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世界第一个癌症疫苗发明者之一周健博士：
一 生 伟 业 真 真 切 切
——周健夫人孙小依访谈
陈欢欢 王丹红
引言
200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癌症疫苗——子宫颈癌疫苗问世，一年之内，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0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这种疫苗的使用。世界每年有50万女性被诊断出患上子宫颈癌，有25万人死于这种疾病。专家指出，新疫苗的使用有可能在一代人中根除子宫颈癌。
99.8%的子宫颈癌是因人乳头瘤病毒（HPV）而发生的，但今天的子宫颈癌疫苗不是HPV本身的减毒或灭活的抗病毒疫苗，而是使用了 1991年伊恩·弗雷泽教授和周健博士合作发明的病毒样颗粒。用基因工程手段生产的病毒样颗粒不含病毒感染成分、却能刺激人体产生免疫反应，能有效地控制HPV感染，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2007年8月伊恩·弗雷泽博士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澳大利亚科学合作论坛上，首次在中国介绍了子宫颈癌疫苗的发明和周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周健却未能亲眼看到这项研究成果在临床上大规模应用和在人类抗肿瘤中的巨大作用，于1999年他在回国访问时突然病逝，年仅42岁。
“我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周健和孙小依都是杭州人，中学毕业后，他到工厂做工人，她到农村插队。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俩人考入温州医学院医学专业，大学五年，从相识、相知，直到相恋。
“我们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我比较好动，整天不是在操场上跑步就是在参加各种文娱活动，他很安静，每天都拿着录音机专心学习英语，他很喜欢我活泼的个性，我也羡慕他能专心致志而取得优秀成绩。”孙小依说：“大学毕业后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
1982年大学毕业后，周健考入浙江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病理学家徐英含教授做病理学研究，天天在实验室做得很晚。这时，孙小依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任眼科临床医生，家就在医科大的街对面，所以，常常晚上到实验室去，帮周健做些细胞培养方面的工作。
周健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又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病理学博士，导师沈琼教授是我国食管细胞学创始人，长期从事食管癌的早期诊断、癌前病变和预防研究。在大量查阅了文献之后，周健提出了从病毒病因学的角度，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食管癌的设想。沈琼说：“你的想法非常好，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学习。”
沈琼立即将周健介绍给了自己的同学，时任北京病毒所所长曾毅，曾毅又将他介绍给北京病毒所副所长谷淑燕。当时谷淑燕刚从德国学习回来。正承担着国家“七五”攻关计划的几个项目，专门做HPV研究。孙小依说：“周健运气很好，
1986年，博士毕业后的周健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跟随病毒学家张迺蘅教授继续做HPV研究。这时，儿子周子晞刚出生，孙小依借调到了北医三医院眼科工作。
1988年，周健申请到位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的肿瘤和病毒实验室做研究，并成为国际HPV研究的先驱Lionel Crawford教授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研究员。孙小依说：“周健极其幸运，Lionel的实验室是国际HIV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Lionel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人。”
1998年，当周健在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已经有了近十项发明专利时曾说：“我能取得一些成功全靠这一个个的老师，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rawford教授的实验室资金多、设备条件非常好，只要有想法就能做，周健在剑桥做的实验很有意义，但实在忙不过来了，他希望孙小依能到实验室助一臂之力。Lionel给了孙小依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1989年，在周健到剑桥后10个月，孙小依来到他身边，成为他的助手，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做就是8年，并共同经历两人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剑 桥 偶 遇
1985年，当周健在博士阶段专心研究HPV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伊恩·弗雷泽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后，他通过阅读文献得知：子宫颈癌是由HPV感染造成的，也在潜心专研HPV。
1985年，弗雷泽到昆士兰大学的教学医院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创办了自己的免疫和癌症研究实验室，决定加入HPV和子宫颈癌疫苗的研究。这时的弗雷泽身兼数职：教学、临床医生和研究。1989年，他决定利用学术休假年到剑桥大学病理系的实验室进修。他所在的Margaret Stanley教授的实验室正好与Lionel Crawford的实验室毗邻，因此，“幸运地遇见了不久前来自中国的周健博士。”他说。
“那时，
弗雷泽说，在剑桥，周健夫妇被称为“神奇的手指”，什么难事到他们手上总能行。孙小依说：“那时周健刚起步，我专心做他的助手，我们性格互补，他很有创造性，主意多，我比较有条理性，手巧，做细胞培养从未污染过，给我的任务我都能细心完成，我们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实验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同事都说我们俩配合得可称天衣无缝。”
“伊恩与周健在很多方面很相像，他们都很努力，” 孙小依说，“每天早上一定是他们俩最早到实验室，晚上一定是最晚走。他们很合得来。
弗雷泽说：“我们也常常在喝咖啡时间相遇，并谈论彼此间如何可以通过合作来创造实现并验证一些新的设想。”
但由于种种原因，俩人没有条件在剑桥进行太多的合作。当弗雷泽准备返回澳大利亚时，他盛情邀请周健夫妇到昆士兰大学他所在的实验室一起工作。他已经申请到了不少经费，有条件通过努力就能继续深入研究。1990年，周健带着家人来到了昆士兰。
