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猛然燃起。当时中央军委文件规定兵团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农场还保持稳定。我们通过有限的报纸，广播，以及各种渠道传来的片断的讯息来了解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恐怖，压抑。领导干部被揪出来打倒，成了走资派。学校停课，老师被批斗，成了牛鬼蛇神，投机的小爬虫掌权。部分所谓革命接班人的八旗子弟得意忘形，无法无天，简直发疯了。他们毒打老师，羞辱出身不好的同学，四处抄家，砸古迹，毁文物，随意批斗任何看不惯的人。我们这些从淮海中路武康路出来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几乎个个被抄家，父母被揪斗，游街，飞机式，带高帽子。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消灭才罢休？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好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1967年初，兵团关于允许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下达，刹时农场就翻了天。一些平时相处还不错的人，马上翻脸六亲不认，象一只饿狼，随时准备扑上来撕裂你的喉管。人性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兽性，伦理道德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
希特勒当年在德国搞的排犹灭犹运动，不也是受到举国上下疯狂的拥护吗？
不到一个星期，农场各单位都揪出了一批人。这些当年扛着枪徒步穿过大沙漠来到新疆的老战士和领导，不少是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被解放过来的，现在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历史反革命。他们在戈壁滩任劳任怨默默无声地工作，从不居功自傲提出什么要求，竟然遭受如此待遇。当时最积极的是65，66年来新疆的复员军人，他们被提拔为各单位的领导，因他们是林副主席培养出来的人。令我震惊的是一连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是清一色的上海支边青年，好几个都是当年我班里的战士。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就是阿秉，我的副班长！
怎么可能？我绝对不相信！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车站上强忍悲痛与亲人告别，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高唱“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连队里踏踏实实劳动，手上打起了血泡。他们是那么唯唯诺诺，胆小谨慎，与世无争，从不伤害任何人。凭什么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事情发生在一块叫阿訇的大田里。”法郎低声叙述，声音平静，几乎听不出当年受冲击的痕迹。
“当年法郎和阿秉一同被揪出来，吃了不少苦。当时我在戈壁滩放羊，也听说这个消息。”阿C补充。
小餐馆的顾客差不多走完了，服务员开始整理桌子。
那一天，他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上海知青在阿訇大田工作。由于看不到一点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相当悲观。不知是谁感叹了一句，
“我们算完了，将来找对象都找不到。”
其它人都深有同感，茫茫大戈壁滩，到哪儿去找对象啊。当地没什么年青女孩，上海女知青都不愿意一辈子呆在这儿，结婚嫁人是她们逃离农场的唯一手段。男知青先天不足，连这唯一的手段都没有，只有干叹息。有人嘟囔了一句，
“算了，咱一辈子打光棍，不找对象了。”
其它人纷纷附和，
“对，咱也不找对象了。”
不知是谁开个玩笑，
“现在说得好听，到时间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变卦。敢打赌吗？”
“打赌就打赌，我发誓，咱一辈子打光棍，不找对象了。”
不知是哪个缺德的，把这件事汇报给领导。
革命觉悟高的领导一听就发现了问题，用不找对象来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还了得！对抗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于是他们被揪了出来，全名是“阿訇反革命集团”，简称“阿訇集团”。
谁都知道这件事的荒唐，然而，没有人有勇气跳出来为他们辩护，包括我。
我被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吓得胆祛。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不昧着良心去揭发批判他们，找借口不参加任何一场对他们的批斗会。
原谅我吧，老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