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剿匪记
王巨胜
1950年2月7日，我十七军四十九师奉命带领所属的一四五团、一四七团及师直属队由安顺出发，进驻兴仁地区并建立兴仁分区。所属的一四六团留驻安顺，归军部直接指挥。
兴仁地区共辖贵州西南10县，扼滇黔、滇桂公路要冲。当我军解放贵阳时，贵州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逃来这一带，以后又迫于形势，联合起义，兴仁地区也随之和平解放。我们到达兴仁时，这个小城的周围，就驻有起义的原国民党八十九军．保安二七二师、独立第三师及原兴仁专员公署警卫营和民卫总队等。我们到兴仁不几天就过春节，原兴仁专员公署专员和起义部队的人员还设宴招待我们，以示欢迎。当时，虽已有个别起义部队的部分连队叛变，但整个社会秩序还较安定，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在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可是，过了不久，一部分起义部队又相继叛变，兴仁地区和全省一样，匪风突起，人心浮动。土匪时常攻打县城，拦劫军车，杀害我工作人员，伏击我征粮队和工作队，气焰极为嚣张。
为了平息匪患，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和人民生命财产，我兴仁分区遵照贵州军区指示，广泛开展了剿匪斗争。一四五团分散在盘县、普安、晴隆一线，保证滇黔公路的畅通；一四七团在安龙、贞丰驻剿。除此以外，还有原活动于盘县、兴义一带的我游击队四处活动，围剿土匪。3月，西南军区又派四兵团四十五师的一部来配合我区剿匪，大大改变了当时匪众我寡的形势。我当时任兴仁分区侦察科长，负责了解敌情，向首长报告，并多次带领部队作为分区直接掌握的机动力量，来往于全区除关岭、望谟以外8个县的山岳丛林之间，进行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现在，时隔多年，回顾这段艰苦的历程，深感今天的胜利多么来之不易，有多少革命同志为了贵州人民的解放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为我军的战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余启佑叛变，独三师整编
1950年2月，起义的八十九军调往黔东后，在兴仁地区留下的起义部队主要还有驻普安青山的原国民党保安二七二师和驻贞丰的保安独立第三师。原国民党保安二七二师共辖3个团，均为贵州国民党保安部队中反动历史较久的团队，装备精良，有相当的战斗力。师长余启佑，浙江人，年仅41岁。此人思想极为反动，嗜杀成性，人称“余屠户”。我军解放贵阳后，北盘江以西的国民党部队联席商讨起义事宜，余启佑不表态。后迫于形势，他才不得不表示同意起义，但起义通电却迟迟不向所属部队传达。我们到达兴仁以后，余启佑表面上对我军表示欢迎，暗地里却在搞阴谋活动，伺机叛乱。该部驻在青山以来，电台一直与台湾保持联系，我分区曾多次令其上交，他都拒不执行，还将大批武器卖给当地恶霸地主李景文、邓云凯，组织反动武装。我分区派到该部去的20多名军代表都被他派人监视起来。他还多次派出小股部队，伏击我军外出小分队，被我们抓住后，余还诡称发生了“误会”。
3月3日，我四兵团四十五师奉命从云南来贵州，师长崔建功同志专程来到兴仁，向分区司令员汪家道反映，说他们路过青山时，余启佑已将部队拉出去，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控制了水源，不让我军饮用，情绪非常对立，气氛极为紧张，我四十五师还有两个同志为此负伤。
对于余启佑准备叛变的情况，我们还从另一个渠道得到情报。原国民党兴仁专署警卫营有个营长，在兴仁的旧军政界中接触很广，地理人情都比较熟。起义后，经我们做了工作，他表现得不错，并和我建立了直接联系。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我的住处报告说，二七二师有人来约他一道参与叛变，要他设法把部队拉出去。我及时向分区汪司令员作了报告。但是，由于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干部战士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和平麻痹思想，总觉得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这几条小鱼不敢兴风作浪，因而，对余启佑部的这些叛变征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月9日，贵州军区发来电报，命令余启佑率部到盘县附近整训，同时命令我驻盘县的一四五团由滇黔公路南移，注意余启佑之动态。这时，余启佑已接到原国民党盘县县政府秘书长毛鹤秋密电：“盘县不能来，并说：在盘北已组织好3000余武装等候。”余启佑见叛变时机已到，便以开赴盘县整训为名，束装北进。3月11日，队伍行至中途，余启佑将我20几名军代表捆绑起来，并将部分同志杀害。然后率部改变行进方向，从盘县东部越过滇黔公路，窜入盘北地区发起叛乱。3月13日，该部在杨松一带把我一四五团筹粮队的43位同志包围起来全部杀害。从此，余匪便纠合当地地主恶霸的反动武装，共约4000余人，编为12个纵队，打出了“滇桂黔反共抗俄同盟军”的旗号，余匪自任总司令，公开与我为敌。
