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夏，袁相忱结束了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到了升入高中二年级的预备期。此刻他也正走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中。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因为没有相信福音，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就想自己应该为中国做些事情，做些课本里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救人灵魂的异象，把救人灵魂的工作看为至宝。神的呼召一天天地清晰起来，那就是要他出去传福音，拯救同胞的灵魂。这呼召不是藉著一节经文或在某一情况下神托付给他的，而是在他心底慢慢升起，但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他知道他应该回应神的呼召，他多次想告诉父母，他不想读书了，他要趁著年轻，赶快去传福音，因为继续升学只能增加属世的知识，不能救人的灵魂。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家人对他的期望与托付。父母虽然知道他信耶稣，但由於他与父母有隔阂，长年缺乏沟通，所以家人对他的信仰程度并不了解，或者说父母认为他的信仰只是一种临时的爱好，等长大了，就自然会放弃。父母一心期盼这个独生儿子将来即便得不到高官厚禄，也总应有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可以挑起家庭的重担，使他们能养儿防老，后半生有依靠。事实上，父母也正让他按著这条路走著，只要再读一年财商，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他就可以找一份既清闲又高雅的工作，就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过安稳日子了。相忱在这种惧怕和矛盾之中一次次地盘问自己：“我该怎么对待神的呼召呢？难道充耳不闻吗？不，不能！” 袁相忱一次次地下决心，要顺从神的呼召，不要顾念肉体的感情，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却又总说不出口。父母全然没有发觉他们的儿子许多次欲言又止，因为他们太忙了，念完经要打麻将，打完麻将又该聊天了，所以没有人注意到相忱的沉默和争扎。相忱也无法把他的想法与家里人商量，因为这是个不用商量就知道结果的问题，他只有等自己最后信心很坚定了，再告诉家里人，这是惟一的方法。他不停地向神祷告，求神坚定他的心，求神赐给他勇气，让他能顺服神的呼召，而不是顺从父母。他还向神要一个凭据，如果是神的旨意，就让他与萧老师和石老师交通时，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於是相忱就去找两位老师，他们听后都表示支持，相忱大得鼓舞，想回到家就告诉父母，但真的回到家时，又没有勇气了，他害怕父母因反对他的做法而与他发生不愉快，也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最终妥协放弃。
就这样，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都处在顺服神的呼召与服从父母的痛苦抉择中，这期间神也在不停地用他自己的话语启示他、坚立他。相忱在自己的小东房里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时，得到了神的启示--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父母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他问自己：“袁相忱，主的这句话就是对你说的！你是否能爱主胜过爱父母？是否肯背著十字架跟从主？是否愿意为主走这条无名无利、甚至无人理解的窄路？主己经藉著他的话语告诉你该怎么做了，现在轮到你交答卷了。你是否愿意为主付上这个代价呢？”
终於，在快开学的一天，吃过晚饭后，相忱鼓足了勇气，告诉父母：“我不愿意再读书了。我信了耶稣，我要去传福音，好使别人也能相信耶稣，得著永生的福份。”父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相信他说的话。相忱又一次重复了他的志愿，这一次，回过味来的父母回答相忱的是粗暴的喝斥，但相忱依然很坚决。他告诉父母：“我决心已定，不要再为我缴下学期的学费了，缴了我也不会再去念书了。”父亲说：“你是不是头脑发昏了？不好好学习，去信什么洋教！洋教能当饭吃吗？以后不许你再说这些。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学习，毕业后找个工作，安安心心地工作。”袁相忱说：“我不能够再学习了。耶稣让我看到人的灵魂是多么地宝贵。”父亲问：“人有灵魂吗？你能看到什么？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呢？即使有的话，他什么时候叫你不读书了？”相忱回答父亲：“上帝叫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所喜悦的，也是我这个信耶稣的人理所当然该做的。”父亲大怒：“我养了你十几年，你还没有把什么献给我呢！”就掀翻了桌子，大骂他是没出息的忤逆子。相忱就一句话也不说，回到自己的房里继续读圣经。
第二天，父母显然是经过了商量，改换了另一种方式，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先是让外祖父母劝说相忱，因为他们知道，外祖父母一向很疼相忱，而相忱与他们的关系也较亲近，所以两位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或许能起到作用。而这次他们却想错了，外祖父母的劝说也失去了作用，相忱不与他们辩驳，但总是在他们把话说尽后，他才很坚决地对他们说：“ 我考虑过了，我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外祖父母问他：“你不上学，这么年轻，将来干什么呢？”相忱回答：“传福音。”外婆说：“传福音不能当饭吃啊！你总得考虑生活吧。”相忱说：“主会预备一切。”
