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回放：解放军在拉萨深深地扎下根 （《曙光》27）

zt ：解放军在拉萨深深地扎下根（《曙光》27）
(2008-06-12 10:11:23)



“十七条”协议签订了，解放军也已进驻拉萨，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张经武和张国华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他关注着和平解放西藏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件大事。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每个重大步骤和决策，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为三大僧众发放布施，并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为乞丐发布施，让中央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建立起威望，为在西藏扎根迈出了第一步。



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发布施给张经武的电报上加了批示，并特别要求掌握好时机。

为了了解情况，张经武请噶厦开一个三大寺的人员清单，得知哲蚌寺为8000人，色拉寺6000人，甘丹寺4000人。实际上，五世达赖曾给三大寺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侣人数，即哲蚌寺为7700人，色拉寺为5500人，甘丹寺为3300人。张经武仍决定按噶厦开列的人数发放布施。具体方案是：普通喇嘛每人一份，1份为藏银20两，折合2个银元；寺内堪布、铁棒喇嘛每人20份；达赖喇嘛一人40份。在三大寺各发一次。

这一行动意义深远：谁说共产党不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张代表布施的数额比起清王朝，比起国民党政府，比起西藏历来每次布施，都是数额最大的。僧侣们深深感谢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府的恩泽与关怀，感受到共产党是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

张经武、乐于泓一行是1951年10月18日去色拉寺的。他们骑着马整整走了1个小时。天很蓝，树叶在秋风中已凋落。到色拉寺已是上午11时，吃过面饭、茶饣果后，进入大经堂，听大小喇嘛诵读经文。张经武和乐于泓等被安排在最前边的长条卡垫上，喝酥油茶。事先，张经武写了一篇讲话稿，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被译成藏文。诵经完毕，一铁棒喇嘛宣读讲话全文，最后又擅自加了一句“祝佛光永存”，这在事先未经张经武同意。随后，在寺内和经堂外院两处发放布施。每个喇嘛领1份20两藏银，有的喇嘛领走了再混进人群，多领1份。布施发放完毕，寺庙招待张经武吃饭，因饭里放了酥油，刚到拉萨不久的张经武还不太适应，只吃了几口，就到屋顶的平台上吃了几块饼干，并给寺庙饭银150两。吃完饭，在铁棒喇嘛引导下，他们参观了吉扎仓、阿巴扎仓、麦扎仓，并观看了爱国活佛热振的塑像。

第二天去哲蚌寺。发放过程大致与色拉寺相同。哲蚌寺的堪布表示：他对：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达赖地位、寺庙收入等宗教方面的4条非常拥护，照此执行下去，对僧俗人民都有利。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不懂，所以不必多过问。

11月3日早晨，雪花纷飞，拉萨周围的八瑞相山已是银光闪闪，天气因降雪而极寒冷，上午10时，雪止天睛。这天是甘丹寺选定的吉祥日子，张经武骑马如约前住。甘丹寺在拉萨东南约三四十公里处，路上走了两天。残雪消融，但如骑在马背上人冻得手脚麻木，好似猫咬。行20余里，张经武一行夜宿德庆，第二天才到甘丹寺。甘丹寺是格鲁派最早建立的一座寺庙，建于海拨4000 多米的汪固尔山上。张经武、王其梅、平措旺阶等夜宿于甘丹寺的一个大殿里。天气寒冷，又奔波一天，大家都疲劳至极。张经武平日里爱抽烟，现在更想抽上一口，但他只摸摸烟盒，又装进口袋里，陪同的堪布笑了，张经武说：寺庙里不能抽烟，我还是遵守规矩吧!平措旺阶把这句话翻译给堪布。堪布说：本来是不准抽烟的，我们要求喇嘛必须戒烟。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来了，你们都是好官，可以例外，不在寺院规定之内，可以抽烟。殿堂内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宾主交谈至深夜方才入睡。第二天早上，太阳高照，布施开始，一阵法号声响起，喇嘛们拥挤着来接银元，维持秩序的铁棒喇嘛把两个喇嘛的头都打破了。布施结束后，张经武再同堪布座谈，之后参观了宗喀巴灵塔塑像和当年宗喀巴讲经的法座，以及各扎仓。

三大寺布施的结果，甘丹寺约3000多人，色拉寺4700余人，哲蚌寺5900余人。

给乞丐发的布施是普通喇嘛的四分之一，即每人藏银5两。噶厦中某些官员反对，但张经武坚持必须发放。据噶厦提供的数字，拉萨市有乞丐500人，市郊的老弱病残有80人。这显然是一个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张经武让准备了800张布施证。

