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人家的产，不如问问自己的产
——公民当然应当要求公产企业分红
中国的公民们已经有过一次共人家产的兴奋了。在1950年代，毛泽东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将个人的私有企业财产公有化了。全国的公民，尤其是作为公民中的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和要求进步的革命者，都为了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高明政策而激动，东方真的出了个大救星。
共了人家的产，将私有投资财产变成了全体公民公有的资产，而且，这些还都是些企业资产，是可以产生利润的资产，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当然有希望得到一些实际利益了。可是，中国的公民觉悟高，他们吃糠咽菜都可以，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共产党是领导就行了，完全忘记了，只要是所谓国有企业的资产，既然都是全体公民的资产，那当然有自己的份子，那应该分点红给自己呀！今天看来，如果当时的老百姓觉悟低下一些，向伟大领袖要求一下分点红，或者伟大领袖和共产党的觉悟再高一些，主动向自己将之称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分点红，那毛泽东就是不是神，也不需要叶剑英委员长后来打圆场，去解释他本来就不是神了。毛泽东也确实不争气，把当时的公有企业，不仅包括原来是公私合营的公有制企业，还是国家投资的公有制企业，都搞到了不仅几乎没有利润，而且濒临破产的地步。国家的退步，不仅使得公民在困境中挣扎，就连敬爱的领袖也伟大不起来了！最可悲的是，只有在所谓国有资产流失、实为全体公民的资产流失到私人手里的方式，才使得所谓国有经济有了利润。历史转了一个圈，只是企业老总换了人。
共人家的产不行了。按照现在的政策和理论，私有经济也是一种合法的经济方式，它是不可能消亡的。毛泽东当时就违背了社会规律。但是，这里并不关心现在的领导人是否会纠正它，或者如何纠正它。我们想说的是，公民不需要共别人的产，他自己就有投资性资产，因为，在公有制制度下，政府以税收和其他方式得来的资金进行的投资所形成的应当产生利润的所谓国有企业的资产，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公民的资产，每个公民都是这种资产的主人而应当占有自己的份额。而且，单单这种资产，每个公民都能叫做投资家或者资本家。不难理解，每个公民的这种投资性资产，会随着优秀领导人的政策所导致的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多，为量甚大。可见，公民自己的投资性资产就多者呢，本来就不需要去共人家的产！
这样，所谓国有企业，原来应当正名为全体国民公有的企业。公有制企业的利润，不是政府资产，它是全体公民的财产。要注意的是，税收和国家的外汇储备，虽然在名义上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全体国民的公有资产，但它是管理性资产，是政府运作的基础，公民不可能也不应当去分。还要注意的是，公有制企业的资产，也不同于私人股份公司的资产；在私人股份公司里，股东可以要求撤出自己的资金；但是，由国家税收等方式产生的公有制企业，作为其真正主人的公民却必须遵守公民一致的规则，个人既不能也无法要求撤走自己的资金份额；可是，公有企业的利润，是是政府的投资性资产的利润，而应当属于并且可以分配给业主——即公民自己。
这就产生了两点新的认识。1）任何政府把盈余的钱拿来投入经济，或者发行债卷等来拉动经济，都会产生所谓国有企业或者使其更加壮大；所以，公有制企业的前途，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前途无量的。这样，附带地说一句，不难想象，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在公有制上边做文章，中国的普通公民的投资性资产，可能比喜欢将公有制企业卖给私人的美国政府领导下的普通美国人的投资性资产还多呢！2）不管在哪个国家，凡是政府名下的、由政府投资运作而产生的企业及其利润，从本质上看，是公仆以来自全体公民的资金和以全体公民承担其行为风险为代价所取得的财富，这些政府运作而产生的财富是政府官员对其公民的贡献，是政府官员业绩的表现，但是，这些财富不是政府可以拥有的财富，而是承担着官员决策与运作风险的全体公民的资产。
这样，公有企业的利润，政府不应当不分配给公民。既然是公民所有，为什么只用来激励企业高管人员呢？今天想让自己国家长治久安和杜绝腐败的公民们，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是否都应当考虑以下，向自己的政府喊喊“我要分红”呢。
共人家的产，不如问问自己的产，因为公有制下的公民自己本来就有产！
企业高管是需要重金去激励的，这是中国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经验证明的，也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国政府作出的榜样。问题是，胡萝卜加大棒，光有激励是要出问题的。只有让政府官员和公有企业高管背负着向公民分红的重担，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才能真正壮大起来；而且，也只有这样压担子的做法，才能启发企业官员的良知和责任心，才能淘汰那些能力不够而资格很老的官员，从而让清廉、优秀的管理人才涌现出来。
中国所谓国有企业从几乎不产生利润的情况下走了出来，让中国国家强大了，如果产生了利润的公有企业向公民分红了，企业自身就会更加高效，从而生产出更加丰厚的利润，使得中国的普通人民和国家一起富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