余启佑公开叛变以后，分区汪司令员立即带领一四五团、一四七团各一部到盘普以北追剿，该匪又窜入盘南，以后又到兴义南部黔桂交界处，与兴义的大地主、参议长刘范吾，广西惯匪罗尔福匪部合股，组成“滇桂黔边区”，妄图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成了兴仁地区危害最大的一股土匪。
二七二师的叛变，对当时驻贞丰的原国民党起义的保安独立第三师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支保安部队是临近贵州解放才拼凑起来的，人员复杂，基础较差。该部起义后，集中在贞丰整训前，已有少数连队叛变。移驻贞丰后，他们慑于贞丰驻有我一四七团一个营的威力，未敢轻举妄动。二七二师叛变以后，该部的一部分军官也在密谋策划，蠢蠢欲动。4月初，该部派了1名军官带着一个排到我分区领取夏季服装及食盐。后这个军官又偷偷来到原国民党兴仁专署警卫营营长家里，透露他们已作好了准备，只等把夏季服装和食盐领回去后即行叛变，并劝该警卫营长和他们一起行动。这个营长又把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了我，我立即向分区首长报告，分区立即电报军区，并建议立即对原国民党保安独立三师收缴武器，进行徒手整训。
4月13日，军区复电同意对该部收缴武器。分区首长带着师文工队赶到贞丰，于当日下午由该部师长程奎朗召集营、团以上军官讲话，宣布收缴武器，进行徒手整训。然后，部队集合看文工队演出节目。演出前，由分区政治部主任吕洪宣布了收缴武器的命令，此后，该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徒手整训后，于5月28日进行整编。从此，这支起义部队才真正成了我军的有机组成部分，广大官兵在以后的剿匪斗争及部队正规化训练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扫街稳民心，保卫兴仁城
1950年4月，正是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可是由于人民群众遭到土匪的骚扰，在兴仁城外的田野山坡上，却看不到犁田、种地的人。据我们侦察得知，距兴仁城郊仅15公里到35公里的地区内，就有曾明辉、何仁普，魏其亮、岑育弟、龙云光、舒移安、龙治华等几股土匪在活动，约计3500多人。其中尤以曾明辉更为猖狂。曾匪原为国民党兴仁高午乡乡长，现自称为“中国反共救民军”师长，并多次扬言要攻打兴仁县城。那时，我军小分队已不能外出，政令只及于城区。我兴仁专署专员夏德义到兴义去工作，分区派了一个侦察排护送。刚走出城外15公里，即遭土匪伏击，夏专员还负了伤。当时，我军在城内只驻有分区机关和直属的3个连队。城里的群众看见土匪众多，担心我寡不敌众，心里都惶惑不安。土匪的骚扰，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群众的生产与生活。
4月12日，我们得到情报，说约有2000名土匪于次日要来攻打兴仁县城。分区首长立即主持召开作战会议。我们分析研究了匪情：土匪人数虽多，但系乌合之众，缺乏完整的战斗组织。只要我们沉着应战，坚守城外的几个碉堡，封锁通往城内的道路，土匪是进不了城的。最主要的，是要稳定民心，保持城内秩序安定，防止内乱，不给土匪以可乘之机。于是确定，司政后机关组织干部战士分工守好城外的几个碉堡，三个直属连队作为机动力量待机出击。为了稳定城内居民群众的情绪，还决定把县城的几个城门全部敞开，组织部队上街打扫卫生。晚上，杨昆参谋长又召集司令部的几个科长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开完会，已是深夜了，我们才回去休息。
第二天清早，房东谢老板慌慌张张地叫醒我，说城外打枪了。
我见他害怕得很，宽慰他说，不要紧，他打他的，又说，几个毛毛匪，他们不敢进城。我这样一说，她才安静下来。这时，在城里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战土们大都背着枪，按照划分的区域在打扫卫生，城门也都大开着。老乡们一开门，都看见解放军在街上不慌不忙清扫街道，心里也都安定下来，没有出现动乱。我心想，我们这一套内紧外松的办法也还真灵哩!