解放军要发布施的消息风一样在乞丐中传开。一些反动分子感到害怕，他们威胁道：谁也不能去领布施，谁如果接受了共产党的布施，要入地狱。

10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在一个广场上开始向穷人发布施。一大早，只见乞丐和穷人一群群地向广场涌来，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被别人牵着的瞎子，有拄着拐杖的瘸子，还有爬着来的残疾人。平日空荡荡的广场上，坐了黑压压一片人。气氛静悄悄地，人们在等待着。

张经武也很激动。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和广大普通藏族人民见面。他们的人心向背，才最终决定历史的命运。张经武登上临时搭建的木台子，眼前的情景使他心中发酸，他仿佛阅读着一部辛酸的史书。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带着真诚和激情，飘弥在空中：

“藏族同胞们!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发布施。”

从来不会鼓掌的乞丐群中，爆发出一阵持久热烈的掌声，如春雷。

“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这种处境感到十分痛心，也表示十分关怀，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完全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大家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才能有饭吃，今天西藏和平解放了，以后会有好日子!”

乞丐们热泪盈眶，仿佛是在梦里。祖祖辈辈在乞讨，难道今天碰上菩萨了。

1500名乞丐排起长队，每人领到5两藏银。就在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到十字路口时，10多个戴着小黄圆帽的官家狗腿子，把他们手中的钱夺过去，只给每人留下两个藏银。

一瞬间，乞丐们经历了两种世界。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张经武在1952年传召大法会期间，给去藏前来拉萨参加传召的僧侣们发放了传召布施，布施分10两、 7两、4两、1两、4钱等五种。其中10两的准备了三万七千六百份，按三大寺实有喇嘛一万六千五百人计算，每人可得两份。此外，还准备了砖茶20块，酥油120克(每克7斤)，盐20克(每克50斤)，碱150克( 每克10斤)，大号哈达一条，大米一包(约150斤)等等。

发放布施时，噶厦部分官员，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领导都亲临现场，在7个点上分别布施。除发布施，还将藏汉文《协议》、《人民解放军介绍》、《告喇嘛僧众书》三种宣传品一一散发。

在这几次布施中，共耗去藏银百万余两，折合银元10 万多块。这些银元是进藏部队经过几千里路靠人背马驮运来的。由于数量有限，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多次动员部队勒紧腰带发布施。很多官兵把一直舍不得用的两元大洋拿出来，硬是凑够了布施的数额。就在先遣支队到达拉萨的第四天，毛泽东就入藏部队当前的任务、兵力分布等事宜给邓小平发去一封电报：



小平同志：

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为进藏部队制定了“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部队进入拉萨，面临着两个敌人，一是西藏的反动势力，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饿。部队要站稳脚跟，既要同反动势力斗争，又要解决生存问题。昌都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运粮运物，还为修川藏公路作出巨大贡献。

先遣支队到拉萨进驻嘎玛沙巴后，吃的第一顿饭难以形容。他们在地上用几块石头架起一个大铜锅，烧的是捡来的干草皮。微风刮过，草灰飞扬，飘进锅里，锅里煮着大米、牛羊肉、酥油和印度粉丝。噶厦提供的酥油太沉旧，已经变色，里面夹杂着牛毛，散发着一股腥臭气。开饭了，大家捂着鼻子，硬把饭吃下去，恶心得想吐，晚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在拉肚子。

还有一种饭叫“蝌蚪饭”。布达拉宫下粮仓里的青稞、豌豆，已经存放了五六十年，有五六千斗，大部分已经发霉。许多大贵族家粮仓里的粮食也已发霉，发芽了，像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炊事

员往锅里一放，煮出一锅黑汤，锅盖一揭，霉味熏得人头晕脑胀。长着“尾巴”的豌豆还真像“蝌蚪”一样在黑水里游动着。

拉萨缺粮，其他地方的驻军也缺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54团副团长顾草萍、新华社记者赵奇，曾去藏北采购过牛羊。他们从日喀则出发，渡雅鲁藏布江，翻冈底斯山脉，就到了土羌塘草原。那

是一种无比开阔的地貌。人迹罕至，走一天看不到一顶帐篷。他们一行一直往前走，在一个凹形地带，看到一片蓝色的湖。湖边，有几顶牦牛帐篷。这里的牧民传递信号用一种“袖语”。他们的皮袍半边袒露，垂下来的一只袖子拿在手里，做各种动作，并吹口哨，能表达很多意思。牧民们用“袖语”告诉头人：有外人来了。顾草萍向头人献上礼物：砖茶、糌粑和元根。这里的人从没见过元根，

头人很好奇地用藏刀削成一片片品尝着。头人家里也不富，穿的是氆氇衣服，垫着几块破旧的卡垫。但他很热情，把顾草萍和赵奇等安置在一个大帐篷里。帐篷中间，立着一个杆子，撑起帐篷。顶上，

