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端纳》及其史料价值评述
邢建榕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1946年11月9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W·H·端纳病逝于上海，享年71岁，走完了他传奇般的人生之路。身后，几乎一无所有，仅留下一部争议颇大的回忆录《中国的端纳》(Donald of China)，这也是我们赖以追寻他生平足迹的主要资料来源。
这部由端纳生前口述、美国记者E·A·泽勒帮助整理的回忆录，使用了第三人称的手法，于l948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出版，由于口述者的特殊身份，诚如他的澳洲同乡、著名内幕问题作家约翰·根室所推崇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个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更为了解中国的内幕”，【1】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不小的轰动，被普遍视作是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写照，披露民国政坛秘闻的奇书。整理者泽勒一再强调：“毫无疑问，本书所写的内容，一定与他人记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与之争论，但无论如何，这是端纳亲口说的”【2】。“我完全笃信，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端纳先生和中。”【3】但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当时即有人怀疑该回忆录的可信度，如端纳在中国时期的新闻界朋友、美国人甘露德声称，该书中有“不少关于端纳介入中国各个事件的轶事，但据我所知，百分之九十是不可靠的。”【4】
时至今日，《中国的端纳》原本已难得一见，不少研究者四处寻觅而不得。或许，以端纳的特殊身份和敏锐眼光，足以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真的从中披露了诸多民国历史的内幕秘闻？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年来，该书已经有了两个不同版本的中译本，使我们有机会舍弃原著，不费吹灰之力读完“中国的端纳”，但遗憾的是，中译本没有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英文版原有的泽勒所写的序言，对帮助阅读该书颇有参考价值，也均被删除，这无异削弱了该书的一部分史料价值。
“你何不把你知道的写出来？”
笔者以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端纳》一书的史料价值，并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必须从该书的写作过程说起。
在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以前，端纳已经是一名名噪中外的新闻记者、国际问题专家，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数十年，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他已经做过孙中山和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以为人正直和富有政治头脑著称，赢得了奇迹般的声望，甚至在他的故国澳大利亚，竟有人呼吁他回国任总理！他的这种巨大成功，或许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不知怎的，我竟轻易地得到中国许多政治派别的信任。我对中国人很可能有一种直感，只要他们有什么差错，我准能知无不言，而且从来不欺骗他们。他们收买不了我，这一点也获得他们的尊重，仅此而已。”“人们总是想听好话，我偏要说他们如何不对，而不是如何正确，只有这样，我才能当好顾问。”【5】
从二三十年代起，一些从外国来华的商人、外交家，甚至普通的旅客，都把拜访这位“中国的端纳”，作为访华的一次内容，听他讲述有关中国的故事。其中不少人劝他写回忆录，说：“你何不把你所知道的写出来？”一些出版商也纷纷许以优厚酬金，请他撰写回忆录，“坚持要他将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但端纳总是表示拒绝，因为他的性格刚正，是非观过于鲜明，如写回忆录，则或者妥协，或者伤害，而两者他都不愿为之，“这种是非观只容许他写目睹的全部真相，而不能写别的东西。他同情和理解一些中国朋友的缺点和蠢行，不愿谈论有关他们的事情。”【6】加上他的工作异常紧张，终未能执笔为文。
开始动手写回忆录
端纳真正着手写回忆录，是在他于1940年5月出走以后。当时，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破裂，心境很不好，便驾着他那艘心爱的游艇，在南太平洋群岛间穿梭，一方面疗养身体，另一方面动手写回忆录。他在风光旖旎的塔西提岛上住了一段日子，看似悠闲轻松，实则心情沉重。端纳在香港聘请了一名女秘书，名叫李安西，既懂英文，又会速记，帮助他撰写回忆录，端纳从香港转赴南洋时，李小姐跟同随行。在南洋，端纳陆陆续续写下了回忆录的一些章节：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披露日本旨在灭华的“二十一条密约”等。顺便说一句，泽勒在《中国的端纳》一书序言中称，端纳对他口述回忆录是生平以来“第一次”，无疑是主观猜测。
