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立本：移民研究与探讨

丘立本：移民研究与探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提要：本文作者从中国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及外资在扩大就业中的作用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移民的趋势，指出：未来中国“移民峰”起落时段也定会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也有可能比韩国还要短。

　　从世界移民的经验看我国国际移民的趋势

　　世界移民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口稠密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由于人口的增长,新兴工业城市尚无能力吸收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普遍出现人口外流的移民潮。欧洲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出现的移民大潮，就是最好的例子。

　　欧洲人口的大量外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展引起的。欧洲产业革命的完成和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使欧洲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1750年欧洲总人口只有1.4亿,到1900年已增至4亿。1650-1900年,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由18.3%上升至24.9%。欧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人口大量外流的前提条件,而人口外流的直接原因则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人口相对过剩为资本提供产业后备军,而产业后备军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须的条件，但相对剩余人口在数量上不是没有限度的，它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 就必然引起人口外流。1900-1915年，欧洲掀起空前的移民高潮，平均每年外迁人口达150万，比19世纪中叶每年外迁人口平均数多四倍。

　　世界历史又告诉我们：这种多次迭起对外移民浪潮不是永无止境的，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随着国内工资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移民高潮就会逐渐低落下来，而当人口生育率出现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造成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时，原先的移民输出国就成了移民的净输入国。欧洲发达国家都先后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这种移民出国潮由低到高再转低的曲折过程(Emigration transition)犹如驼峰起伏，Philip Martin和Edward Taylor (1996)称之为“移民峰”(migration hump)。经济史学家Timothy Hatton和Jeffrey Williamson (1998)运用1850-1914年欧洲15个国家的历史资料绘制了欧洲移民峰曲线图并设计了运算每年移民率的公式。社会学家Douglas S. Massey认为，欧洲各国“移民峰”的先后长短不尽相同，从整体上看,大约持续了80-90年，但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韩国，从1965年移民峰起到1995年峰落,前后不到40年。

　　移民峰的起落是可计量的。根据Henrik Olesen等学者的研究，战后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PPP)1,500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国家，由于太穷，老百姓支付不了出国费用，自由移民甚少，多为难民；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条件较好，不少老百姓支付得起出国经费，出现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因为太富，老百姓已没有向外移民的必要了。Olesen认为，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这一阶段也可称之为“移民段”(mi-gration band)，人们仔细查阅世界银行20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就会发现，正是在这“段”上普遍出现移民潮的现象。

　　当然，Olesen的说法只是就全球总体而言的，具体国家还需具体分析，如上面提到的战后韩国，1965年移民潮起时人均收入仅有159美元，而1995年潮落时人均收入则为9,700美元。

　　从微观层面研究移民问题,即从移民的动机来看，工资收入的差距虽不是移民的决定性原因，却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Mamadou的研究认为，如果移民输出国工资收入与输入国工资收入的比例降到了1：3，也就是说，如果国外工资降到只有本国工资的3倍，很少人愿意冒风险到国外求职，移民就会大量减少或停止。Martin的比例是1：4，而意大利Fainir的研究结果是1:4.5，即国外收入若低于国内的4倍或4.5倍就很少人会放弃本国原有的工作，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现在欧洲发达国家之间工资收入虽有差异，但差异小于上述比例，这是欧洲内部国际移民大大减少而来自欧洲以外发展中国家移民日渐增多的重要原因。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移民网络是实现移民的重要中介，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移民网络的存在与否对各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影响甚大。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便具有“乘法效应”，并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二战后德国大量招募土耳其劳工后形成的局面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正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每年净增劳动力近千万，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

　　我国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国人均收入目前只达到1,000多美元，预计在2020年才达到人均3,000美元。若按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以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2040年中国人均收入也只有4,580美元，正处在Henrik Olesen等学者所谓的“移民峰”的“移民段”内。

　　我国目前的工资收入和移居日、美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例如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32倍，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则为15倍。另外，我国海外华侨华人3,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血缘、地缘、业缘组织随处可见，移民网络布满全球。

　　从这几点来看，在完成工业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中国人口的大量向外迁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现代化进程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堵是堵不住的，只能顺应这种历史趋势，加以引导。我们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移民潮的出现，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当然，中国移民潮的规模有多大，移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移民峰”的起迄时段有多长等等，不能从国际经验和一般规律直接推导，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国工业化时期虽然普遍出现移民潮，但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人口政策不同，进入工业化的时机和战略不同，移民潮的大小和移民峰的长短也就有很大的差别。例如，英国和法国同为殖民大国，英国1846-1924年移民人数达到该国1900年人口的41%，而法国却只有其人口的1%。又如德国在19世纪末加速发展工业后，外出移民显著减少，而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则直至20世纪的70-80年代才由移民输出国转为移民净输入国。可见对于具体国家来说，仅仅了解历史的大趋势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尤其必须研究该国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政策，分析该国工业化战略和进程的特点。

