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煦先生谈李维恂少校
与张荣煦先生约好，2009年10月6日去拜访他。此次拜访他的主要目的，是将目前仍健在的李维恂少校的新老照片带去(李维恂的照片详见：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前国军巴新战俘幸存者李维恂访谈)，请他回忆一下，当年是否见过李先生。
我将李维恂先生提供的1949年的照片以及8月份在台北访谈他时所拍摄的照片，一并打印出来，放在桌子上，请他辨认。同时，我也将档案中所标明的李维恂先生的少校阶级打印出来，为他提供多些线索。但他看了之后，沉吟了半晌，摇摇头，说没什么印象。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特别将陈国樑少校之名提出来，告诉他，据二月前在高雄对李维恂的访谈记录，亚包中国官兵暂编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最早时应该是李维恂少校，后来才换成陈国樑少校，而李维恂则成为大队附。
张先生还在沉吟，未置可否。我不灰心，继续坚持。将当年中国战俘被解救之后，中国官兵在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上所举办的首个中国国庆盛典仪式，有澳军师长检阅中国官兵的照片拿出来，说明其中紧随澳军师长检阅的、腰佩手枪的中国军官，便是李维恂少校。
然而，我的努力没有奏效。张先生没有对此作正面回答，只是说，当天的国庆节，他是在Ratongor过的，因为当时刚刚获得解救的当地中国侨民，也在其集中营的营地前面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地方，经历了血与火的太平洋战争，饱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凌辱欺压，欣逢战胜后的喜悦，对于这个国庆，亚包的华人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详见：新不列颠岛华人侨民集中营[3]）。
我想，李维恂的阶级在当时亚包的中国官兵中算得上是比较高的，对于被解救后中国官兵的集中与组织，也负有相当的责任。如果说，二个月前在高雄访谈李维恂少校，他告诉说不记得有张荣煦先生其人，可以理解；但他同时也说不记得有澳军所聘之华人译员麦添强先生，负责与中国官兵联络，而只记得那位澳洲人孙信生牧师(即James Ferguson），我一点儿不太理解。也许是李先生确实所记忆不起麦先生，当然也包括张先生，毕竟年代太久，许多东西也模糊了；也许是因为有的其他的事情，难以言说，因而也就不便认出。而李维恂少校作为中国官兵军营的负责人之一，以张先生对当时的人与事的超强记忆，他也没有什么印象，似乎是有点儿令人难以理解。
告辞时，我将照片留给张先生，请他继续回忆。毕竟我心中还有许多的疑惑未解。
第二天中午，我突然接到张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张先生的语气有些激动，说：我想起来了，李维恂当时是上尉。还记得以前我说过的那位在国庆节后被打死停尸在厕所旁边的人吗？你回来拿照片给我看过的。我当时跟你说，开枪打死这个人的军官可能是陈国樑上尉，因为我记得当时所得知的消息是，这个人因发狂而被执勤军官开枪打死。我的印象中，当时的负责军官之一是陈国樑，故而就认为是他了。但现在看了李维恂的照片，再仔细回忆，我对他有点儿印象了：当时开枪打死那位中国军人的（指吴坤上尉，详见：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5]），就是李维恂！
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二个月前对李维恂先生的访谈，其中他也谈到过，他经手就不得不下令开枪制裁了一位兵油子。我当时就曾问过他，是否就是那位吴坤上尉？但他说不是，也不愿意多谈此事，谓这样的事说起来令人伤心。但我心中仍然有疑问，因为他说的这事发生的时间，与吴坤之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呢？现在，张先生的回忆，或许可以解开这个谜！
张先生说，开始时，因为我告诉他，李维恂是少校，因此，他努力从记忆中搜寻。在他的记忆深处里，中国官兵少校阶级的军官中，显然是没有李维恂这个人。可是后来一想，我给他看的档案中，他以前对我提到的这些军官的阶级，都比他记忆中的高了一级。如，他告诉我，吴棪，他记得是少校，陈国樑，是上尉，等等。如果往他的记忆中的这些人的阶级上去回忆，那么，是否这个李维恂当时是上尉阶级呢？就这样，他回忆起来了；并同时告诉我，李维恂与吴坤之死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二年前刚开始询问张先生有关亚包中国战俘军人之事起，就一直对他的超强记忆力佩服之至。他对李维恂先生的回忆，也应该是无与伦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