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忆小健 五内俱焚
孙源泉[1]
周健离我们而去，屈指算来已是九周年了。白发送黑发的悲剧萦绕脑海，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每每忆及，悲从中来。
记得那是1999年3月5日，农历的早春二月，严冬虽称过去，但乍暖还寒，气温仍在零度上下徘徊。周健与好友郭若泉博士一同回国访问，当时见他满面憔悴，后突感不适，他姐姐周凯马上给他联系住进了117部队医院。
我虽已退休多年，但尚在发挥余热，不过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因此有空前去陪伴照顾。开始几天小健精神尚好，亲友来探访时，还能侃侃而谈，表情丰富。几天后，精神有些不振。117医院地处灵隐风景区，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或是也不错，但他胃纳不佳，二两饭都吃不完。他姐姐周凯曾几次建议他转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治疗，但周健嫌一院地处闹市，太嘈杂，不想转院。到了 3月8日这天，他精神好些，胃口也增加。我们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晚餐是青菜肉丝面，煮的很软，小健吃了满满一大碗，意犹未尽地对我说：“爸，在澳大利亚吃不到这般好吃的面食，好不好再给我再添一点?” 我出去和医护人员一商量，她们认为太油腻，不宜再吃。我只好拿着空碗回病房，对小健谎称面条已没有了。当天晚上我离开病房时并没有什么异常。
第二天早上接到周凯电话，医生说他已经昏迷。我急忙赶到医院，观察他确已处于昏迷状态，并不能说话。于是跟周凯夫妇商量转院治疗。在周凯多方联系后，于当天下午四时许转入浙一医院病房。一院医生给他详细检查后，立即给他输液、输氧，并连接了检测血压、呼吸、心跳．．．．．．等 指标的仪器。这一阶段，他一阵清醒，一阵迷糊，反反复复。我们不断地呼唤他：“小健、小健．．．．．．”开始他能睁睁眼，喉咙里能发出点声音，但后来他的反应逐渐迟钝，仪器显示屏上的曲线和脉搏的振幅有所衰减。我急忙叫来值班医生，他们迅速地给他做人工呼吸，随后又拿来电脉冲刺激器做心脏电击。经过几十分钟紧张抢救，监护器上的曲线随着一声长长的“瞿”音停止了跳动。我不禁声嘶力竭地大叫：“小健！小健！你醒醒啊！”医生拨开他的眼皮观察了一下，回头对我轻声地说：“没办法了！．．．．．．”随手揭起被单盖住了周健的脸部。我顿时两眼发黑，脑子一片空白，眼泪突眶而出，但还不断地呼叫着他。不一会，护工推了一辆担架车进了病房，我才意识到已经回天乏术。3月9日竟是成了与贤婿小健无可挽回的生死离别的日子。泪眼模糊地看了一下手腕上那只正是周健在新加坡买给我的几年来走时异常精确的“精工表 ”, 时间是下午八点零五分。我、小健的姐姐夫妇、表姐夫妇及护工七手八脚地换下了他的贴身衣裤。在将遗体推送太平间的走道上时，周健的姐夫请赵孔南的内弟向布里斯班打通了赵孔南的电话，还打通了还在国内的周健好友郭若泉的电话及在澳的郭若泉夫人肖倩的电话，转告这个不幸的噩耗，接着又打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那时亲家母还在澳洲，考虑到她年逾古稀，无法承受这突然之打击，女儿同样无法经受这丧夫之痛，为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归途中的安全，我们只说小健病情不稳定，要他们尽快回来。两天后，婆媳俩携幼子赶回杭州。一进家门就敏锐地感觉到气氛异常，还未等告知详情，二人已抱头号啕大哭，声震屋宇，在旁之人无不伤心悲恸。老年丧子、中年亡夫、幼年失父，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悲痛的了呢？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健的情景。那是在1980年的初春，周健从温州到杭办事，顺便上几个同学家帮助捎带一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回学校。他进我们家门时，我们正在洗衣服，他竟然挽起袖子要一起劳动。那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经过许多年的政治锻炼，劳动观念普遍较强，但能熟练地帮同学的家长干家务而没有一点架子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交谈之下，得知他出身在一个新四军老干部家庭。父母亲都是历经枪林弹雨、战火纷飞考验的革命老战士。周健在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下，有一股刻苦踏实的作风，他支过农、务过工，动手能力和实践意识很强。谈吐时，思维敏捷、风趣幽默，透露出一股灵气、聪颖。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聪明、实干的新一代大学生！”