之后又是母亲劝说，内容大同小异：作一个传道人没有钱，也没出息，将来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现在都二十岁了，找不到好工作，总不能让父母养活一辈子吧？最后，是父亲再次出场，这个一辈子心里刚硬、严厉的父亲甚至用哀求的口气对儿子说：“圣经上的十诫不是叫人孝顺父母吗？听父母的话就是孝顺父母，你就听我们这一次吧，全当是照著圣经的话来孝顺我们。”父亲一向对相忱极为严厉，这是相忱第一次听父亲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他的心有点动摇了，但很快地，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信念上，用沉默回答父亲。
全家人一致认定：这是一个被洋教迷昏了头脑的不可救药的、也是无可理喻的、胸无大志的孩子。他们甚至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发疯了？但相忱却更加坚定，义无反顾地走神要他走的路。
相忱在他的事奉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是何等的艰难，也是何等的可喜，但他万万没想到，他从此就进入了一个家庭逼迫的痛苦时期。有时候“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所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却是如何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和逼迫。
凭著神所给的异象，相忱退了学，准备一辈子传福音、一辈子为主作工。但在退学的初期，他还不明白神会如何引领他，只单纯地籍著祷告与交托，把自己前面的路，交在神的手中，由他来定夺。相忱清楚自己目前最需要的是静心学习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装备。不久，神所安排的机会来了。当时，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了一个圣书学院，专收中国信徒，培养当地的传道人，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清楚神的呼召，年龄在二十二岁以上。相忱当时只有二十岁，他去报名时，老师很遗憾地告诉他，因他不够年龄，所以他们不能正式录取他；若他想学习，只能按旁听生对待，四年后，也不能像正式生那样取得毕业证书。相忱回答说：“做神的工作，有没有神学毕业证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呼召，我来是为学习神的话语，有没有毕业证都无关紧要。”
远东圣书学院是远东宣教会继在日本、韩国开始工作以后的另一个工作站，约从一九三零年开始，远东宣教会在中国的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开办圣书学院。北京圣书学院地址在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十四号，学制四年；其中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为实习。这三年半的正式上课时间中，也只有每天上午讲课，下午则是在教会服事。正式生全部住校，旁听生则是走读。正式生吃住及学费全免，旁听生免学费，吃住自理，并要负担每学期几块钱的讲义费。袁相忱有点感到为难了，因为他的退学问题，家人与他已经闹得很僵了，现在自己还没有挣钱，吃住还要靠父母养活，若要再伸手要讲义费，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反复地为这件事祷告，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但神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启示他：“信就必得著。”神的工作没有一样不是凭信心做成的，在这么一点小事上不能依靠神，没有信心，将来还能做什么呢？神不会让他的仆人因付不起讲义费而中断学业的。於是他就开始专心在远东圣书学院里读起书来。
在读神学的这三年半中，也是神操练袁相忱的时候，他的学习环境相当艰苦。他每天在清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就起床，读经祷告，等天亮了就把炉火生起来，自己烧热一些昨天的剩饭剩菜当早餐吃掉，然后又为父母烧开水，再把火封上。到了七点多钟，就骑著自行车去神学院听课。出门的时候要轻轻地把门关好，因为这时父母还没有起床，不能吵了他们。中午袁相忱从神学院上完课回来时，家里人早已吃过了午饭，他就自己热些剩下的饭菜当午饭吃掉，下午没课，他就在自己家中温习讲义，准备明天的课程，还要为家里准备晚饭。袁禹庭为了惩罚儿子的不听话，还特意为袁相忱分配了两项任务，一是每天要把家里用的三个煤油灯的灯罩擦乾净，二是要每天晚上准时给父亲开门。袁禹庭长年嗜酒，他在电影院工作时，最晚的一场电影是晚十一点多散场，袁禹庭等晚场电影散场后，还要去酒馆喝酒，半夜十二点多才醉醺醺地回家。他回家后一摇风铃，袁相忱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给他开门，不论冬夏，若稍微开门晚了些，父亲就会破口大骂：“养你一点用都没有，养条狗还能看门呢，你连条狗都不如。叫你开门都开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呢？”相忱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他之所以睡得这么早，就是为了要在半夜能及时醒来给父亲开门，但即使这样，都难免有起晚的时候。每当父亲大骂时，相忱就忍住不吭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不仅父亲对他如此冷淡，就连母亲也不怎么理会相忱；相忱的衣服破了，母亲也不为他补，冬天来了，相忱脚上还穿著薄球鞋，父母不为他添衣服，相忱也不向他们要，因为一要反倒更激起他们生气，更会怪相忱不读书、不挣钱。一次相忱与几位信徒相约去郊外传道，要带一条被子，母亲都不许，相忱就含着眼泪把被子放下，但仍然出去传道。一年后，相忱的父母又从孤儿院里抱回一个小女孩，认作女儿抚养，并且逢人就说：“我生这个儿子一点用都没有，算白养了；现在我要把这个女儿养大，将来让她嫁给总督，为我们养老送终。”