这时，城外枪声已经很紧，特别是城西南方向，“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这是从泥堡方向来的土匪，人数较多，比较猖狂。守卫城外西南角碉堡的是分区政治部的同志，他们正全力阻击土匪。正在城里指挥的杨参谋长接到了他们从碉堡里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已有一人负伤，要求增援。杨参谋长指示他们坚守碉堡，不要出击。
大约打到上午9时左右，土匪还是进不了城。我们便决定集中消灭南面最猖狂的那股土匪。由作训股长陈端祥带通讯连出南门正面迎敌，我带特务连出北门向西南迂回，卡住敌人的退路。当我们快要接近敌人时，城里打了几发追击炮弹，都落在敌人头上，土匪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我们追了上去，共俘虏了64名，击伤25名。城西南的土匪一跑，其它方向的股匪见势不妙，只得纷纷龟缩回老巢去了。
我们出击归来，兴仁城里秩序井然，商店的门都打开恢复了营业；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似乎比往常还要热闹一些。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看见我们押着俘虏走来，无不拍手称快，我们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抓来的俘虏，经过审问，知道很多是被欺骗来抢盐巴的群众，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教育，他们也表示一定回家为民，搞好生产，很快就都释放了。
奔袭兴义城，打通滇桂路
我们刚打完兴仁保卫战，第二天，分区就下达了《对兴义城失守后组织力量进攻之命令》。
兴义城失守的经过，据当时从兴义逃来的群众反映，4月3日，国民党兴义县参议长、帮会头子、下五屯的大地主刘范吾策动起义的兴义县民卫队叛变为内应，配合从兴义泥凼南窜的土匪头子何绍斌、何绍义带着两千余名匪徒，乘我驻兴义游击团部队下乡工作之机，抢占了兴义县城。刘范吾自任为“滇桂黔边区自救军”总司令，何绍斌、何绍义任副司令。土匪入城后，就把整个兴义城洗劫一空。我政府工作人员除少数逃出外，大部分都被关进了监狱。特别是兴义地处滇桂黔交通要道，我四十五师来往车辆都必须经过此地，自被土匪盘踞后，交通为之断绝，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我极为不利。分区命令指出；“为挽回政治影响和打击匪风，恢复四兵团滇桂黔交通，决定由贵州和云南各组织一支力量，于18日晨对兴义城实行远距离奔袭。”当时的战斗部署为：我四十五师一二三团一营由安龙出发，经郑屯占领兴义城东；我滇边纵队从西南面的七舍、乌沙进攻；分区直属通讯连、特务连和游击二十一团分两个梯队经雨樟，顶效过马岭桥，从北面直捣兴义县城。
4月17日，我和政治部宣传科长宁奇带领通讯连、特务连和游击二十一团从兴仁出发，行军90多里路来到顶效。部队吃了饭天就黑了，我们又立即动身向马岭进发。行军途中，一阵电闪雷鸣过后，下起了瓢泼大雨，战士们冒着大雨，沿着公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泥泞的路上疾走。走了30来里路后，来到马岭桥头，只见有一个班的土匪守卫。战士们冲了上去，一下就把这个班报销了，我们顺利地过了桥，直奔兴义城。