端纳感慨万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竟是经历了怎样一场躁动和革命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他身为一个外国人，竟能奇迹般地跻身于中国政治的核心圈内，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影响，如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使他红极一时，“这位以前的记者，已使自己成为国际新闻界追逐采访的对象了。”【7】这一切传奇经历，自然也为他的回忆录作了丰富的铺垫，平添了不少的吸引力。
马尼拉集中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逮捕。当时，他“带着一个大衣箱，里面塞满了衣服，还有十五件其他行李”，主要是他的手稿和档案材料，可能包括他的日记在内。端纳有无日记，向无定论，前不久笔者赴日进行学术交流时，曾与日本中国现代史的权威，正在撰写《张学良传》的西村成雄教授相晤。他说，他于1995年l月去檀香山拜会了张学良将军，张将军告诉他，端纳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后来这本有着重要史料价值的日记不知去向，否则的话，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幕将会进一步被揭开。
在马尼拉集中营，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端纳又向狱友查普曼口述了约五十页回忆录，其中13页取名《中国的革命》，主要是关于端纳参与中国革命之前的孙中山早年活动情况，以及他与孙明甫对1911年12月革命党人攻打南京所作的贡献。并且对许多人物作了描述，包括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袁世凯和张人骏等。另有31页讲述了端纳于1928年抵达满洲，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为止的情况。
据C·C·查普曼说，“这些回忆录是否向别人透露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是中国近代史最准确的一个写照。”回忆录的写作，因为盟军飞机的轰炸而告中止。菲律宾被美军占领，集中营获得解放，端纳的回忆录也无法写下去了。端纳最后的口述是在1945年2月22日。
叙述至“西安事变”中断
这就是在《中国的端纳》之前，端纳写作回忆录的情况。但均是零散篇什，未成书。直到他出狱在美国檀香山的爱伊阿海军医院治疗时，美国记者泽勒闻讯前来采访，要求写他的传记。端纳深感来日无多，考虑再三，答应由泽勒帮助他重写回忆录。由他口述，泽勒记录。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隔一天，向泽勒口述一小时。有时，他十分虚弱，几乎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但他坚持不懈，竭尽全力叙述着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这样大概持续了二个月，端纳又讲到了西安事变前夕。端纳两度口授回忆录，都到西安事变时嘎然而止，仿佛有某种顾虑迫使他就此停笔。“不愿伤害中国朋友”这一信念，是他考虑的主要原因。这次，端纳又到了西安事变前夕，又停了下来，但不是他的原因，而是宋美龄派来的飞机来接他重返中国，不得不停止工作。
临行前，端纳将随带的档案材料交给泽勒，并留给他5000美元，作为他整理和出版回忆录的经费。因为这本回忆录还未结束，他对泽勒说：“我会寄给你有用的材料，以便你最后完成这本书。”
迫于压力一改初衷
1946年3月，端纳回到中国，住进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远在大洋彼岸的泽勒，却再未收到端纳寄给他的任何材料。相反，端纳要求他立即停止写作和出版回忆录的工作，同时他分函各亲朋好友，请他们不要向泽勒提供与回忆录有关的材料。不消说，此举完全违背了端纳热诚希望出版回忆录的初衷，更使泽勒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端纳为何有此大转变。
泽勒后来说：“这是经常去医院探视的宋美龄向他施加压力的结果”。但端纳辩解说，他留在中国的有关材料均已散失，“不是毁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就是被日本人掠走。”【8】因此无法奉寄材料。
尽管如此，泽勒仍坚持将该回忆录整理完毕。在端纳的“禁令”面前，他还是赢得了一些亲戚朋友的帮助。1948年，《中国的端纳》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版，时距端纳病逝于上海已近二年了。
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中国的端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端纳告诉人们的，不是那些早已为人熟知，而是他亲身参与或接触过的历史和人物功过，以及深蕴其中的种种内幕和因由。如他在采访日俄战争时，第一个找到了对日威胁颇大的巴尔干舰队，有意无意间，为日本海军大获全胜帮了不少忙；1913年为孙中山撰写了第一个对外宣言、人称“端纳的宣言”；又如他所接触的被袁世凯赶下台的孙中山的私人生活，也是鲜为人知；1915年第一个在报端披露中日“二十一条密约”，震惊中外；1931年参加李顿调查团；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亦师亦友，东北易帜有他的一份功劳；蒋介石是如何聘他为私人顾问的；并在他的陪同下，曾经漫游大西北，时间之长，行程之远，在蒋氏的历史日程表中绝无仅有。西安事变他更是出足风头，是第一个冒险飞赴西安进行斡旋的人物，而且大获成功。
尽管如此，《中国的端纳》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甚至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未披露关健性的内幕