孙小依说：“到昆大后我们还是接着做同样的题目，一点没有耽误时间，换实验室没有带来任何影响，进展很顺利。伊恩也一直支持我们。不到一年，周健这一最重要的创造发明就有了眉目。”
“我们真的合成了一个病毒！”
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直径45～55纳米，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病毒研究了几百年了，但对它的认识一直很肤浅，从未在实验室中培养成功过，而且一旦寄存到宿主细胞后，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与宿主细胞的基因融合，因此，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对它的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以前，科学家们曾试了许多方法，希望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周健和孙小依也一直在想方设法，但也都没有成功。孙小依说：“我们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确实很难，做基础研究还是有些进展有文章可发表，但是对怎么看到这个病毒颗粒真的是束手无策。”拿不到病毒，疫苗又从何谈起呢？
夫妻俩人习惯在孩子睡觉后出去散步，周健往往走几步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有时孙小依就拿笔记在手心，回实验室后进行试验。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说：“我们现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分）表达很好，纯化的也不错，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有没有结果？”孙小依说：“我当时就嘲笑他，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成了事？能有这么简单？”
过了半个月，周健又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孙小依说：“我当时是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在开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他的思路，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就这么简单。”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真的是一个病毒样颗粒合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一个体外合成的病毒样颗粒了！这真是惊喜的一刻!”孙小依说，“这真是很幸运，我们赶紧将这个结果告诉伊恩，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这是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瞬间，在不经意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突破。”
病毒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样颗粒的重要性：这个颗粒是个空壳，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所以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疫苗。
我们就用这个HPV病毒样颗粒作动物试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弗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当年7月，俩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乳头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
动物试验成功之后就开始转入临床试验。
英 年 早 逝
当临床试验做到某一阶段时，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成本，就将部分专利给澳大利亚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CSL)，由这个公司接着做。但几年后又支撑不去了，因为这阶段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做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经费，然后又将部分专利卖给实力更雄厚的制药公司―美国默克公司。
孙小依说：“在每一次疫苗专利买卖过程中，这些公司都要给昆大一笔数目很大的基金来继续做研究，我们实验室又拿到更多的经费，又能做更多的实验, 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事。”
在弗雷泽的鼓励下，周健在做研究的同时，也在攻读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一位德
1996年，昆士兰大学给周健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他带着全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998年，他获得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NHMRC）的经费，加上公司回馈做疫苗研究的经费，成为当时昆士兰大学历史上在一年内申请到NHMRC经费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员。
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每年3月，周健都回到温州医学院看在那里进行的临床试验。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但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成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体一直很好，出国之后10来年没有请过病假，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经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劳。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基金申请书，写完后说‘我怎么这么累啊？’ ”孙小依说，“我就劝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去温州了。但他坚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刚到杭州没几天的周健还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在电话说：“爸爸，这次回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 给我买一个最新的lego(垒高拼装玩具)吧！”周健说：“没问题，我肯定给你买回来。”孙小依对儿子说：“爸爸太累了，让他早点休息。”
