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朝交出的成绩单是很漂亮的，因为不光是下面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出了一个满腹经纶的董仲舒。
通过汉武帝刘彻，中国的新体制得以确立，而通过董仲舒对孔孟儒学的改造，一个受到全国人民接受的意识形态也得到了建立。可以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的新制度建造，到了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差不多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完成整个改制的过程。
可以和这个情况比较，就是在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从秦始皇开始的帝制，而最终走入需要尊重俺们小屁民的人民共和国，其过程之艰辛，自然不会比上一次的制度建立容易。而现在俺们也是正好经过了差不多100年的磨难，使中国开始接近回到当年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东西呼应，交相辉映的局面。
因此中国的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有识之士和领导人物们，可不可以捍卫这60年来，辛辛苦苦，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大错，才摸索清楚的康庄大道，确立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崭新制度，而不是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稀里糊涂地被人搞个颜色革命，从而走回当年从帝制崩溃，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那段时间的状态，听任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是未来中国是走向繁荣，还是频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兴起了一片翻案之声，仿佛把1949年前的中国半殖民地下，遭受列强践踏的历史，幻化为所谓的黄金年代。而随着中国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向地方放权让利作为基本特征的松绑路线，在创造经济繁荣和贫富分野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政府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的衰弱，伴随着地方以官僚和工商资本集团的某种程度上的合流，而使中国出现新的藩镇坐大的局面。
当然这种地方坐大，和西汉封国还是有所不同，对中央政权并没有逐鹿之意，反而比较类似于民国时期，各省兴起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而由于这60年来，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的成功建立，除了少数边远地区之外，对国家整体的认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出现民国分裂局面，对入侵的外敌，无法团结一致，协同对敌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更由于对文官制度的信赖，和对军事力量的国家控制，出现武装割据和占山为匪的局面也不太可能出现。但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其关联的工商集团，占据地方政府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系统，形成可以和中央权力相抗衡的实力，从而在中央政府监督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在地方上侵犯人民的权益，搞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黑白一体和鱼肉乡民。为了自己一己的小集团利益，上损害国家利益，下侵占人民权益。
因此中国在六十甲子这个关键时刻，可不可以做到削藩，不是简单地将地方政府权力回收中央，而是在关键权力，比如说应付群体事件的武警弹劾权力，和影响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权，收归中央，还要削掉地方政府的部分官权，而回归民权，让普通屁民具有议政、听政和问政的权力。
俺在《花开花落》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建议，削强藩、均贫富和严吏治，都是在这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为啥要说清楚，在经济上的所谓“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里面的那个民，其实是与俺们小屁民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所谓穿着“民”的马甲的人群，就是俺们所说的公权官僚和私有资本的双位一体。而这个双头蛇，就是如何在“国退”的时候，进行公器私用，在小屁民的血泪上，来完成他们自己私利的进。
因此那些大声呼喊“国退民进”，代表相关利益集团的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喉舌们，鼓吹的其实是国退民退，就是在国家财产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俺们小民并没有利益均沾，而是一下子就把这些财产，拨拉到人家私人的小皮包里去了。
不过俺在这里反对的资本，并不是说反对那些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私人资本。俺反对的是那些官商勾结，公权私用，靠官僚垄断权力而获取暴利，却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没有丝毫帮助的资本。
还有就是靠海外垄断势力，与中国官权相结合的买办资本，靠的是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福祉，而满足西方的金权集团和帝国掠夺的卖国资本，比如说当年民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家族那样的货色。
所以俺在这里鼓吹的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进，就是俺们小屁民的利益必须在国进的同时向前进。只有有了国进，才可以遏制国家能力被地方势力肢解，只有有了民进，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豪强的势力，自然必须得到遏制，必须退出在政府系统里的寄生状态。如果这些势力，可以转化为利国利民的完全私有资本，靠自己在市场上的本事来竞争，当然就会是民族的大幸事。
这个地方豪强的削藩过程，还要考虑到部分官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权力，可以向民权回归，为中国未来发展模式里，地方政府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做出转变。
在中国未来政制发展中，现在进行的基础建设和技术开发，已经为完成政府功能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制度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条件。比如说，现在中国兴起的以高速铁路为骨干的城市圈，以互联网的普及发展起来的信息交流和公众舆论，都可以有效地运用在这个转型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