但有三点是出国前估计不足的，因而也是我感受最深的：
一是两国信息量差别很大。到了美国，各方面的信息铺天而来，仅中文报纸就有几十种，左中右的都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没有人约束你的思想、要求你和当政者一致，一切由你自己去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敢于批评是这个国家进步的动力，从总统到市长、议员，对媒体批评甚至攻击、搞笑的承受力极强。而能包容各种意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二是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社会差别太大了。我在美国提出一个特别可笑的问题，是谁在做人们的思想工作？后来发现，宗教在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得，各种宗教和谐共处，在慈善事业、道德教育及做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成为社会的稳定剂及凝聚力。
三是社会、媒体、在野党对执政官员监督力度之大，是我们在国内时想象不到的。美国人民对政府官员品质问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尼克松、克林顿、小布什都因为有这方面的问题而面临过执政危机。在这个社会，个人信誉是第一位的，说谎、造假的人有，但是绝对没有市场。”
东生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列宁预言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二次大战后能如此稳定地发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什么原因使他们的社会矛盾反而比我们还缓和？是什么原因使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被本国人民所抛弃？国内一些专家的文章我看了，有局限，回避关键问题，糊弄一下老百姓可以，但作为指导国家制订方针的依据我看不行。你在国外有条件，建议你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国外这几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大事，如“911”、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北约轰炸南联盟等。中美之间也出现多次危机，如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中美飞机撞击、中国加入世贸的中美谈判等。每次我回来见到东生，他都迫不及待地问我：“国外是怎么报道这件事的？有没有国内没报道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美国人民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东生说：“咱们这一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在实践中，由盲目崇拜到学会了独立思考。对任何一样事情，都希望能全面地了解情况，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像毛主席说的多问几个为什么，自己做出判断。国内因各种原因，往往只是单方面的观点，因此我特别喜欢听你聊天，听你介绍我所不知道的情况，每次都有收获。”
2003年，东生担任了大众科技报社社长，成为正局级干部。东生能走到这一步，全靠自己的努力。我俩每次见面，不管谈什么问题，总是能达到共识，这也是我们友谊长存的根本原因。这个阶段，我们俩见面除了聊国际上的大事外，经常议论的还有国内日益严重的一些问题，如社会腐败、环境污染、公民道德及素质等问题。东生是一个永不停止思索的人，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干部。
东生虽为高干子弟，从小俭朴低调；身为高级干部，一直为政清廉。他为人厚道，待人真诚，是极为难得的知心好友。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我和他的友谊是最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