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恩怨（25，26）林彪这个人

元帅恩怨（二十五）林彪这个人

王任重如此，周恩来则无此机会。而且，我以为就是有这个机会，他也未必会出来戳穿这个历史骗局。为什么？从得知林机毁人亡，周在大会堂失声号啕，并对纪登奎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便可明白。

何解？

哭，是周对林之败亡的真情发泄（在当时之中国，敢为林哭祭者，恐唯周一人）。“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则是周留给历史的一个不解之谜。

所谓不解，是周再未为此多说一个字。然而，当我们循着历史行程看，周在这之后不久，便把粟裕拉出来谋划军机（另有一说是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出面把粟请出来的。此说既便能成立，也是周委托纪，因为以纪之资历，是请不动粟大将军的）粟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经军科院等所谓专家看过后予以肯定（粟之方案与1969年林方案基本相同），可理解为是对“你们不明白”之解，是谓周以粟顶替林之缺，以防不测（不过，周欲起用粟，显然不合毛意。所以，以后周只好把粟安排在身边，未能重返军机）。其次便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了。也就是如何处理林彪后事。林是中共九大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可谓是毛在党内军内高层唯一的嫡系。尽管毛在九大后就对林有了想法，在庐山会议又支持了张春桥江青，几乎公开了与林的矛盾，以后南巡又在军政界讲了许多不满林的话，弃林之意已决。但也并没打算像打倒刘少奇那样对待林，因为这个弯子不大好转，倒林必然要殃及到毛的“光辉形象”。所以，林驾机外逃，并“折戟沉沙”暴死，对毛打击沉重（可谓致命），先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后是“他是副统帅。他死了，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足见其已乱了方寸。林死毛病，周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9月18日，虽有一个通报林死的文件，但只限于党内高干范围，两个月之后，才公开林彪之死。这期间，周奉命抓捕了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四人，当时是按“军事政变集团”定的。（据姚文元在新撰《回顾与反思》中透露：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这之后，便是如何对林问题自圆其说，于是便有了毛致江青的这封信的出笼。

从当时国内政治构架分析，这封信既维护了毛的形象，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周收拾残局提供了政治保障，如对江青那点批评。从谁受益这个基本常识分析，可以认定周参予了这个文件的定稿工作（当时，坊间盛传，林彪死后，周与毛彻夜长谈，从井冈山、遵义会议，一直谈到文革。对毛不无批评。可惜至今也不知其真伪），甚至有可能是周向毛提出的这个办法。这封信中最关键的还是“钟馗”和“打鬼”，行文中毛成了林利用的工具，这是毛惯用的伎俩，但隐含着日后，那“鬼”平反成人，毛仍可不负责任。围绕着这个中心，那类似“黑话”的大体意思，均是在为他的文革失败找借口，流露出一种惨痛与悲壮（译成口语，就是胡搅蛮缠。或曰：诡辩），显然与毛在林死后的心境相符，也与毛通常习惯的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的风格一致。所以，可以认定是毛的手笔，但绝非五年前所写。

另外，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关于林彪的讲话，也可佐证此信日期之伪。周的讲话摘录如下：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他的倡导下，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发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66年5月 16日的《通知》，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批判了来自右的和“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那么精明谨慎一个人，如真在1966年看过毛的那封信，怎么可能在1969年还那么高度评价早就被毛否定了的“518”讲话？仅凭此一点，就可断定周并不知毛对林有此看法，推而论定此信乃后作。

此件下发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太不可思议了！毛既然五年前早知道，何必把林提得那么高？又何必还把林写进党章？第二就是觉得，毛可能已老糊涂了，这信是别人（周）为了稳住大局搞出来的，借毛之名以定天下。总之，既便当时我什么内幕也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信是五年前的毛写的。

不过这话我没敢和任何人讲过，一则是怕当反革命，二则也是打心里拥护这封信，因为这样林彪就更死无葬身之地了（由此也可见，先入为主对研究历史为害之烈了）。

但周之谓“不那么简单”的核心意思，是他与林的关系，这才是要害。有资料披露，林事发后，江青曾把一批周林之间的文字往来材料，还能邓颖超。为此，周邓还专门去拜谢过江。如确有其事，那么可以理解为，毛自认快死了，以此来表示与周和解，也含有让周原谅江青等文革派的深意。这种情绪在那封信中，反映的很明显。或者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的那封信。

最后，何谓“还没有完”？承接上意，可谓周当时意为林事毕，就该轮到自己了。亦即要兑现他五年所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但这心情与身体都坏到了极点的毛泽东的又一次妥协与示好否定了。