有一个很大的圆洞，白天，躺在草地上，可以看见压得很低的白云，一朵一朵，天很蓝。晚上可以看见天上挂着一轮皎月。草原上天气变化无常，风大时能刮起小石子，人蹲下都要被风刮跑。也有时一阵冰雹夹杂着一阵雨，但帐篷上的圆洞却不漏水。顾草萍和赵奇向头人讲“十七条协议”，讲解放军，并拿出大洋做定金，头人答应，派人把牛羊送到日喀则，最少1000只。在他们欲返回时，逢大雪封山，只好在草原上住了半个月。

返回时，雪山十分险恶。他们从早上开始爬山，到半山腰天就黑了。雪没到马肚子，马精疲力尽，走不动了。赵奇抽了一口烟，向马鼻子喷去，马一下子站了起来。手电照着路，但光线渐渐暗淡，向导让找有石头的地方走。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到山顶，天还不亮。向导过了一会说：到山顶了，星斗都在我们下面了。果然，星星好像在脚下，站在高山之巅，往北是一片灰蒙蒙的大草原，南边有一条细细的雅鲁藏布江。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境地啊!

后来，头人从藏北送来大批牛羊。部队都付给了大洋。

根据毛泽东给邓小平电文精神，西南局11月5日指示进藏部队，“要认真注意明春生产准备工作，搞好生产是进藏部队长期的一项中心任务”。西藏工委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3条措施：第一，将部

队分散到各地区去这样便于筹粮；第二，加紧组织从内地运粮补充；第三，抓紧督促噶厦按照协议筹措。

为解决进藏部队的粮食问题，中央１９５２年决定从广东调拨大米3700吨，从印度运到西藏，李觉奉命前去执行这一任务。粮食在广东包装好，每25公斤一马袋，再装船运到加尔各答，再运到印度的西里古里，再由锡金政府派官员接到岗多，我方派人从岗多接到亚东。当时，我方前支岗多的人员身份不能暴露，身上露出一根黄线都不行，只能临时买便衣穿在身上。这些粮食在风吹雨打中被运到拉萨，有的打开一看，像切开的南瓜一样，外层的大米已板结在一起，只有最中心还剩下几斤好大米。

为解燃眉之急，陈竞波和乐于泓多次找噶厦商量粮食问题。噶厦下紧急命令给13个宗，筹粮1万斗。布达拉宫粮仓里储存的粮食，除陈腐霉烂不能食用的，最少能有两三千斗。噶厦准备了一种机器，能把青稞砸成片，一天能砸50斗。据噶厦的人说，用砸碎的青稞片，加上牛骨髓和盐巴熬成稀饭，非常好吃。一次，乐于泓在噶厦上班前告诉阿沛，布达拉宫的粮食已经腐烂，不能食用。阿沛说，旧仓库的存粮因仓库坍塌翻建新仓库，好的粮食可能压在新仓库低层，应赶快派人挖去上面的，再把下面的粮食进行化验；然后再马上把寺庙负责人召集来，先筹借一部分粮食，由阿沛担保；并派人借水磨，一夜能磨出200斗青稞。

噶厦个别官员说：解放军一来，市民反映物价上涨了，粮价提高了。陈竟波反驳道：仓库里的粮食存了五六十年，任其霉烂，而有的贵族家，一户就存粮几百万斤，霉烂的就有几寸厚。乐于泓接着说：有人趁解放军刚到，就哄抬粮价，有些不明真相，听信谣言的人可能对解放军不满，但是，我们解放军千里迢迢，背着自己的干粮，翻冰山，滑雪坡，千难万险来到拉萨，这是每个老百姓亲眼目睹的；他们也看到我们一到拉萨，马上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我们解放军个个节衣缩食，做的事哪一桩不是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这些老百姓不会看不到，他们还知道有钱人家里闲搁着硬从老百姓手里收上来的青稞，成千上万斗堆放在仓库里发霉变烂。要老百姓自己摸摸良心，问问他们到底对谁不满意?

筹粮是权宜之计，为解决长期问题，解放军开始开荒种地，并提出口号：“向荒滩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 ”噶厦拔出拉萨西郊河边的一片乱石滩地，由部队开荒生产，从1951年11月 26

日到12月12日，17天时间开荒2300亩。部队刚刚进藏，许多同志脸部浮肿，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工具除了从印度购进一部分洋镐铁锹外，还自造了一部分镐、锹和犁耙，平均3人一把工具。