马岭桥到兴义虽然还有30多里路，但我们不知不觉就到了。奇怪的是，除了在城外遇上零星的土匪外，没有遇到大股敌人。部队进到城里，只见街道上静悄悄地，我们四处搜索，都未发现敌人。这时已是下半夜了，战士们经过一天150多里路的远程奔袭，已很疲劳了，衣服也被雨水淋得透湿。我便布置各连暂时找个地方休息一下。通讯连长库殿安带着连队来到街上一所房子里，正准备烧火烤衣服，忽然听到楼上发出一阵的声音。上楼一搜，捉到了2个土匪。经过审问，才知在我们进城的时候，大股土匪都已撤出城外，一部分残匪则隐藏在城里，准备拂晓时里应外合消灭我们。我即刻通知各连注意搜索，放出警戒岗哨，占领街口要道。次日拂晓，果然发现有一支30多人的便衣土匪，提着短枪，从街头向我们警戒位置走了过来，战士们一跃而起，未费一枪一弹，就把这帮匪徒全部缴械。
不一会，城外枪声大作，土匪从城南的山上向城里扑了过来。我和宁奇同志按照分工：他带政工组和通讯连押着俘虏到原国民党县参议院，我们抓来的俘虏交由他们审问，我和参谋潘光恩带着特务连和游击团朝着枪响的方向迎了上去。敌人开头不知道城里隐藏的土匪已被我生俘，一股劲地往里冲，我特务连的战士们就顶着敌人打，土匪一个个倒了下去。游击团的同志对地形较熟，行动也快，他们抢先占领了制高点，几次打退了土匪的反扑。这时，四十五师一二三团一营也从郑屯赶来了，从侧面压过去，火力很强，土匪挨了一顿痛打，只得仓皇向西南方向逃窜。
战斗持续到中午才结束。我们回到城里时，监狱里被关的同志们已放出来了，原国民党县参议院里共集中了170多名俘虏，百货公司和我军的军械仓库，被匪徒搞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
兴义收复以后，各参战部队又按照分区命令的第二步作战行动计划，分片清剿逃窜的残匪。我和宁奇同志仍带着通讯连，特务连和游击团在旧营一带驻剿，直到剿灭股匪，我们才返回兴仁。匪司令刘范吾被我追击后，逃往兴义南部，于1951年6月捉拿归案。匪副司令何绍斌、何绍义二人都在战斗中先后被我军击毙。
野黑遭遇战，痛歼严继斌
1950年8月，余启佑叛匪之一部被我在盘北追歼后，逃窜到普安南部。军分区首长即命我带领部队到这一带去清剿。
出发时，首长划归我指挥的共有11个连队，但这些连队都分散在各地，一下子集中不起来。我从兴仁城里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只带有情报班的12个同志，他们都是老战土，富有战斗经验。他们每人都背了一支美制卡宾枪，整整齐齐，威风凛凛。我带着他们来到离县城30里的龙场，这里住着我一四七团二连。我便叫连长带两个排跟着我。又走了30里路来到青山，这里是青山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一四五团九连的驻地。我又向连长交代，留下一个排驻防，带两个排和我一道出发。这样，我们这支清剿部队就有四个排和一个班了。出发时，我们不知道逃来这一带的土匪有多少，但我们有了这100多人，不管碰上多少土匪，我们都可以对付了。
从青山出发，向东北又走了20里，没有遇上股匪。到天黑时，我们来到歹苏的一个小村子里，向老乡买了些嫩包谷煮了吃，战士们就休息了。出发时，我匆匆忙忙未及带背包，只得向老乡借了一床秧被。我从来不懂得“秧被”是啥东西，经老乡一说，才知是用于稻秧编成的“被子”。我感到很新奇，但往身上一盖，刺得身上又痛又痒。这天夜里，我心里十分难受，想到贵州人民过着这样穷苦的生活，连棉被都买不起，我们只有尽快消灭残害人民的土匪，群众才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
