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 裘雨萍

                                                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裘雨萍　　　

　　　
　　提起忠义救国军，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揆。有些人据此以为它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其实不尽然。忠义救国军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很有来头的部队，它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特务头子戴笠亲自组织与领导的特务武装。我曾在这支部队里担任过战教科长、特务大队长等职，兹将亲见亲闻披露如后。
　　　　
　　一　忠义救国军名为策应盟军登陆，实为反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特务头子戴笠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组织了别动军。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以后，他以交换国际情报为手段，与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挂上了钩，通过梅乐斯的关系，又辗转取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默许，因而美国优先给予戴笠系统的军统特务部队以美式武器和装备。自此，戴笠把他的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并以此作为军统特务武装的基本部队。美国除了供应武器装备以外，还对他们进行技术训练。为此，美国在安徽歙县雄村开办了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官全是美国人，教材也是美国的。训练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与特工技术。每期训练三个月，毕业后，按成绩分别发给火箭炮、汤姆生、卡宾、左轮等枪械。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就有一千多人受过这种训练，并配备这些装备。忠义救国军集结在钱塘江南岸监视我新四军，并与新四军争地盘，阻止新四军抗日。
　　忠义救国军的公开任务是“策应盟（美）军登陆”，即以强力部队占领登陆点，接应盟（美）军顺利上岸，以抗击淞沪地区的日本军队。登陆点选择在钱塘江出口处的海宁县以东地区。可是这个登陆点根本没有派驻策应登陆的先遣部队，也没有策应登陆的技术设施，甚至没有派人前去实地勘查过，只是在地图上标了一个记号。可是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却拟就了一个长达三千字的作战计划，连续几天用电报拍给在重庆的军统局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尽管标榜“策应盟（美）军登陆”，它的真正任务则是反共防共。只是当时还不能公开打起反共的旗号，所以戴笠就用“策应盟军登陆”来进行掩护。这里我可以举出一件假策应真反共的事例：一九四四年冬，当新四军进驻浙江安吉、孝丰山区时，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就出其不意地给新四军以袭击。鲍部以美国给他的汤姆生、卡宾枪射击劣势装备的新四军。他们恶毒地采用近距离杀伤，使新四军指战员遭受牺牲。当新四军安（吉）孝（丰）支队的先头部队在杨家村地区出现时，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特务大队也同样予以射击杀伤。

　　　　　　二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的组成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隶属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叫马志超。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胡宗南的军事骨干。胡与戴是莫逆之交，所以戴调他来组织特务部队。淞沪区指挥部指挥官叫阮清沅，别名亚丞，化名东平，浙江警校特别班毕业，少将官阶，曾当过军统局的处长，是戴笠的得意门生。一九四四年秋，他受戴笠密令，带着沈之岳、曹正元、胡唯一、亢祖周、黄晋唐等八个军统特务，以及作经费用的黄金，坐着专机到达安徽歙县，筹组淞沪区指挥部。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于一九四四年冬在浙江昌化山区正式成立，并开始招兵买马。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已发展成为号称有二万人的部队，主力集结在钱塘江以南以便监视新四军。指挥部设有秘书、政工、参谋、经理、电台、医务等组，组以下设科。另外有一个负责警卫的特务大队。其中秘书、政工、电台是搞秘密工作即对付共产党的。政工组长沈之岳，浙江天台人，是共产党的叛徒，现在台湾当国民党中央的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要职。政工组所属的政工队有六十多人，都是穿便衣带手枪的特务。秘书室主任曹正元，是阮清沅的副手，电台台长胡唯一，专负密电收发。还有女译电组长张琴，专译秘密电报，年近三十尚未嫁人，据说是军统纪律，不准婚嫁。我是参谋组下属的战教科长。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下有六个团、十七个行动总队。阮清沅又是江苏省第三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下面又有五个保安支队。但是以上这些部队都是番号多，兵员少。为了扩充部队，阮清沅学会戴笠的手法，采取以下手段：
　　一是利用当时有些人的崇美思想，以美式武器诱骗青年入伍。有这么一个例子：忠义救国军在进入敌后之前，有两个政工队员被四十九军一个连扣留，阮清沅命我带了汤姆生卡宾装备的特务排去索要。这个连有一个班长叫陈有财的（原是我当排长时的兵），在我返回途中，从后面追了上来要求参加我部。我问其原因，他说你们武器好。
　　二是网罗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其办法是以人枪为准，按数封官。有百来个人的可当总队长（相当于团长），有三、四个人的，可当大队长（相当于营长），依此类推。这些被封为总队长、大队长的，又向下封官许愿，把他的亲戚朋友招来当队长、分队长或副官、军需之类。当时国民党到处抽丁征兵，所以有不少青年为了逃避兵役，不得已投入这个特务部队，既可作为现役，还可当上一个“长”或“官”。阮清沅通过这个办法，委任的行动总队、保安大队、支队的番号就有二十多个，但都是兵少官多，徒有其名。这二十多个番号是形形色色的，例如江苏保安第二支队支队长朱超平，在浙江诸暨老家招了一百多人，就当上了上校支队长。又例如黄阿宝是嵊县有名的土匪头子，他手下共八个人，就给一个队长的名义，黄本人少校官阶。
　　三是大量收编汪伪和平军，都给以行动总队（队）的名义。以钱塘江南岸行动总队为例，该部原是浙江省肖山县的汪伪保安大队，大队长楼宏茂（他自称司令），就是由阮清沅委任为“钱塘江南岸行动总队上校总队长”的。阮之所以委任楼为总队长，是因为有一次，楼部俘虏了阮的忠义救国军的四名携带卡宾枪的士兵，双方通过谈判，决定由阮委楼以总队长，楼则放回被俘的四名士兵。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天，楼恬不知耻地称自己是忠义救国军的地下武装。　　　　
　　四是用升官晋级的办法，吸收国民党其它部队的军官为其效劳。我本来是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干部训练班少校队长。训练班设在徽州潭渡，与忠义救国军特训班所在地雄村相距只有十五华里。我有一个同学在忠义救国军特训班当队长，他介绍我到阮清沅部工作。阮因为我是军校十四期的，又与他是同乡，就立即升我一级，让我当中校战教科长。