总之，因为没有更多资料披露，我以为这个推论比较接近历史真实。也易于为对此信持怀疑观点的研究者接受。

那么，此信肯定者中，除张耀祠之类盲从者外，还有一种十分浅薄的“立此存照”说。为便于说明特摘录一篇题为《文革新探之林彪》（作者陈志刚）此说如下：

说起来，用不设国家主席来限制林彪，林彪却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自我引爆。林彪为什么要争国家主席呢？原来林彪虽然是的接班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多少实权，所以不给他权力，是已经在他的“立此存照”中讲了，他对林彪不放心。从《参考消息》近两年披露的台湾解密的档案看，当年蒋介石得知林彪摔死后，痛不欲生，老蒋说：内战时期，林彪曾经寻求投奔到蒋校长的门下，被老蒋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被共产主义洗了脑的人不可信。这从反面，足以证明林彪的为人和他的历史了。林彪事件出来之后，人们怪用错了人，认为的文革以此为标志宣告了破产，这才拿出他几年前写的《给江青的一封信》来说服大家，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当年这封信只有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林彪事件怎么定性？当年有一段时间是作为“极左”来批判林彪的，过了大约半月左右的样子，改为“形左实右”来批判。人们认为是在袒护文革中的左派，才出此下策。看看林彪的所作所为，他有一点“左”的气味吗？为了排斥异己，他搞恐怖活动，直到暗杀，这是典型的“极右”！从他的“政变经”里流露出的帝王语言，除了“右”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再看看他与老蒋的关系，他还能 “左”得起来吗？为了国家的安危同林彪斗争，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这是在林彪倒台之后显得异常疲惫的原因。若不在他健在之时亲手排除党内又一个最大的隐患，他能放心的去见马克思吗？

对此文我只想讲一句话：这篇东西放在1972年的农场职工学习会上，也算不上精彩！

然而，30多年了，我们的官方宣传仍持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呜呼，何时我们才能走出谎言……

元帅恩怨（二十六）林彪这个人

中国人在谎言里生活的太久了，以至三人成虎，真假不辩。尤其对于帝王伟人的迷信、崇拜，简直达到了疯狂程度，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比如，因指鹿为马而见笑于史的赵高，本是为报灭家亡国之恨，而立志灭秦的志士（关于其身世、作为，史家均有实录），却因其弑君，而被当弄臣、奸臣，落了个千古骂名。姑不知，指鹿为马乃焚书坑儒之必然，无嬴秦之暴疟，焉能有楚汉之争？书总曰灭秦者刘项，却不言若非赵高弄权，株蒙括杀李斯，指鹿为马弑扶苏杀胡亥，秦何至于败亡？其实，赵高之志，在杀胡亥后讲得明白：“二世荒淫无道，天下离叛，已畏罪自杀身亡。公子子婴仁厚得众，天下属望，应该嗣立。秦本是王国，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才改称皇帝。如今关东六国纷纷自立为王，海内又复分裂。秦只保有关中一隅之地，子婴继位之后，不宜再称皇帝，还是像以前一样，称王为好”。如是而已，何以为奸臣乎？

其实，我们今天笃信的，秦“扫六合”统一中国，本身就有问题。六合者何也？难道不是中国吗？实际上，周灭商之后，分封百姓，是为共和，近似于今天的联邦制，众王公侯伯子国，共襄周天子，已是一统。不过，周天子太过“民主”，诸侯国“自治”权过大，以至失去中央地位。秦扫六合，定一统，不过是改周之共和，为秦之中央集权，是改了国体，并非统一之始。秦亡汉兴，分封依旧，共和却变成集权。

秦始皇在中国的第一，是中央集权，而非统一。当然其也做过一些功在千秋的好事，主要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及郡县制。至于说他实行法制，那是胡说，家天下怎么可能行法制？不错，秦自商秧变法后，是去儒行法，但那只是对帝王之下的吏与民而言，对帝王是无法可制的。否则又怎么会有赵高指鹿为马？

有人把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以为史实。其实，中国从来也没有个什么以儒治国的先例，夏商周鼎者何物？铭法之物也。商周以降，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至今，无一朝无法制也。只不过自秦之后，法律失丢了天宪之尊，不仅不法帝王，有时还“刑不上大夫”，最尊之时也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从不曾及最高权力者之帝王。此亦谓嬴政之功罢。

中国历代，颂秦者不多，有也多是赞其扫六合、定一统之威猛。但对其内政治国多持批评否定。独共和国后，颂秦之声汹汹。自毛公开为秦皇翻案之后，连焚书坑儒这样的恶行，亦被当作“革命”（比之于镇压反革命），近年来，戏说历史之风盛行，张艺谋者流为“娱乐”以作粜艺术，秦始皇俨然成了“千古一帝”，实是对中华文化之颠覆。

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均始于秦皇之焚书坑儒（怯民智，行愚民国策之始），大成于赵高之指鹿为马（堵言路，行盲从专制之始）。而赵高之指鹿为马又源出秦皇之焚书坑儒，若无秦皇之怯智愚民，赵高又如何能行盲从专制之实？遗憾的是，民元后，行西方民主的孙中山，为壮其声势，捡起了太平天国这个历史渣滓，不自觉地又回到了牧民政治；“五四运动”在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同时，又极端地打倒孔家店，而放过最该打倒的秦家店；蒋介石后来倒是从曾国藩那里回到了更接近民主与科学的伦理（儒学），但已失去了中国；毛泽东则毫不掩饰地归附了秦始皇，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大行焚书坑儒之道，指鹿为马之政，然亿万由阿斗上升为舜尧的愚民，却以为在革命，在解放“三分之二”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们，一腔热血，无知无畏，哦，这便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光辉的昨天，应悲还是应喜呢？