神就藉著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造就相忱，在这个较为富足的家庭中，相忱却过著穷苦的生活，这是为主受逼迫的生活，也是每一个为主工作的人必须经过的考验。系统的圣经知识和艰苦的学习环境，造就了一个在主的真道上比以前更加坚定的袁相忱，就如以赛亚书中所写的：“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赛30：20）。一九三六年春，远东宣教会的创始人查理.考门（C. Cowman）先生的夫人，亲自来到北京的远东圣书学院看望在校的学生，她知道袁相忱因年龄不够而成为走读生，宁可不要文凭，也要来学神的话语，很喜欢他的执著，就送袁相忱一本有亲笔题词的《荒漠甘泉》。她还与袁相忱进行了交通，并鼓励他坚持读下去。此时的相忱也开始了他较为固定的事奉工作。有一个人称郭孙惠卿的太太常来远东宣教会聚会，她是宋尚节博士组织的布道团的一个负责人。久而久之，就认识了相忱。郭太太很热心，家庭也较富裕，所以她就在北新桥那里租了一个聚会的地方，相忱常去那里传福音。不久，另一位姓郭的太太也在郊区的田村开了一个聚会点，她邀请相忱去讲道，於是相忱就有了两个比较固定的事奉地点。
一九三六年，袁相忱还认识了一位来北京学华语的美国宣教士裴约翰牧师。裴牧师是美国宣圣会的传教士，宣圣会又称拿撒勒人教会。外国人来中国必需先学一年的华语，学会了华语，然后才开展工作。当时裴牧师正在北京学语言，他非常认真，心中满怀救人灵魂的热忱，恨不得立刻学会华语，迅速把福音传遍中国。裴牧师与裴师母为了来中国，还专门做了结育手术，带著两个孩子，一心在中国传道。裴牧师经常去远东宣教会的英文夜校，给那些想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传福音，袁相忱也常去那里，所以就认识了。他与相忱有过几次非常默契的交通，对相忱印象非常好。他学完华语后就邀请袁相忱与他一同到农村做工。袁相忱说： “农村是片很广大的禾场，我也有去农村传福音的呼召，但不是现在，现在时候还没到，我还要读神学，读完神学才去农村。”裴牧师很失望地自己去了农村传福音，但这次相识对相忱毕业后的事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夏，宋尚节博士在厦门举办了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这是一个集中系统学习神的话语的好时机。相忱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想去，但苦於没有足够的路费，所以只是交托在祷告里。郭孙惠卿太太知道后，通过祷告，神感动她拿出钱来资助相忱，於是相忱就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七月十日开始的查经会。这也是相忱第一次到外地参加两千人以上的大型聚会。在一个月里，宋博士每天两次主领二千多人系统地查考了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从无间断。他们住在鼓浪屿上，因去的人太多，井水都喝乾了。那是一个速成班，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不停地祷告、查经、集中的学习，使人的灵性更快地提高。宋博士祷告的生活及对年轻人的关心，给年轻的袁相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后，宋博士的女儿宋天真曾到袁相忱家里说起：在宋博士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大型查经会，并在上面记下了袁相忱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袁相忱开始向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投稿，发表一些属灵文章，他还发挥自己英文较好的特长，翻译了司可福注释在圣经后面的关於个人布道的论述，出版了《个人布道手册》，还翻译了一些属灵书籍，在文字事奉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一九三七年秋，有一位天津的老乡，是小时经常与相忱一起玩的阿珍，因报考北京一学校，暂住在袁相忱家里。此时的阿珍已长成一位亭亭玉立、非常漂亮的大姑娘了。袁相忱近几年因外祖父已去世，外婆与父母都在北京，再加上神学院的功课，以及热心传福音所形成的忙碌，所以也很久未去天津。没想到仿佛一眨眼，阿珍已不是那个当年任他揪著小辫也不敢出声得罪他的小女孩了；她已在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了初中，但因日本入侵，天津太混乱，才来北京考学校，继续念书。当然相忱也不是那个小淘气了，他已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随时愿意为主摆上。阿珍在袁家只住了两天，考完试后就走了，但她这趟没白来，相忱向她传福音，告诉她只是在教会学校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不够的，要真心相信耶稣，把他接到心里来，那才是真正的信仰。相忱还告诉她，外面到处都是兵慌马乱的，天津不太平，北京也不安宁，只有信靠耶稣，才有真正的平安。阿珍听后就表示接受了。
在圣书学院读书期间，袁相忱得到了扎实的圣经知识，尤其是在旧约部份，他受益匪浅。远东神学院著重宣讲四大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指人重生得救后，必需要追求圣洁得胜的生活，并相信在现代神依然能够行神迹、医治人，相信耶稣将再临。神愈的教义对袁相忱启迪很大，他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吃了那么多的苦药，结果身体却依然这么瘦弱，没有一点好处，就想，如果那时相信耶稣就好了，只要他有信心，向神求，神会医治他的。所以从他二十岁读神学时，就凭信心祷告：“主啊，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从今后我不愿再吃药，只愿让你来医治。”从此，他就很少生病，有时即使是生病了，也不吃药，只藉著祷告，神就一次又一次地医治他。在神学院读书时，相忱还经常这样向神祷告：“神啊，愿你的话语直接供养我，让我植根在你的话语上，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神学观点上。”袁相忱在传道时也对别人说，不要被这个观点、那个观点搞昏了头，最重要的不是观点，而是神的恩典。袁相忱在学习中非常吃苦认真，当时的神学院院长吴智非常喜欢他，他们师生之间的交往在以后还有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