　　　　　　三　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的经过

　　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电讯传到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时，指挥官阮清沅和秘书主任曹正元均不在（去总指挥部开会了），指挥部只有政工组长沈之岳、参谋主任马革非和我（当时我代理参谋组长）。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几个人都缺乏对策。　　　　　　
　　日军既降，我们的部队叫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顾名思义，应该立即挺进到上海，而且必须赶在新四军前面抢先进入上海。我们三个人经过反复研究，作出了挺进上海的决定。为了慎重，我们三个人还在决定书上签了字，做对做错，功过三人分担。决定以后，立即派联络参谋到火车站（站名忘记）交涉火车，派副官带特务大队的士兵去钱塘江沿岸扣押船只，同时下达挺进命令，要求部队做好行军准备，待命出发。　　　　　　　　
　　这天半夜以后，阮清沅匆匆赶回来了。他一见面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立即行动，骂我们头脑迟钝，不会随机应变。当我们向他汇报了挺进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后，他才怒气稍息。他立即召集组、科长和部队长紧急会议，传达戴笠的电令，要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日夜兼程赶赴上海，并限期到达。他说，我们不能让新四军接收上海，如果上海被新四军占领，我的头靠不住，你们也跑不了。他下达口头命令，令部队立即行动，指挥部、特务大队与第一团先走，其余部队随后赶来。　　　　
　　挺进上海的命令下达以后，先走的部队真是乱了套。在钱塘江边的敌占区里，老百姓穷得揭不开锅，部队吃的穿的用的都非常困难，特别是穿的可怜得很，每个士兵只有一套军装，还是用当地土布染上色以后做的，大都没有帽子，要换洗只得穿自己的破衣服。那时，一块布、一根线、一个钮扣都很珍贵。所以士兵们一听说要行军，谁也不肯丢掉自己一点点东西，破衣破裤破棉被，甚至破草鞋，都全部捆上带走。加上连队里的行军锅等炊事用具、木盆、破箩筐也都带上，所以，毫无军容可言，看起来确实不象个军队。但是不管怎样，一千四百多人的先行部队总算如期到了钱塘江边，并乘潮过了江。到了对岸，赴火车站接洽火车的联络参谋已等候在那里，随即报告联系火车的情况。他说，盘踞火车站的日军向我们要“蒋委员长的手令”，有手令就能坐火车，没有手令就不能坐。阮清沅一听急得不得了，他马上派我带着向导、翻译、联络参谋、警卫等一行六人去火车站向日军交涉，并命令部队前进到离火车站二里处待命。我赶到火车站已经深夜，通过翻译向日军岗哨说明来意。两个岗哨坚持要“蒋委员长手令”。我说蒋远在重庆，我们到哪里去要他的手令？并请他们转告其长官，我要与他讲话。这两名岗哨就是不答应，还举枪瞄准我们。我没办法，只得折回向阮复命。阮也无法，沉思一会以后，立即下令部队急行军，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行军路上，阮清沅不断催促快快快。他对我说，上海附近有新四军游击队，不能让他们先进上海。如果我们部队第一个到达上海，就会名声大震，日子就好过了。还说了许多上海好吃、好喝、好玩的话，以激励部队。由于急行军，大家又饥、又渴、又累。幸亏到了闵行附近，来了两艘客货轮拖着木船经过。阮命令轮船靠边，装运部队开往上海，并派联络参谋收容掉队官兵，随后赶上。阮自己则乘一部汽车带着随从人员先走了。　　　　　　
　　部队到达上海漕河泾，已是十九日早上了。指挥部设在一所小学里。操场上停着几辆漂亮的小汽车。阮清沅在楼上会客。门口站着他的卫士。我进门以后，阮向我摆摆手，示意要我出去。这时，我看到几个穿着黄色毛料军服、背三角皮带的军官，还看到两个妖里怪气的女人。我从阮的房间出来后，在另一个房间里看到几个戴有“上海行动总队”袖章的官兵。当时我心里想，我们部队没有这个番号呀！以后才知道，这个“上海行动总队”是戴笠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委给大汉奸周佛海的部队的（周佛海是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阮清沅和那几个军官是在商量“清剿”上海附近的新四军。这时我还知道上海市民要在漕河泾开会欢迎国军。由于几夜不眠，我倒在床上睡着了。当传令兵把我叫醒，外面正锣鼓喧天，阮清沅叫住了我。他要我与一团二营的程营长（名字忘记）挑选一批士兵坐着卡车去游行。我们挑选了一百六十名比较年轻的士兵，让他们分乘八辆卡车去游行，接受市民欢迎。卡车上既有士兵，又有行军锅和他们的破行李，破行李堆得比人还高。我和程分坐两辆小车行驶在前面。游行队伍从漕河泾出发，经徐家汇、霞飞路、南京路到达南洋中学安营。沿途马路两边拥挤着大批人群，在嘈杂的欢呼声、鞭炮声和锣鼓声中，有人在喊：“抗战胜利了！”“国军回来了！”有人在议：“这批国军是从哪里来的呀！”有人在怀疑：“这是什么军队呀！真像叫化子一样！”第二天上海各大报大登特登所谓国军阮清沅部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后，电影院还放映了纪录片。　　　　　　
　　这就是被上海人民称为“叫化子队”到达上海的真实情况。我写这段历史内心感到非常惭愧，聊以写出事实真相来自赎吧！　
　　　　　
　　　　　　　　四　忠义救国军劫收敌伪财产

