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肇传略
黎天荣 李友庄
叶肇字“伯芹”，广东新兴县水尾村人。自幼攻读四书五经，早就学到孔丘“巧伪人”一套骗术，满口礼义廉耻、孝亲敬上，其实他却是一个寡廉鲜耻、残酷嗜血的野兽。
叶初进广东陆军小学，后进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再进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回粤后在孙中山辖下的粤军第一师邓仲元部当中下级干部，邓仲元被陈炯明暗杀，李济深接掌粤军第一军第一师时，叶在该师补充团（团长黄镇球）任中校团副。
1925年粤军第一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黄振球的补充团改编为该军第11师（师长陈济棠）第33团，叶肇任该团中校参谋长（那时中校团副改称参谋长）。
1925-1926年，叶随军到东江和南路攻打陈炯明、邓本殷部后，该团留驻海南岛。1927年春，第33团团长黄镇球调回广州升任新编第3师（师长黄慕松）副师长，叶即代理第33团团长职务，仍驻海南，叶便把海南当作他的“独立王国”。当时“宁汉分裂”，李济深、陈济棠属蒋介石派；张发奎、薛岳、黄慕松属汪精卫派。黄镇球准备将33团带至武汉投汪，但叶与部下三个营长反对。但陈济棠对叶也不放心，想把叶33团调回广州缴械，便派某团（忘记是那一个团）赴海南接替叶驻防地。叶事前获悉陈济棠用心，便“先发制人”，当某团部队先头一个营在海南岛登陆时，叶部把该营包围、缴械，其后续部队不战而退，陈济棠也无可奈何。
1928年，陈济棠任第四军军长后，对叶宿恨未除，调叶33团回广州，准备扣留叶肇，缴其全团枪械，幸得师长余汉谋力保得免。
1929年，粤桂战争事起，叶部参加对桂战争，桂军失败。陈济棠以叶团有功，想拉拢叶，升叶为59师（师长余汉谋）第118旅旅长。
1931年，两广合作反蒋，广东扩编部队，叶升任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师师长，出兵湖南讨蒋（当时粤桂军分两路，一路入湘，一路入赣，但都是做样子而已）。恰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迫于当时全国人民的御侮救亡的呼声，粤桂蒋即将开始的内战，暂时停止。但蒋对于日寇侵略东北，执行“不抵抗”主义，让日寇蹂躏东北，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倾全力对江西红军进行“清剿”。广东的余汉谋全军开入赣南，配合蒋的“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叶肇师也在赣南达四五年之久。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残酷地屠杀人民，抢劫财物，焚烧房屋，以至庐舍为墟，赤地千里。
叶肇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有刻骨仇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早在1927年驻在海南时，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一起，叶就立即疯狂地屠杀人民和共产党员。因此，引起海南人民的反抗，叶团部驻在海口市，有一次团本部被革命群众围攻，叶立刻从琼山调来部队进行残酷镇压，抓捕了许多围攻的革命群众，并在海口市及附近乡村中搜查户口，捉了一大批所谓“共产党嫌疑犯”。叶红着眼睛，大声嚎叫“要快刀斩乱麻”，不加审问，通宵达旦地把一批批捉来的革命群众，一个个装入麻袋，用汽车载到秀英炮台附近，全部抛入海里，这样一次被杀的群众就达数百人。海南人民恨之入骨，当时海南民谣：“叶肇想生仔，要到第二世”。有人看他这么残酷，劝过他，叶说：“我在琼州只有一个团，分驻十几个县，不杀到共产党怕，那能维持下去？”这话也是叶常讲的。后来叶随余汉谋到赣南“剿共”时，在赣州孔庙开办“军士训练处”的照壁上，写了“积极准备，抗日剿共”的大标语。叶常对部下官兵讲：“训练的目的要对准日本鬼和共产党。”事实上叶抗日是假，“剿共”却非常卖力，和蒋介石“安内攘外”一唱一和，非常合拍。但叶对红军又怕得要命，亲自拟订“剿共守则”二十余条，严令全师官兵遵守执行。大意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官长穿士兵服装，兵呼官用暗号，一进宿营地立即派警戒，做工事，民房也要挖枪眼，驻地要检查户口等等。叶在江西的信丰、赣州、南康、上犹、崇义一带驻防，杀害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不计其数。一次，在上犹的扬眉寺，对特务营营长李友庄发指示：“以后枪决犯人，用刺刀刺杀，这样可省弹药，又能锻练士兵刺枪术。”红军苏区八名干部就作为靶子被刺死。一次派参谋长林英杰指挥邓琦昌团及廖溟阶营进犯赣南过埠苏区时，对林英杰说：“这里赤化三年，要一律杀光”。当地红军及居民，事先转移别处，林英杰到过埠时只搜出不及转移的男女农民八名，立即遭枪杀。叶常说：“敢杀是军人本色”，对随便草菅人命的官兵，叶是万分喜欢和宠爱的。叶的卫队，无一不是好杀成性的暴徒，叶常鼓励卫兵将枪决的人的心肝挖出来吃，说是“这样可以炼胆”，所以他的卫兵专找人心肝作为补品来吃。在叶的怂恿下，一些官兵也吃人的心肝，师部在南雄驻防时，枪决数名革命群众，叶叫卫兵挖出死者心肝来吃。对红军俘虏，一律枪毙，枪毙的俘虏（其中也有在农村里捉来的农民，部下为了邀功，报作俘虏）难以计数。记得教导团在过埠“剿共”时，俘了红军排长一名，又一次俘虏红军公略学校连长一员，均被杀害。
