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九一八，不一样的思考

又是一个九月十八日，每年一次的九一八纪念仿佛在重复着同样的事件和内容。然而，对事件的解读和认识，却论出多家，不一而足。在现代人看来本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三十万东北军不发一枪一弹，就把白山黑水富饶的土地和无尽的财富与设施，外加那里的父老乡亲都奉送给了一万日本关东军。而近些年来，随着一些信息的更新和解密，再加上当事人张学良将军的亲口证实，让我们对当年的九一八事变又有更深的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张学良将军在获得自由后，出来澄清的重要一件事就是声明：不存在所谓蒋介石的“不抵抗”手谕，而命令东北军不得抵抗的直接决策者就是张学良将军本人，蒋介石则最多也就是不支持张去抵抗罢了。以张少帅的话，他是当时镇守东北和华北的一号人物，全国的二号人物，有很大的军政自主权，所以所谓的“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说，以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并不成立。

在近现代史中，张学良将军的人格魅力，在他那一代上下的人中是我最敬重的，统军-易帜-戒毒-兵谏-高寿，哪一件单拿出来都算是个人物了；就连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肯于直面历史，承担九一八的全部责任这件事，就远比同时代的很多旧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在晚年仍欲盖弥彰、巧言吝啬要光明磊落得多。

然而，张将军的坦言却对国内宣传机构的舆论阵地产生了极大干扰；既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说不成立，难道要让发动西安事变的民族英雄张少帅来永远背这个不抵抗的黑锅吗？恐怕这也是国内迟迟对张学良的这段澄清九一八责任的讲话迟迟不能曝光的重要原因。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即简单又复杂，说其简单是指直接的历史事实往往很简单，有根据可查，有资料可循；比如，在近现代史中，很多证据显示九一八事变就并不是日本政府的蓄意之为，而是关东军的犯上作乱；在另一事变-西安事变中首先站出来，坚决禁止处死蒋介石的，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是斯大林，等等。而说到复杂就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决策依据的准确分析有其错综复杂性。而如果对这些前因后果和决策依据缺乏透彻的分析，会让人总认为当事人和决策者好象根本就是傻瓜和白痴一样。但这样简单武断地下结论往往让“以史为鉴”的宗旨流于形式，也会往往把后来的历史宣传者推入尴尬的境地。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把张学良也好、蒋介石也罢，以及任何一个现在的旁观者放到当时的决策者的位置，都未必会做出更加正确的决断和少冒更大的风险（除了极少数的军政超人如毛泽东）。

首先，要还原历史，就要把当事人都放回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面。九一八事变其实就是一场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之间的事件，那么在当时，中国军人又是什么样子呢？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军人经历了从清军、旧军阀到新军阀，再到国家军人的转变，其战斗素养、战斗意志和精神面貌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事实就是，占数量优势的旧式清军镇不住北洋军，占数量优势的旧式北洋军阀打不过李、白、蒋的新军阀。而当时的东北军还处在旧式军阀的生存状态之下，张学良以及身边左右的高级将领还都处在军阀军人的意识形态之中。何为军阀的意识形态？即，有枪有兵，就吃喝不愁；地盘丢了可以再用枪来占；可要是枪杆子没了，就连现在已有的地盘也要吐出来，弄不好还要把命搭上。就象少帅所讲，东北军当时认为自己丢了东北还有华北，只要东北军的建制不散，就总有打回去的可能。

同时，还要具体分析当时的其他各种情况，包括：

1 - 东北军调停完新军阀内战-中原大战后，其主力皆在长城以内，而不在东北；
2 - 刚刚平定张宗昌的叛乱，军力损耗很大；
3 - 日本政界上层很多人与张学良交情甚好，有的已被张少帅收买（也看出少帅绝非庸才），所以没人相信日本政府会对东北采取行动；
4 - 国际联盟和西方各国（美、英、德、意、等）与张氏交情甚好，不会支持日本独吞东北；
5 - 日本面临来自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
6 - 张少帅曾因中东路事件与苏联草率用兵而招致惨败；
7 - 东北军乃至国民党的军队都是师从于日本，对其武力充满恐惧；
8 - 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被料想不会积极支持东北军（见其后蒋对义勇军和抗日同盟军的态度）；等等。