开荒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是刺丛。刺丛一簇簇、一堆堆，枝丫上长满三角刺，稍不小心，就会撕破军装，扎伤手脚。刺丛的根伸在乱石下面，盘根错节，要挖掉一蔸刺丛，就要挖一个很大的坑，很消耗体力。刨乱石也是费劲的事，鹅卵石层层叠叠，地上的冻土深达20多米，常常一镐下去，碰在石头上会溅起一片火星，震得虎口发麻。一块脸盆大的石头，几十镐还不一定刨得掉。拉萨河谷，风沙弥漫，每天下午一两点钟，风沙袭来，两岸山头一片模糊。虽然大家用细绳扎住了袖口和裤腿，用毛巾围住了脖子，但沙土还是毫不客气地钻进人们的嘴里，鼻孔里、脖子里，一张开嘴说话，嘴里就咯崩咯崩地响，苦不堪言。

“七一”农场、“八一”农场在铁镐下诞生。

为了给庄稼施肥，解放军捡净了拉萨街头的人畜粪便，掏净了贵族家几十年不挖的厕所。布达拉宫前有一个垃圾堆，污水横溢，是几百年来堆积下来的，有四五层楼那么高，俨然是一个小山包。开荒的部队上至首长，下到战士，每天用柳条编的筐子背粪，往返在布达拉宫与农场之间，遥遥数公里，每人每天最多往返10 多次，少的也有五六次，用不到1个月时间，背光了这座“小山”。

第二年，部队从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上，收获了几十万斤青稞、小麦和豌豆，还收获了上百万斤蔬菜。解放军组织接待了5批各阶层人士到农场参观。不毛之地成了“聚宝盆”。

解放军种的蔬菜比过去的放大了几十倍。最大的番茄重14 两，最大的南瓜30多斤，最大的圆根9斤，最大的白菜37斤。哲蚌寺一个老喇嘛几十年没有下过山，听说解放军种的一个萝卜有40多斤，就专门跑来观看。



更让藏族群众惊喜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解放军办了一个藏语文训练班，有1100多人开始学习藏语文。这说明，解放军真正尊重西藏的文化习俗，他们真的要在拉萨扎根了。

语言的交融反映着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藏语文发音极富音乐感和旋律感，但在旧西藏因政治上的封闭、经济上的落后，而使藏语文的生命力越来越萎缩。词汇量很小，且没有什么现代名词。文成公主入藏后，藏语文中就有了一些汉语名词，如“萝卜”、“擀杖”等。随着解放军的到来，更为古老的藏语文增添了现代活力。

为了更好地在西藏地区开展工作，1951年11月，我军在拉萨仲吉卡林开办了藏语文训练班。谭冠三任董事长，徐爱民任班主任，李安宅任教务长。当时任教的教员有40多人，除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傅湘等随军进藏的教授、学者外，还有从拉萨聘请的一些教员，有雪康·土登尼玛、霍尔康色、金中·坚赞平措、唐麦·贡觉白姆、车仁·仁钦卓玛、桑林·次仁白珍、桑颇·晋美、崔科·德央、赤旦布则、索朗班觉、央金卓嘎、江洛金、央金卓嘎等等。部队每月付给他们30—40元酬金，可以说非常微薄，但大家教学热情极高。

据徐爱民回忆，当时住宿条件极差，教具除临时做了几块黑板外，没有其他东西。原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人员被驱逐后，仅留下一张办公桌，流落在一个回族人家里。徐爱民把它买回来放在办公室里。另外，还买了两张矮方桌和一些卡垫。学员的条件更为艰苦，冬季拉萨十分寒冷，大家只能住在进藏途中用过的破旧帐篷里。没有教室，太阳高照时就在树林里挂上一块黑板上课。帐篷又低又矮，学员们只能吃豌豆，消化不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消化不良的气味，把学员的头都熏疼了。

有一位美丽的藏族女教员后来成为西藏政协副主席，这就唐麦·贡觉白姆。在拉萨，我就当年藏语文训练班的情况采访了她。政协的普旺主任为我们做翻译。唐麦告诉我们：她家是拉萨贵族，解放前，有一个汉族格西常到她家，并对她说：共产党来了，绝对不会杀人、放火、强奸，这是谣言，但共产党决不容许不劳而获，你一定要出去工作，你去了就会受重视，而且待遇也会好。后来，平措旺阶找到唐麦，让她到藏训班当教员，想到格西的话，她就答应了。但因丈夫是噶厦官员，就请平旺去让噶厦写一张条子，同意她任教。

从此，藏训班有了这样一位女教师。她穿一件黑底白碎花长袍，外套咖啡色马夹；乌黑的头发盘起；眉清目秀，鼻子微翘，美丽中既古朴又现代。她化着淡妆，站在黑板前，在黑板上写上一句藏文，然后高声朗读。她教给大家的第一句藏话是：“萝卜多少钱一把?”

仲吉林卡里，书声朗朗。

在老师们的努力下，大家初步掌握了藏语会话。

1952年10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藏训班改为军区藏文藏语干部学校，归西藏工委直接领导。（《曙光从东方升起》晓浩著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