叶残酷成性，除对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加以惨无人道的杀害，就对部下官兵，也非常残酷。叶常说：“施之于法，法行则知恩。”对小有违犯他旨意的人，往往受到打屁股、监禁以至枪毙的重刑。但对于他百依百顺或为他效死的官兵，则另眼看待。叶用“威”、“恩”两手策略，拉拢和镇压，使部下不敢反抗他，而为他利用，使他可以有向上爬的资本。叶平时注意所谓“训练干部”，目的就是造就自己的骨干、死党、爪牙。叶当团长、师长、军长时都先后分别举办“教育连”、“军士训练处”、“学兵营”等，亲自主持训练，挑选骨干爪牙任教职，妄图增加私人势力。并常说：“龙不听话无用，牛听话能耕田有用”，练兵就要叫部下官兵盲目服从。他又常说：“有命令，无理由”，“军人天职，首要服从”等等的一套法西斯的方法。叶自认为孔孟门徒，推崇孝经，曾在军官讲堂讲授，信口雌黄，标榜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信仰者，说三民主义适合国情、适应世界潮流，共产党算“什么”？无耻至极。“物以类聚”，叶对蒋介石非常崇拜，蒋发动“四·一二”事变，叶在海南闻风而动，立即大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叶在江西积极响应，执行蒋的“剿共”计划，大写标语“积极准备，抗日剿共”，企图得到蒋赏识，平步青云。1936年夏，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陈济棠用第六军军长为饵，收买叶以瓦解余汉谋和反蒋，叶拒不接受，效忠余汉谋。陈济棠倒台后，蒋果然对叶十分赏识，升叶为第66军军长兼160师师长。叶那时见蒋派其嫡系部队“中央军”入粤，极为眼红，后发出“中央军来广东食贵米”的风凉话。后蒋召见叶，不但没有斥责这事，反而“温语嘉勉”，加意拢络，叶受宠若惊，对蒋更死心塌地了。
抗日战争开始，叶奉蒋之命，率66军及彭霖生旅参加淞沪战役。这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杀人魔王叶肇，在日寇进攻之下，变成了羔羊，毫无办法，以致伤亡惨重。叶承认：“广东的本钱，都给我输光了”。上海撤退后，叶军负责保卫南京，他一头说“誓死保卫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但日寇一到南京，叶没同日寇交锋就抛盔弃甲，全军覆没。他只身逃亡，混在难民群中，躲在老百姓床下，见日军进行搜索，口念“南呒阿弥陀佛，上天保佑”，又学着唐太宗一次兵败时的说话：“谁人保得李世民，你做君王我做臣”，抖颤得举不起步。后来，在逃跑的路上被日军俘虏，叶冒充伙夫，日寇没发觉他是个军长，途中叶负背行李，跟日兵前进。晚上驻宿，他睡在草堆上，没有守卫，叶乘机逃脱。叶对这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逢人自夸，以为得意。听说逃返广州以后，还在中山纪念堂对广东官佐作了“南京突围”的报告，对于冒充伙夫，背敌人行李，描绘得有声有色，手舞足蹈，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对于这丧师辱国的败军之将，蒋却十分赞赏、爱护，特别致电余汉谋说：“知伯芹兄脱险回来，如获至宝。”因为叶也同蒋介石一样，“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宝”就“宝”在这里。
南京失守后，叶在湖南茶陵整补后于1939年参加南浔线作战，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打了一二次小仗；薛岳揣摸蒋心意，给予叶66军“钢军”称号，用来挽回叶在南京丢失的面子。后回到广东，升叶为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叶自吹自擂的说：“我叶肇在外边打了好几场大胜仗，你们在广东为什么屡吃败仗？”当时第12集团军客家派军官如李振球、黄涛、张瑞贵等，对他无耻吹吁，均嗤之以鼻，对他极为不满。
1940年，蒋介石以叶在南浔线作战“有功”为名，提升他第37集团军总司令，率66军159、160师两个师（151师留守广东），参加昆仑关战役，归白崇禧指挥。昆仑关失败后，白崇禧在柳州召集军事会议，认为叶出席的人都“违命避战”，证据确凿，白崇禧立即把他扣留撤职查办，解重庆受军事审判。后因何应钦知叶是蒋的爱将，从中解脱，由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蒋介石请准，任叶为该战区战干团教育长。
1948年，叶任湘粤赣边区“剿匪”总司令。1949年秋，解放军向江西进军广东，叶部急退广州，受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广州将近解放时，他率队西窜，妄图在广东西江、高要一带负隅顽抗。但这时蒋王朝已经覆灭，叶立脚不住，乃纵兵在撤退路上大肆烧杀抢掠，部队也沿途溃散，最后只身逃亡香港。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