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恩怨（二十二）林彪这个人

元帅恩怨（二十二）林彪这个人

1987年4月，一位老战友问故于温玉成，将军答曰：“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

君为何人？有云林彪，有云江青，亦有云黄永胜，唯其无责毛泽东者。

责林黄者所据主要为，九大人事大权，在林黄与康生，故应为林黄主使。姑不知，以当时温之地位，若非毛之旨意，林黄康是无此权力的。

责江所据，主要为温在分管“样板戏”上，得罪了江。

在温置身军政界的权力高峰的一年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协助谢富治管军队的“样板团”。也就是说，他管的事面很宽，政、军、文三界均有涉及，而且还全是协助，可理解为既是信任，亦是培养。在政与军方面，无大作为，亦无大过。在文的方面，不过一个“样板团”的后勤而已，在将军来讲，应说绰绰有余。

然而，“不懂政治”（其夫人语）的将军却“不知利害，揽事太多”“竭智尽忠，不遗余力；他意犹未尽，见江青忙得风风火火，很想为她减轻一点负担，便主动做了一些江青并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认为温玉成是对她进行特务活动，于是翻脸。”（温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时的同僚吴忠语）。温夫人宋婉明还云：一次，江青当众指责温对“样板团”管理无方，特别是芭蕾舞团管理混乱，导致演员基本功和演出质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温便掏出记事本来，说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这段时间对“样板团”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 以来一直以毛泽东化身自居训惯了人的江青，岂容温当众辩白顶撞！登时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叫喊温“撒谎”、“不老实”！从此，温便交上了厄运。

众所周知，江青“出山”的王牌就是她那八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江能把她的看家宝贝交给温管，足见温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温对文艺虽无所长，但也知江身份之尊，可谓尽心尽力。此也确实很卖力气。宋婉明说他丈夫：“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人们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她讲了两件事，一件是支左部队换班，温按规则办理，这本是正常的部队换防。结果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干部换走了，把反对刘的留了下来。刘庆棠何等人物，一舞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男一号“洪常青”而青云直上，深得江青宠爱，升任文化部长，江闻言勃然怒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缠住周总理，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周只得将温和谢富治找去，劝：“你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同志写个检讨吧！”

谢是主管，他以工作忙为由，对温说：“你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温老老实写了检讨，但谢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的抬头上，谢不但推掉干系，还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

一次，温突然接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令他速去天桥剧场，江青有事找他。温火急火燎赶去，原突江是因为电话不通冲他发火，“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样对待革命样板戏的？”温照实回答说，因为这里不是部队，因此不便装电话。江却命令他：“你，马上给我装，听到没有？” 温向总长汇报，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泄了密谁负责？”叶群更是威胁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温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温去求邱会作，邱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

与此同时，本来就与江青尿不得一个壶里的黄永胜，也对温产生了戒心。黄曾多次与人讲过，温玉成是他保举进京的，现在却有二心，是“忘恩负义”。林彪更是对江素无好感。在黄和温之间，林自然是选择前者。

总而言之，“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温玉成是“干劲”越大，毛病越多，林彪是他的“恩人”，黄永胜也是他的 “恩人”，江青更是他的“恩人”，他谁的恩都想报，到头来却弄了个两面不是人，把仨“恩人”都得罪了。其结果当然是第二个杨成武、傳崇碧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九大落选政治局之后，温仍然“风光无限”了一年多，到1970年6月，才从北京“人间蒸发”，个中奥秘耐人寻味。

坊间把一度闹的沸沸扬扬的“李必达事件”当成导致温玉成失势的原因。

从时间上看，此说很难成立。李必达的信是1969年4月底的事，而温被贬出京则是1970年6月初，况且温在这件事上并无过错把柄。

李必达是黄永胜的秘书，是个参干大学生，深受黄之器重。但因1968年底，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期间，李因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多次检讨都未过关。1969年4月28日，他决定铤而走险：向毛泽东、江青告状，以为扳倒黄永胜，或者还可绝处逢生。他知黄与温玉成有矛盾，所以把告状信给了温，请温转呈江青。温接过信一看，里面除反映黄与叶群有不正当关系外，还有黄、叶等谩骂江青的内容。温再不懂政治，也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把信交给了林办。

结果，可想而知，李必达被逮捕，押回广州受审。（“913”后，不断有人写文章颂扬李必达敢于在林彪、黄永胜等人如日中天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发他们的“阴谋活动”。但没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体内容。不少知情人对此表示怀疑。有人提出：李必达说自己如何先知先觉，干吗不把信全文公开发表，让大家来品评、受教育，并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关于此信内容，周恩来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次通话，透露了谜底。 1971年9月中，丁拿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周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 周的话表明，李信里讲的，主要来自偷听黄的电话。李出狱后接受专案组审查时，也承认偷听过黄的电话。黄在电话里究竟讲了什么犯禁的话呢？据项辉方说，李曾向她汇报，一次黄在与叶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叶群和吴法宪都讲过：李的主要问题是“挑拨中央关系”，因而，李信中很可能主要是黄永胜等人私下议论、攻击江青的情况）。