　　在部队到达南洋中学后的第三天，汽车运来了大批军衣、军帽、皮鞋、皮带、军毯、棉被、水壶、被包等军需物资，发给忠义救国军官兵，每人一份。脱下破衣服，换上新军装，全体官兵皆大欢喜，“叫化子”变成“洋鬼子”了。这些军用品显然不是从重庆运来的，全部是从伪军仓库里拿出来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调任特务大队大队长。在大队长的任职期间，我逐步了解到一些忠义救国军劫收敌伪财产的情况。　　　　　　
　　有一天中午，中美合作所来了个头头，拿着命令，要我派出两个中队归他指挥，并要立即跟他走。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这是军事机密，明天告诉你。第二天下午，中美合作所一个姓龚的叫我去（可能是与戴笠同机失事死的龚仙舫）。他给了我一张看管汉奸、敌伪产业的名单，一共七十四处，名单上还写着负责看守这些产业的士兵的名字。他给我的任务是检查这些士兵的“军风纪”，防止他们偷盗财物。　　　　
　　原来，戴笠正在利用手里的“肃奸”大权，劫收敌伪财产。军统特务劫收了汉奸们的黄金、美钞、珠宝等贵重物品以后，就在建筑物的门窗上贴上封条，然后派兵看守，饱获劫收果实。那些汉奸家属也很狡猾，他们在被劫收以前即做好了隐藏和转移财产的准备。待士兵站岗看守时，姨太太和小姐们即以媚人的手段向士兵行贿，把值钱的东西偷运出去，看守士兵自然也从中分赃。士兵们因此而发小财的不少（发大财的是劫收大员）。发了小财以后，就开小差逃走了。我下面的两个中队的士兵逃走的竟有一半之多。对此，我很发愁。正当我没有对策的时候，奉命将看管敌伪财产的任务交给了敌伪产业管理局，才解了我的围。　
　　　　　
　　　　五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的解体　
　　　　　　　
　　抗战胜利以后，各色各样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人员充斥上海。汤恩伯当上上海军政首脑以后，感到上海的部队太多，在取得戴笠同意以后，决定整编。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亦在整编之列，当然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和由正规部队改编的除外，被整编的只是那些行动总队、保安支队的官兵。整编的办法是不愿当兵的士兵发路费回家，军官去军官总队。愿意继续当兵的编入炮兵团，由指挥部参谋伍道远任团长。经过整编，许多官兵都愿意离去。这样，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就宣告解体了。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解体以后，指挥官阮清沅被戴笠扣押在中美合作所。我听说后，曾去看他。阮流着泪对我说，他曾同戴笠大吵了一顿，但没有说大吵的原因。以后我听有人说是分赃不均，也有人说是因为阮对整编部队不满。戴笠死了以后，阮还关着，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秋才放出来。放出来以后，住在宋子文住宅旁的一座三层花园洋房里，有汽车，有仆从，生活特殊。听说这座洋房也是劫收的，由宋子文批给他住。因为在抗战胜利以后阮首先派兵看守好了宋子文的大花园洋房，宋这样做也许是给阮以酬报。以后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时，曾要阮去当海南要塞司令，因时局急转直下未成。阮在解放前夕去台湾。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