　　从我国人口政策和经济国际定位看对外移民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问题，一是人口数量太大，二是人口增长过快。1949年年底，我国总人口已达5.42亿，但由于当时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够，人口控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急剧下降，导致人口增长过快，出现了1949年至1958年和1972年至1975年的两次生育高峰。自1978年开始，人口问题引起了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科学家的关注，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大力降低生育率，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并促进了生育观念的转变。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成功地将生育水平降至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0年的33.43‰和25.83‰下降到2003年的12.41‰和6.01‰。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22，不但大大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也低于日本和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在工业化远未完成的的情况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不同于历史上欧洲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大特点。欧洲国家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是在19世纪末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逐渐实现的，在这之前,欧洲人口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移民潮的部分原因。以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为例，其人口出生率在1908-1912年时还高达25.2‰，自然增长率高达11.0‰，比我国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得多。

　　我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成功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缓解了人口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的各项矛盾，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人口向外迁移的压力。这是我们在对照外国经验时首先应当注意的。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定位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也对移民趋势产生重大影响。按照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时期，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工业化完成后，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幅度加大，逐渐超过第二产业。我国的经济发展自然要遵循这一规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工人素质较高而价格低廉，工业化起步较早且已形成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即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升至50.2%，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29.8%)，也高于韩国(40.9%)、日本(33.3%)和印度(26.9%)。2001年，我国制成品出口已占全部出口的88.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8.0%)，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2.0%)，这说明中国已经是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大国，成为世界市场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重要供应商。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也将大幅上升。我国这一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和定位，吸纳了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亿万劳动力，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大大减少人口的外流。

　　外资在扩大就业中的作用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另一特点是大力吸纳和利用外资，其数额之大、领域之广是欧洲工业化时期所未见的，也是发展中国家所罕见的。伦敦《金融时报》的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马丁·沃尔夫指出,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例跟英国相同，比美国高三倍，比韩国高四倍，比日本高18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逾190个，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50多家来华投资。投资领域主要在制造业，也有一些投向服务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制造业占63.5%，而在外资存量总额中制造业占58.9%。据估计2002年末，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员超过2,350万人，占中国城镇劳动人口的比重约11%。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太过保守，仅广东一省直接间接在外商企事业就业的人员就有1,000多万，全国这么多省市，其人数应在4,000~5,000万。我们暂时还无法获得确切的数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至今为止，中国累计引进了5,450亿美元的外资，这些外资在华开办了49万多家外企，扩大了劳工求职机会，解决了数千万中国人的就业问题，从而避免了大量人口的外流。

　　又据韩国中央银行金融经济研究院2005年9月26日公布的《亚洲经济的未来报告书》预测，中国人均GDP收入将由2003年的1100美元增至2040年的15000美元，约为那时美国日本的四分之一。

　　如果上述的预测大体上不错的话，35年后，中国人均收入已远远超过Henrik Olesen所谓的8,000美元的“移民段”的上线，而海外移民人均最高收入也仅仅相当于Mamadou所说的国内人均收入的4倍，若按PPP计则不及4倍，中国移民，特别是劳工移民将大大减少，中国“移民峰”峰起峰落时段会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英国学者Ronald Skeldon就认为，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再加上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不了多久中国就可能由移民输出国变为移民净输入国。

　　总之，由于中国政府抓住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发挥后发效应，控制了人口的过速增长，选择了发展工业建成全球工业制成品生产和供应基地的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吸纳了来自农村的亿万劳动力，同时大量引进外资，实现了国际资本与中国劳力资源在中国大地的有效配置，扩大就业途径，大大减轻劳动力外流的压力，未来20~30年内，中国对外移民潮不会像欧洲工业化时期那样，平均以总人口12%的比例涌向外国，中国对外移民潮将以比欧洲当时低得多的比例出现。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中国正在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未来中国“移民峰”起落时段也定会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也有可能比韩国还要短。

　　虽然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的，中国一国的总人口远比发达国家人口总和8.16亿多近5亿，中国城乡就业人员7.3亿，比发达国家就业人口4.3亿还多出3亿。中国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年新生儿仍多达1,700多万,估计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峰值达到14.5亿左右，也有人估计将达到16亿。中国现在每年净增劳动力近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就业形势仍是严峻的。如果中国在未来30年里有1%的人口向外迁移就是1,400多万，有4%的人口外迁就超过全欧洲1846~1924年近80年对外移民的总和。4%相对于中国总人口来说是个小数，但其绝对量对于人口日益减少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数字。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2050年，欧洲人口将减少9,600万，如果没有新移民到来，则将减少1.39亿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今后30年移民潮的规模、成分和走向及其影响等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的严重关切，为了顺利地和平崛起，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解决国内充分就业的同时引导中国移民在国际分工中发挥积极作用，既能促进中国发展又对居住国做出贡献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