1970年６月２日，被林彪单独召见温玉成，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温玉成目瞪口呆。林彪又说：“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温才猛然清醒，条件反射地答：“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因为是林出面“处理”的温，黄永胜还电告成都军区，对温不可重用。因此，大都把林黄当成“打击迫害”温的那个“君”，却忘了若无毛泽东首肯，林黄是无权处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一层次干部的。

坊间多以黄温关系不睦，是导致温失势的主因。理由是温在会上，公开反对黄调广州干部到军委，俩人还为此争吵，康生还支持了温。而李必达信交温转呈，更加重了黄对温之疑心。但亦有资料披露，温“发配”四川后，不少人找黄质疑何故？黄只曰：温不适宜中央职务。人云：北京不行，为何不让温回广州？黄曰：他在广州搞成那样子，怎么回去？去成都，粱兴初总还是了解他吧。

有资料披露：“913”之后，李必达被放出来，江青这才知道温玉成还有这么件事，气的大叫要把温枪毙，多亏周恩来压下报告。

1971年１０月２８日夜，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接总理办公室通知，就地隔离审查温玉成。

据陈锡联后来亲口对温玉成讲，１９７５年，周总理后，他和李先念前去探望病重入院的周恩来时，周握着陈的手，很是酸楚地说：“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江青逼得……”最后，总理指示，找一找温玉成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1975年１２月，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将关押了６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1980年秋，温玉成携夫人宋婉明，及原３９军军长吴信泉夫妇，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夫妇，三个首批入朝抗战的功臣，亦是受林彪问题牵连的将军。一起向中纪委书记黄克诚汇报各自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请组织上给一个结论。

在黄克诚将军的努力下，温玉成最后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澄清温玉成“九大”落选政治局之迷雾，因为上述几件事，似乎都与此无关（顶多可与被贬出京联系，而这都是在九大之后才发生的）。笔者为探个究竟，遍览众书，也未探出个所以然。只好穷究深挖，以为仍为毛之意图。

理由有三：首先，温被贬出京，并非打倒，而是出局。林那句“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似透露出此令乃秉承上意的意思。又云“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及黄永胜所云“去成都，粱兴初总还是了解他吧”，足以说明林黄并无整温之意，甚至可能还更改了毛的处理意见。联想到1959年，彭黄事件后，林把邓华“贬”到成都，让其远离政治中心，实际上等于保护了起来一样。其二，是周恩来那句“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江青逼得”，此话讲在林彪死后，显见周之“江青逼得”用心何等良苦。江青者、毛泽东也。你可以理解为江影响了毛，但事实上是，在整个文革中，最能体现毛意图的是江。最后，就是为什么？某以为是为1966年春调兵之故。不知为什么，我一想到温，便不自觉地把他和佛家的韦驮联系了起来，韦驮菩萨乃千佛之最后一位，发心保护前999佛成佛，摧毁邪魔外道干扰“通常安置在天王大殿弥勒菩萨之后，面对着释迦牟尼佛，表示护法”。九大举其进主席团，是为“保护前 999佛成佛”，所以落选尔。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何以九大后，温仍能在京手握重兵，风光无限。有说温玉成落选政治局委员，曾找到康生理论，康生表面上应和温，背地里却说温 “向党中央公开伸手要官。”若此说有据，应是其被贬出局的真正理由，亦即说，韦驮职在护法，保别人成佛。绝不可有自己成佛之邪念（野心）。

此说看似离奇，但具体到那个荒谬的时代，则离而不奇。不信，请想想1975年四届人大后几个部长的名字：公安部长华国锋、农业部长沙风、铁道部长万里，就明白了。

纵观温玉成在文革中的使用情况，几乎都是决定性的，却也总是在幕后（现有温之简历，均沒有1966年春，特派北京掌军之记录，也鲜有其策划珍宝岛之役祥情）。而其又游走在林江之间，却又都不即不离，确如其夫人所云：“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人们利用、欺侮”。最难能可贵地是，温在运动中，沒有参予过任何“诬陷迫害”战友同事的勾当，这不仅与黄吴李邱相比，就是与许世友、韩先楚等地方军头相比，也高出一畴，与众多在文革初与运动中当权的人相比，亦属凤毛麟角，足显其“厚重少文”的将军本色。

温将军晚年闻陈锡联之总理遗言，还天真把要陈为其做证，陈其时也已失势，回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方使将军绝其奢念，不再争是非，一心安享天年，春秋74作古，可谓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