但文革中也有值得人们欣喜的一页，那就是几乎一整代人，在残酷的打熬中开始了思想，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之前，也有少数觉醒者，例如1966年9月24日，公开致信毛泽东，“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因一篇《出身论》而被枪杀的遇罗克，以及朱成昭和被称为“12月党人”的联动分子们。但也只是对运动的方式和方向的怀疑和反抗，并未触及到导致这一场民族灾难最本质的专制体制这个根本。王容芬算最到位的，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在那时已堪称思想先驱，但依旧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朱成昭与联动分子，这些在造反中与毛的文革路线，发生歧见而造造反者反的青年人们，虽然认识到了，文革不过是“骗子、傻子和疯子”的实质，而且还为之进行了自杀式的反抗，但并没有跳出毛式革命的圈子。遇罗克虽后来被捧得很高，但从思想上来讲，他比前面那些人的觉醒要逊色的多，他只是以自身经历体味出，中共阶级政策的弊病，莫说对专制体制，就是对文革本身，也没任何批判性认识。只是在他因此而被处死后，其思想才被当成对中共这一基本政策的批判，才具有了思想者的意义。然而，林彪从天上掉下来之后，人们的觉醒就从以前那种情感上的疏离，上升为近乎理性的思考。比如对毛为逃避责任，说他是林打鬼的钟馗，在当时就极少有人真的相信。至于对那封信本身，连我这样愚钝的小百姓，都不相信，何况他人了。

历史有时温顺的象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又象个喜欢恶作剧的坏小子。五年前，如日中天的林彪杀气腾腾地大叫“一个主义、一种思想”，命令七亿国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大兴思想禁锢（实在地讲，当时叫人们放开了去想，也逃不出万岁文化的圈子），五年后，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彪，又用“571”那样极端的方式，敲开了人们思想的窗户。而毛周为自圆其说的批林文件，使人们在认清林之两面派真相之后，开始了对信仰的拷问和怀疑，在迷惘和困惑中，徘徊、游移，最终学会了人本能的思想。

这是一个可怕的开端（对专制体制来讲），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将会冲决一切谎言堤坝；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对民主科学来讲），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从谎言中出来，其力量是无穷尽的。

历史已经部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72年之后，所谓文革已经人气全无，那种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激情燃烧”一去不复返了。这4年里，毛江又搞过几次大动作，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上头组织，下面应付。真正“运动”的不过就那么几点 “无耻文人”和一些“积极上进”的“笔杆子”。相反，民间的“反动思想”却越来越有市场，民间传说（政治谣言）不胫而走，什么“红都女皇”，“坏蛋的故事”，“江青与于会泳庄则栋”，“张春桥老婆是叛徒”，“姚文元他爹是老右派”等等。总之，当国人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时，文革舞台上就只剩下编剧和导演们了。但当周恩来去世时，一盘散沙的国人却空前地一致起来，半个世纪前，“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学生运动，变成了“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四五”群众运动，敲响文革的丧钟。

“四五运动”被毛下令镇压了，已春秋83，行动不便、神志不清的毛泽东，在床上听他亲侄子毛远新的汇报时，言不由衷地吐出了一句话：“他们总是拿总理压我！”

毛的这句话，可谓发自心底，这是他与周恩来30多年来关系的高度概括。

但毛至死也没明白，那个“他们”并非江青们指控的“纳吉”邓小平，而是实实在在的群众。

事后，我走访过许多参加过悼念周恩来的人，从干部到工人都有，可以证明那绝对是一次民众自发行动。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苏平阿姨，是个13级干部，运动中当过造反派的头儿，下过干校，挨过批斗。还有我养父，除了没造过反，情况与苏差不多。我母亲级别低一些，运动中属保谭派。他们都是自己单独去的。当然，一些工厂企业，有基层干部号召，集体去的。也有些人是看别人去了，自己不去不好。但都是自愿的，绝对不是什么中央大官 “幕后操纵”的，可以说，没什么“黑手”。这相比之“五四运动”各学校组织去游行的，应当说更具群众自发性。

能与“四五”相比的真正的群众自发运动，恐怕唯有半年后，江青等被抓捕后的群众庆祝活动了。这次我参加了，一连三天，和上班似的，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一直在天安门又唱又跳。令我至今不忘的是，群众不知奉了谁的命令，一改以往凡群众大会，必唱《东方红》的惯例，齐刷刷地都唱起了《伟大祖国》，30年过丢了，黔首变白发，每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祖国啊，你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爱！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