根据综上诸多因素，即便发现关东军有所异动，张（对东北负责）和蒋（对全国包括东北负责）在事变之前，就始终靠常理思维来自我否定危险的存在。结果棋错一招，忘记“兵者诡道也”，没有了解到日本军人历来有以下犯上的传统，和日本军人爱兵行凶险的思维方式。于是关东军的几个军官就这样密谋把此事搞了起来，性质多少也是有点象兵变。而在事变发生后，张少帅想必又是根据国家政府运作的常理，希望在中国军队再三忍让的前提下，通过国联说服日本当局出面弹压，然后双方再各自回到九一八之前的状态。只可惜这次关东军捡的便宜太大了，把日本全国军人和国民的兴奋点全调动了起来，还搂草打兔子，发现了大量日本政要收受张氏贿赂的证据，于是日本的主和派反而被强硬派端了老窝。这归根到底是对日本民族欺软而怕硬、凌弱而畏强的民族性格的缺乏了解。然而不只是日本，除了勇斗于内而怯斗于外的中国，哪一个民族不是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大肆扩张呢？只不过日本国人很会耍政治的两面把戏，一方面容忍甚至娇纵好战分子来私下里作试探和打头阵，一旦利益得手就咬住不放；另一方面又打着宪政民主、和平发展的伪善旗号，一旦头阵受挫就抛出替罪羊，自己表明无辜。而这种类似的把戏，至今不是还玩得乐此不疲，而我们却还是受诈而不厌吗？

纵观历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命运，维梁认为没有哪一次比1931年至1945年这一次经历了更大的凶险的了。以往中国也多受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甚至是军事占领。但都是中华文明有如下的强大优势；第一，游牧民族除军事以外，在任何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华文明；第二，游牧民族的人口至少比中华人口差出两个数量级，是几十万对几千万的差距。所以即使游牧民族可以灭亡中原的王朝，却必须面临要么实行种族隔离，最终被汉人驱逐回老家，要么接受汉族同化，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安排。

而这一次则完全不同，这是往往被众人忽视但维梁要反复强调的，即，日本如果占领中国则绝不会融合于中华民族，而是一定会坚定地保守自己的语言、姓氏和所谓日西结合的东洋新文化，并循序渐进地推行种族隔离以及种族抑制和种族灭绝的政策的，所有当地的伪军和伪政权都是权宜之计，一旦战争拿下来就会逐步被裁撤和消灭，等待我们这些中华土著人的命运应不会好过印第安人。

因为首先，日本已经历了明治维新和全民的西化教育，其思想是被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社会和军事科学所全副武装的，而我们那时却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广大农民都是像《鬼子来了》里面描述的那种原始而蒙昧的状态，总之我们倒成了野蛮人和未开化之人。象对待台湾土著和朝鲜人一样，只要搞一套等级制度，让日本人管当地上层人，和让当地上层人整当地老百姓就可以了，科技和文化的落后感足以摧毁当地人的自信心。再者，当时日本的人口也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加上所占领的朝鲜和台湾，总人口与中国相比虽有差距，但也基本在一个数量级上，是一亿对四亿的关系，历史上在这种人口对比的条件，只要军事力量够强大，是足够让数量少的一方各个击破，并彻底和长期吞并人口多的一方的，何况日本当时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优势。同时，只要日本政府大力号召，开动起日本人的生育机器，迟则上百年、早则几十年，日本人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口就可以膨胀到让我们土著中国人没有存在必要的地步了。

嗟夫，神佑中华。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后来的艰苦奋战，也包括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奋力死谏，加上很多国际国内的有利因素，则中华民族真是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了。这些因素有些是必然的因素，如后来美军的参战是必然极大的有利于抗战，而有些确实是偶然和令人浮想联翩的。比如，如果张将军下令抵抗，日本就可能提前与中国发生军事摩擦，那么以后会怎样？另外后来，如果日本的钻探队再坚持下钻两百米，而不是放弃了在后来发现石油的大庆一带的最后钻探工作，那么随着石油的发现，日本也就没有必要横挑美英等国，而是可以专心经营东北，再以同样的模式一口一口吃下中国各地。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

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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