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解决农民的生活历朝历代都是统治者头疼的事。因而也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古代有变法,现代有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兴办乡镇企业等等,然而变来变去也没发现最佳方案,农村问题一直纠缠着各级官僚。近些年来在贫瘠的土地上凤毛麟角地出了几个致富典型,也让人感到一丝的担忧。
十年前,天津的大邱庄可谓是中国农村的首富,当年的媒体曾报道,该村到2000年产值要达到1仟亿元,真让人羡慕不已,简直是大寨红旗落地后,中国的又一面红旗,然而好景不长,那个村的当家人禹作敏,因为耍土皇帝威风被当地政府给废了,大邱庄也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不久江苏又出了个华西村,据说这个村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就藏起尾巴偷偷摸摸地发财致富了,现如今小小的华西村家家小别墅,户户小汽车,农民的生活简直是在天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个村的当家人吴仁宝在村支书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四十八年。2003年7月吴仁宝功成名就宣布退位,将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四儿子吴协恩,完成了诸侯国的权力交接,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某些国家子承父业的做法来。更令人惊讶的是吴仁宝的四儿子被其父亲亲自宣布为书记的唯一候选人,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随后的选举中被选为党委副书记。这些年华西村是富裕了,与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相比早已提前跨入小康社会,然而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笔者不敢苟同,据说在华西村的农民公园中,有弘扬孝心的“二十四孝亭”,有讲述刘关张结义的桃园,这些东西对一个经济腾飞的地方来说或许还缺少点什么。
无独有偶,在河南省也有一个富裕的典型叫南街村,这个村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在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景象,这让人在不堪回首中感到一种滑稽,走进这个村庄仿佛置身于文革岁月,这里的人们人人都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要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另外村里不惜花巨资建造了天安门城楼似的“朝阳门”,营造出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在那个村的当家人王宏斌看来那里的一切已经离共产主义不远了。
然而在富裕的背后,我们却感到一丝的不安。我们姑且不去探讨那些富裕村的财大气粗,仅从它们的生活方式来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镇气”太盛,那里的人们只要违背了当家人的意志或者清规戒律,就有被开除村籍的危险,一旦这样,你的所有福利待遇都将被剥夺。这样的高压,对祖祖辈辈穷怕了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种天大的威慑,他们也就只好“见利忘义、卖身求荣”了。这样的生活和鸟笼子有什么两样?在这样的笼子里有吃有穿,养尊处优,对于没有思想的人来说是天堂。然而人恰恰是有思想的动物,他除了具有生理需要外,还有强烈的心理追求,他要有自己的人格、思想、权力、尊严,然而笼子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我们的文明向何处去,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我们的社会模式如同那些“富裕村”一般,恐怕永远也到达不了现代文明的彼岸。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富得冒油,可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意识和社会理念,因而许多愚昧的东西和恐怖主义都出在那个地方,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所以富裕的生活离开了精神财富可以说是不完美的,对现代文明的人来说,那种生活是一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