后来渐渐地知道他和女儿比较接近，同在外语尖子班中学习，并发展了感情，故而来家的次数也稍多了一些。有一次他来时，正好家中的彩电坏了。那年头国产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供应还得排队，会修理彩电的人更是稀缺。他看到后，谦虚地说让他来试试。他研究了一下线路图，掏出万用表，拿上电烙铁，这里量量，那里焊焊，竟然给修好了。我望着电视机内密密麻麻数以千计大小零部件，不由得赞叹起来，一个学医的青年人，摆弄起与他专业不太相干的电子技术来也能如此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因而，印象很深。又有一次，温控器坏了，他居然也排除了故障，恢复功能。上述两个事例证明他对各种事物都善于观察，勤于思索，应用学过的各种基础知识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师自通，实则是踏实勤奋好学，博阅强记，勇于实践，融会贯通的结果。这在后来的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早在1985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曾荣获浙江省科技一等奖。后来仅在他硕博深造的一些年内，都频繁地传来他在国内外权威杂志上发表有价值的论文的喜讯。最令人难忘的是1987年春节，在我故乡——上海嘉定的我姐姐家中举办的一次亲属大聚会时，早上我照例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去跑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正好播送：“河南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健和他的同学在食道癌组织中首次测出人类乳头状瘤病毒……”我一听这个报道即刻奔回住处，叫醒还在熟睡中的小健，告诉他联播节目播送了他对乳头瘤病毒的发现。当时全家数十位亲属全都沸腾起来，平心静气地收听了半小时的新闻联播重播节目后，大家都向周健表示祝贺。他却马上打电话给沈琼教授寻问是谁“捅”到报社去的，语气挺不高兴，因为实验才刚刚开始。在这以后，他更加奋发努力，陆续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
就在他不断取得成就的以后一些年内，尤其是1988年受邀去剑桥大学、随后又受聘到澳大利亚去工作之后，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工作量的不断增加，他在掌握健康和工作量之间的平衡程度有所偏颇。这表现在他制订工作计划的时，突出了要早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思路，实施时还要不断加码，而对必不可少的睡眠、休息、体育锻炼等都无情地压缩，甚至取消。这方面我是记忆犹新，也多次提出过忠告。1992年我曾赴澳探亲，对他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有了一些感性了解，参观过他的工作单位的设备、仪器等硬件设施。为了早出成果，周健利用书房作为在家中的工作室，而我的卧室正好紧挨着，尽管对他工作的内容不太懂行，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时间是很直观的。常常我半夜醒来时，他还在灯火通明地伏案工作。我忍不住要推门进去提醒他：“小健！都已下半夜一、二点钟了，为啥还不睡啊？”他的回答是：“搞研究和文学创作有相通之处，灵感来了常常是一闪而过，不抓住时机，也许一下子就错过了。”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回答：“当前科研领域发展太快，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加油干，便会丧失先机而功亏一篑。”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从事研究工作是没有上下班概念的，同事们都说他是个工作狂。怪不得他的老板 Ian Frazer在布里斯班周健追悼会上沉痛而深情地评价，周健这几年来工作进程和成果是需要其他科学工作者30年才能完成的。这个评价诚然是真实而客观地道出了周健在成功背后是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要是他能在生前多一点放松、多一点睡眠、多一点休息、多一点劳逸结合，那么我想他在这个领域里一定还会创造更多的辉煌，还可以发明更多癌症的预防疫苗，甚至是艾滋病的、白血病的……从而更进一步、更广泛、更全面地为人类的健康谋福祉！疾书至此，五内俱焚，潸然泪下。含悲赋诗一首寄托哀思：
贤婿辞世九周年，每每忆起哭出声，
宏业初出身先卒，祭文未毕泪沾襟。
奋身尽瘁抗癌魔，身后功业已公认，
医海浩淼创新绩，石破天惊领路人。
小健，安息吧！
2008年新春于中国杭州
[1] 孙源泉，周健的岳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