第二天一早，我们没吃早饭就去搜剿土匪。大约走了20多里，来到野黑。突然，我们发现山下村子里有好几百土匪正在集合，对面山上也有不少土匪正往村子里走。我指挥部队立即进行隐蔽，又和两个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发制人，趁敌人还未发觉，打他个措手不及。我派二连连长带着两个排占领村后山上的制高点，我和九连连长带着其余部队往村子里发起攻击。敌人还未发觉我们，我们的枪就响了。土匪们摸不着头脑，顿时就乱了套。我们趁势把一股敌人压缩到一幢石板房里，土匪集中火力，固守顽抗。我侦察员桂希孔灵活机动，不顾脏臭，从一道阴沟里钻了过去，端起卡宾枪，把正从窗子里往外射击的敌机枪手击毙。战士们趁机接近石板房，爬上房顶，掀开房上的石板，扔进了两颗手榴弹，炸得土匪血肉横飞。匪徒们在房子里哭爹叫娘乱成一团，侥幸没有被炸死的，都不得不缴枪投降。仅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就缴获了轻机枪4挺，冲锋枪1支，步枪49支。
当我指挥队伍向这幢房子冲击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从我后背穿过，从腰间出来，身上血流不止，和我同时负伤的还有3个战士。卫生员一边给我包扎，我一边把两个连长叫来，命令他们继续战斗，集中消灭村子里的敌人。山上的敌人听见枪响，扭头就跑，战士们来不及追歼，便集中火力打击村子里的土匪，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村子里的敌人被我们全部消灭。这一仗，除了打死打伤的匪众而外，还俘虏了200多名。听俘虏说，他们在村子里集合起来的是保十八团第三营，全被我们吃掉了。我们也有17个同志负了伤，另有2个同志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审问俘虏，才知道这股土匪就是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保安十八团，匪首是严继斌。严继斌原是国民党保安十八团的一个营长，起义前夕才当上团长。他伙同余启佑发动叛乱以后，余启佑当了匪司令，他也打出了二七三师的牌子，摇身一变成了师长。他当时才31岁，余启佑纠伙发动叛乱时，他就是为首的一个。在我军的几次围剿战斗中，他都逃脱了。昨天晚上，他侦察到我们进驻歹苏，人数也不多，便集中全部人马，妄图把我们吃掉，不料在此遭遇，被我痛歼，消灭了他的一个营。
部队在返回兴仁的路上，同志们用担架抬着我，其他负伤的同志由俘虏抬着。我躺在担架上，看着押着的这一大群俘虏，心想可惜我们的兵力少了一点，未能全歼，让敌人跑掉了一部分。
当天，我们住在潘家庄，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兴仁县城。分区首长和机关的同志都来欢迎我们，祝贺战斗胜利。侦察员桂希孔因为战斗勇敢，分区给他记了一等功。
我们回到城里不几天，抓到一个送信的土匪，他带着严继斌写给余启佑的报功信，吹嘘他们在野黑把我四十九师师长打死了。我们看后都不由捧腹大笑，土匪大概是把我这个王科长当成汪师长了吧。我经过个把多月的休息治疗，伤口逐渐痊愈了，分区首长又派我到兴义和安龙南部继续追剿土匪。
合围捣匪巢，千里捉匪首
经过我军几次围剿，匪余启佑残部只剩600来人，被我云南友邻部队追击，逃到盘县响水地区。1950年10月2日，我即跟随分区杨昆参谋长带领的分区直属队和新编的独立团进行追剿。几经周旋，打了几次小仗，这股匪又逃到黔桂交界的兴义南部地区。至此，整个兴仁地区的中心区域，大股土匪已被清除。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各级地方政府已能开展正常工作，我们也能够抽出大量部队来集中清剿盘踞在边沿地区的土匪了。我们按照贵州军区在黔东集中兵力组织铁壁合围的经验，先后组织了几次大的合围，捣毁了土匪老巢，打了几个歼灭仗。这几次合围是：
