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咖啡馆 by Yuer

匈牙利咖啡馆 by Yuer

我就坐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叫匈牙利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走进这家咖啡店，就想起在那个遥远的国家，1956年有一场失败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似乎和此时此刻有某种联系。

当然，和此时此刻有联系的，还有坐在我对面的帅哥。他腿长长的，牙白白的，在对我微笑。

匈牙利咖啡馆可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而且是一个政治阵营。宣称自己常去匈牙利咖啡馆，就等于宣称了是自己的阶级成分――一个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或至少也是一个文化嬉皮士。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人，或进而整个世界的人，完全可以被区分成“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和“不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一个小小咖啡馆，大大提高了划分敌友的效率。

咖啡馆象一家乡间小学教室。昏暗的灯光，拥挤的桌椅，斑驳的墙壁，恶作剧地横亘在阳光明媚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象唇红齿白的笑容之间，一颗虫牙突兀在那里。令人费解的是，这里永远是人满为患。人们摒弃了门外的灿烂阳光，和星巴克里的资产阶级光明，趴在匈牙利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象捉虱子一样费劲地辨认自己书上的文字，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我曾经猜想，这里有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社团。那些从60年代的左派政治运动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在这里招兵买马，商讨颠覆资本主义大计。咖啡和草莓小甜饼只是幌子而已。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人们，比如那个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的老太太，那个夏天还穿着皮衣服的长发青年――这些人成天驻扎在这里，哪里是喝咖啡，简直是每天在这个生产愤世嫉俗的作坊里值班。

证据之二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左”的厕所。小小两平方米的厕所墙上，写满了各种政治宣言――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呼吁布什下台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其慷慨激烈程度，足以把一个右派吓成便秘。

我这个猜想虽然非常振奋人心，但并不能得到证明。能得到证明的，只是身边这些琐碎的聊天而已。比如那两个女孩，在讨论为什么其中一个难以忘掉自己的前男友；又比如那对男女，在讨论她为什么没有给他打电话。更多的人，比如我，只是一个人捧一本书，若有所思，顺带和不远处的帅哥眉来眼去而已。

一次次的窃取情报都是空手而归。我只好承认，人们喜欢光顾这个“左派”咖啡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左”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左”的下意识。意识太多，无意识太少，下意识则刚刚好。就象那些左派的标语，占领大街太多，消声匿迹太少，而匿名地幽闭在一间咖啡馆的厕所里则刚刚好。在意识的层面上，“左派”已经一败涂地，等它在下意识里卷土重来时，一个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已经分解为支离破碎的意象，比如这些昏暗的灯，这些破旧的桌子，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人们在这破碎的意象中寻找一种美学上的刺激，却早已不指望将它拼凑一个政治野心。当历史变得象一个宿命，政治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印象主义。

“左”的幽灵就在这家匈牙利咖啡馆里来回穿梭，招揽生意。这幽灵已失去语言，只剩下身体――它勾引我们，但并不企图征服――它已经挥霍了全部的理智，如今只剩下妖娆的眼神。我们坐在这里，消费着这妖娆的眼神，而它也萦绕着我们，医治我们下意识里的那一点炎症。

想清楚了这一点，我在匈牙利咖啡馆坐得心安理得起来。我不是左派，至多算右派中的左派，但我易腐蚀的灵魂把我安顿在这里。想想这印象派政治的油画吧，有一个国家名字叫做匈牙利，它在1956年有一场失败的革命。现在一个中国女孩坐在以这个国家命名的咖啡馆里，狼吞虎咽着苹果饼，冥冥中觉得自己和1956年有一点联系，但又忙着和对桌的男人徐徐微笑，而这个下午，就这样从门口那颗槐树上爬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