首先，端纳并未真正披露一些关键性的内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安事变。该书记述他从1903年来华做采访记者，直至1946年重返中国的传奇经历，时间跨度达40余年，但全书前详后略，绝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前。如前所述，端纳数次撰写回忆录，都在写至事变前中断，这并不全是偶然的巧合。
端纳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或许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有关事变的内幕”【9】。但是，从该回忆录看，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语焉不详，很明显看出端纳不想披露其中的隐情。他在从美国返回上海之前，正好口述至西安事变前夕，但一回中国，就放弃了写作回忆录的初衷，没有按事先的约定，向整理者泽勒提供有关材料。泽勒无可奈何，只好从蒋氏夫妇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抄袭了大部分内容，“移花接木”的痕迹十分清晰。因此这部份内容是不太可靠的。显然，这是端纳与蒋介石、宋美龄有着某种默契，或者迫于某种压力的缘故。但更主要的，是他不愿使蒋介石难堪，更不愿对当时仍在囚禁中的张学良不利。
由于该书结构上的前详后略，还导致了一些重要内容的遗漏。如端纳在担任蒋氏顾问同时，还兼任“国民经济研究所”顾问一职。该所专门研究战时国民经济运作，对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建设颇多贡献。端纳受蒋介石的委派，负责该所的行政工作，有职有权，并非空挂头衔，是他晚年在华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环，亦与他后来不辞而别有关；了解他在这一阶段的工作，对评价他晚年在华情况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可惜《中国的端纳》一书对此却未有丝毫提及，假如不是近年该所档案得以公布，谁也不会了解端纳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关系。
政治倾向有所掩盖
其次，回忆录掩盖了作者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政治倾向，有为尊者讳之嫌。在该书中，端纳的反日情绪极其强烈，而且一以贯之，似乎从不存在亲日的举动和言论。这是可以理解的，该书出版之日，日本已经成为战败国。实际上，端纳在刚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的时候，对日本不无好感。1904月年3月5日，端纳在香港《德臣报》上写道：“旧本表现得既人道又大度，并不比白种人逊色，而且在各方面的所作所为必定深孚各中立国所望。不仅如此，我们还可期望它击败那个手持闪着寒光的利剑，悬在欧洲人头上多年的残忍的野蛮人……”【11】。这个“野蛮人”是指俄国。
端纳不仅在舆论上为日宣传，而且在行动上助日甚多。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曾受与日本有结盟关系的英国某报的派遣，去东南亚寻找从红海驶出后即告失踪的俄国巴尔干舰队，这支舰队的任务是增援驻扎在海参威的俄军。日本海军对它的动向极其关注，但亦不知它究竟开到哪里去了。
端纳怀着一个新闻记者探寻内幕消息的勇气，孤身一人南下数千里，终于在越南金兰湾发现了这支舰队。并由于他的连续报道，迫使它驶离这个中立国的港口，结果被守株待兔的日本海军拦截，损失极为惨重。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曾为此向端纳授勋。这一史实，在回忆录中也只字未提。当然，这并不影响端纳后来向真诚同情中国人民、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方面转变。
在端纳早年对待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态度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他在写给他的同乡、时任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的信中，多次诬称孙中山先生是个“疯子”，而在《中国的端纳》一书中，一变其尖刻的态度，成为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并亲身参加了光复南京之役的英雄、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和密友。
有待于更好的端纳传记
其三，回忆录在许多地方过于美化了端纳的形象，高估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某些作用，以及他对某些领袖人物的影响。“他一个人好象就代表了一部现代中国历史”。这一点自不足可取。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他在民国政坛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影响，但也不能以该回忆录作为评价他的唯一参考。这当中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即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口述者端纳的强烈表现欲，还是出于整理者泽勒的为尊者讳，而予以了“精心修饰”呢？目前似乎已难以判断。泽勒在出版该书时，写了“致读者”的前言，对了解该书的写作经过和内容颇有帮助，但不知何故中文本均无译出。泽勒曾经说过：“将来有一天，还会有人来写一部比我更好的端纳传记。”【12】似乎表明了他自己对该书的某种看法。
附
《中国的端纳》序言
李雪云译