1951年2月5日至25日，我们集中了20个连队并配属千余名民兵(当时称为“人民自卫武装”)，对兴义南部14个乡的刘范吾、蒋无识、冯正义、何少武、周朝龙等股匪进行合围，计歼匪880名，其中有匪首138名。
3月15日至31日，我们抽调了17个连的兵力，配属1400名民兵，对安龙南部四乡的刘庭璧、张耀智、陆美芝等股匪进行合围。计歼匪1625名，其中匪首242名。
4月14日至29日，我区派出两个营的兵力配合广西兄弟部队合剿广西西隆、西林地区惯匪罗尔福部，共歼匪1303名，其中匪首159名。
5月12日至7月5日，我分区调集四个营兵力，配属1500名民兵，会同独山军分区五十一师一五一团，对册亨、望谟两县进行合围，歼匪5945名，其中乡保长以上匪首1340名。
这些合围点，都是土匪长期盘踞，苦心经营的老巢。内地清剿时漏网的匪首大都逃来这些地区。在合围中，我们认真贯彻了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首先用大批兵力形成合围圈，组成封锁线，然后派出若干小分队，深入合围圈内，发动群众，清查土匪，发现股匪就立即跟踪追击，直到歼灭，以期清剿一地，净化一地，巩固一地。
现将册亨望谟的合围情况简述如下：
册亨、望谟两县于1949年底和平解放以后，我军又于1950初主动放弃，因此，两县的各级国民党政权都原封不动的保存着。这里地处黔桂两省交界处。山大林密，交通很不方便，有80％左右的人口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军撤走后，蒋介石派遣特务来到册亨和望谟，将各地逃来之匪纠合一起，实行“军政一体”，县长兼司令，乡长兼营长，保长兼中队长，地主恶霸就当师、团长。他们征粮派款，买枪买炮，胁迫群众入伙为匪，妄图与我长期顽抗。望谟以国民党县长王丹洲为司令，新编5个保安团及5个匪直属营。册亨以包祖辉、贺永钦、罗寿山为正副司令，组成15个土匪大队。当我对之进行合围清剿时，这些股匪多次突围，但都被我击退，以后，即分散隐蔽，有的改名换姓，化装为民；有的潜逃深山，隐藏躲避。我们就深入村寨，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清查匪情。在广大群众协助下，把隐藏的土匪清了出来。望漠县土匪司令王丹洲躲在距城北4里的山上，被我军在搜山时击毙。匪副县长杨子厚化装成苗族妇女，被我军从隐蔽的山洞中捕获。“反共救国军”二纵队纵队长刘艺华被我追得走投无路，自毙身亡。匪十四兵团二纵队独三团副团长熊玉才被迫至南盘江边，从山上滚下，摔死在江畔。还有的匪首被困死在山洞里，冻死在森林中。我们在册亨南面山上的一个洞里，就找到了六具冻饿而死的匪徒尸体。到合围清剿后期，部队组成若干飞行队，不限区域，指名捕捉匪首，不完成任务不罢休。一四五团八连一排长王玉成同志带领由十一个同志组成的飞行队跟踪追击，历时半个月，终将匪三师师长罗万民、四师师长周建民俘获，打死参谋长黄伯武。紧接着他又带领飞行队跟踪追至昆明，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捕获匪师长陈大朋，匪三纵队司令许培舟，晴隆县的特务头子、国民党县长曾毓嵩，兴义逃亡地主戴之静等。
我一四五团二连五班长杨永生接受追捕匪十四兵团二纵队参谋长贺寿民的任务后，了解到贺匪带着10多人逃往广西。杨永生同志带着飞行队追踪到广西，历时13天，行程千余里，终于在巧马将贺匪击毙。
经过以上几次合围清剿以后，全区成股土匪已被消灭，部队在兴仁地委领导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大任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