3月9日，周健因为感染性休克病重。
“四海之水难书痛情”
1983年，当周健准备结婚时，他给孙小依提过唯一条件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孙小依说：“他很孝顺。我这个人比较容易相处，谈恋爱的时候就跟他妈妈相处很好，所以说行啊。”
周健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位姐姐。 1988年，周健父亲去世，母亲就一直跟周健在一起。“从美国到澳大利亚，走到哪里都把妈妈带上。”孙小依说，“妈妈对我们也无私地关怀和帮助，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我跟她开玩笑说，妈妈你是一个带工资的保姆，军功章有您的一半啊。”
周健非常宠爱儿子，每次出差都会给儿子带礼物，反而是孙小依来为儿子制定规矩。孙小依性格柔和，婚后基本上都顺从周健。然而，周健的骤然离去改变了这一切。
“我从周健身上学到的最大的东西就是坚强和毅力，擎天柱突然倒了之后我觉得我必须站起来，不能让儿子因为没有父亲就倒下了，”孙小依说，“当时儿子只有13岁，刚上初中，我对儿子说，‘没关系，妈妈现在又是妈妈又是爸爸’。但这一突然的打击还是缩短了儿子的童年，他一下成熟懂事了。他在周健的追悼会上说，‘我将追随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为儿子题写的挽联书：
尊师重友敬业忠诚有加 为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垒五岳之石不齐丰碑
孝亲爱妻诲子无微不至 对生活淡泊自甘嫉恶如仇 罄四海之水难书痛情
岳父为女婿写的挽联：
老天无情夺吾周郞 哀啼白发送黑发
宏业有成泽惠神州 忍听涛声慰悲声
“一世伟业真真切切科研巨擘 毕生勤奋坦坦荡荡学者楷模”，这是岳父为追悼会写的灵堂挽联，孙小依说：“这很好地概括了周健的一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周健大学时代的同学、温州医学院院长瞿佳回忆，周健曾同他彻夜长谈，自信地表示自己虽然在本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决不满足，要在《科学》、《自然》这样的顶尖刊物上也发表论文。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为征服人类疾病而日夜奋斗的科学家，却因当代医学的无能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弗雷泽在给孙小依的信中说：“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在分子病毒学领域1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许多科学家在30年中也无法企及的。他在研究领域中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使我们能首先在世界利用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防子宫颈癌成为可能，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使世界受益。”
1999年3月，昆士兰大学癌症、免疫学和代谢医学研究所决定：每年举办以周健名字命名的学术活动以及新建立的报告厅以周健名字命名, 永久地纪念他的研究工作。
愿 更 多 的 人 受 益
2005年底的一天，制药公司郑重地正式宣布：子宫颈癌疫苗临床试验成功了，疫苗可以正式上市。这时，弗雷泽在纽约开会，当记者打电话去采访时他才知道这个消息，他表示异常惊喜，但提到周健对疫苗的贡献时，马上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可惜周健没能看见这一天!”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弗雷泽为一对少年昆士兰姐妹注射了世界第一例子宫颈癌疫苗，孙小依和儿子周子晞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岁的周子晞已是一名工业设计专业的的大学生，他在周健演讲厅演讲时说：“我父亲的创造性和弗雷泽教授的管理经验结合在一起，他们形成一个完美的团队。没有弗雷泽，我父亲就没有资源或很难将专利变成产品；反之亦然，没有我父亲的研究，弗雷泽教授也很难在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和认识上有重大的进展。”
当天，昆士兰财政部长宣布：为了庆祝子宫颈癌疫苗的启用，州政府决定以周健的名义设立一项智慧之州奖助金，该奖助金将在三年的时间里为获奖者提供45万澳元的经费，从事免疫和癌症领域的研究。
由于对子宫颈癌疫苗研制做出的非凡贡献，弗雷泽被评为“2006年度澳大利亚杰出人物”和“2006年度昆士兰杰出人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周健的贡献和我一样多，他不能活着看见疫苗的梦想成为现实，这是一个悲剧。”
2006年3月，澳大利亚的音乐家创作了一首题为“伊恩·弗雷泽教授”的乐曲，庆祝他荣获“2006年度澳大利亚杰出人物”和“2006年度昆士兰杰出人物”殊荣。这首乐曲的第二乐章以东方风格的形式纪念弗雷泽教授的合作者周健博士和彰扬周健的夫人孙小依，表彰他们在子宫颈癌疫苗的研制中做出的贡献。
这首曲子让孙小依热泪盈眶，心中充满骄傲、荣誉、悲伤和喜悦。她说：“周健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懂得怎么去爱别人，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虽然他已经走了，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受益于这种疫苗。”
在子宫颈疫苗成功后，孙小依在此以前基本没有发表过谈话或写文章。她说：“我这个人比较低调，这个疫苗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科学家的结晶，周健在里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关键环节上的突破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想，他如果活着的话也不会有意过分宣扬，他肯定会说我就是一个科学家，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能做出来只是自己勤奋努力加上运气，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做出来，但人家也一直在努力。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伟大，只是正好被我们做出来了。”
如今，孙小依计划做两件，一是协同昆士兰政府和澳大利亚华人基金会（ACF）在明年5月举办“周健纪念日”活动；二是计划和儿子一道成立“周健基金会”，奖励最优秀的科学家，让更多人来继续从事医学研究，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她说：“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希望这些活动能激励我儿子，做人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做，让儿子从这些社会活动中学会关爱别人，回馈社会。”（完）
原载于《科学时报》2007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