致读者(1948年1月3日)
你想必听说过“中国的端纳”—W.H.端纳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不过你听说的不多，也许多半是道听途说，因为这位不愿抛头露面的世界性人物，不仅为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夫妇效力，而且也曾为满清王朝效力，但这些事情鲜为人知。
现在，展现在你面前的端纳故事，完全来自端纳本人自述。我将这个故事献给你，仅仅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一个记者叙述的故事—却是本世纪真正的一个大故事。本书中的情节，几乎没有不是由他口述，而在我的长篇笔记中保存的。我对某些隐瞒难解之处进行了润色，对某些脱漏之处，凡有必要，都用历史材料或其友人的访谈录予以补充。毫无疑问，本书所写的内容，一定与他人记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与之争论，但无论如何，这是端纳亲口说的。再者，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许与习惯上对他们的论述相悖。但请不要忘记，知之者莫若端纳本人。
1946年l月，我在檀香山的一家海军医院里，见到了已奄奄一息的端纳。他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医生对病情的不祥预测：大概还可活一个月，也许只有几天。谁能说得准呢？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历程，随着中国本身慢悠悠地走完了，可现在，时光却如脱缰之马，奔向终点。面对死亡，他的脸上仍挂着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一如平常他具有的好性情。
二十年来，出版商纷纷以丰厚的稿酬劝说这位东方的神秘人物撰写回忆录。可是，他不愿说朋友们—中国的大小的官员们的坏话。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们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
那时在十一点钟之际，他终于同意不把历史带进坟墓。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就这样，在安静的、护士踮着脚走的脚步声和氯仿气的麻木气氛中，这位激动人心的历史作者，这位对中国、或者对世界的影响现在尚难以断定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始口述他在此之前一直封闭的篇章。医院窗外，到处是一片夏威夷早春的清新气息，生机勃勃。他平静而惊讶地看着床边的日历说：“你知道，如果让我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我会这样开头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富有人性的民族的书’。”第二句话是：“但并不是试图阐述中国人民的爱好、习俗或道德的论文。”他看着一只白鸽从树上振翅飞下，停在窗棂上，然后接着说，第三句话是：“本书写作的宗旨是理解与同情心。”
我们短暂的见面便是这样开始的，他呼吸急促，自知死神可能随时降临。
我曾想对端纳守信，可是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些富有十足人性、却生活在令人痛苦的真实之中的人们，尽管他们做了那么多富有人情味的事。即使端纳，这位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也忍不住成了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家。
端纳对他人的私生活向来守口如瓶，正如他本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闭口不谈一样。他说，1905年，他在香港同一个澳大利亚姑娘结了婚。几年后，生了一个女儿。1912年前后，他的妻子曾对他说：“端，与其说你娶了我，不如说中国娶了你。”后来，她带着女儿永远离开了他。
我不认为书中的故事，是作为解决中国的不幸及其存在问题的办法来阐述的。我深信端纳本来就已建议将此解决办法，留给那些长期来一直在努力那样做的专家们去阐述。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要深深地、永远地感激露丝·内格尔小姐的深情厚爱，明智的谅解，以及对本稿的热忱。没有她和内人的帮助，本书决不可能写成。我还要感谢海军准将M·D·威尔卡茨中校、威尔逊·加迪斯、雷蒙·S·科尔先生、总领事金洲缪(音译)、H·B·埃礼士腾先生、彼得·拉思冯夫妇、哈罗德·霍克希尔德先生、阿利克斯·昂格恩小姐、亨利·B·康登夫妇以及弗雷德里克·w·托马斯夫人。
艾伯特·泽勒伯爵于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
注释：
【1】约翰·根室：《澳新内幕》。
【2】E·A·泽勒：《中国的端纳》序言。
【3】E·A·泽勒致玛丽·端纳夫人函(1949年9月1日)。
【4】罗德尼·吉尔伯特致玛丽·端纳夫人函(1948年4月26日)。
【5】E·A·泽勒《中国的端纳》。
【6】E·A·泽勒《中国的端纳》。
【7】参见埃礼士腾《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载《星期六晚邮报》210卷38号(1938年3月19日)。
【8】(澳)卢义思：《近寻端纳：一个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
【9】J·B·鲍威尔：《在华二十五年》
【10】参见拙文《端纳与国民经济研究所简论》，载《史林》1993年第心期。
【11】1904年3月5日《德臣报》。
【12】E·A·泽勒致玛丽·端纳夫人函(1949年9月1日)。
原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