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者中，把“老庄”还是“庄老”的文章做得最大、最彻底的，大概当属钱穆。钱老于此著作较多，不能一一学习，唯所能明白的，大概只有其学问所关注的这样两点：1，老子的真实身份；2，道德经与庄子成书的先后顺序。 而于此两点，最引笔者留意的，又并非是其结论，而是钱老治学的方法。因世上诸多学问，结论决定于方法，方法决定于立意，结论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这对于国学尤其如此。 而对于考据法的论证，百十年前旧学向新学转变，便是一很大的变革。在这一点上，胡适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 钱老对老子真实身份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史记、庄子书、论语等经典里跟“老”字有关（不论是名字里带老、还是年纪大）的人，以及传说中跟“老子”这名字沾边的所有人。都走一遍，看谁像老子。而所最多用的方法，就是对人物名字的分析。当两个人物，只要名字里有发音相似、含义相似的字、就会被认定是同一个人。又如果一个人物的名字含义特别，就会被认定那不是人名了，而那个人物也不存在，只取其名字所含之意。钱老便以这些为据，断定人物间的关系，并断言那里有没有老子。现举几例：
庄子书中有个叫老莱子的人，他指示弟子召见了孔子。钱老发现论语里孔子的学生曾向一个正在除草的人问过孔子在哪，于是钱老说了，“莱”字有除草的意思，论语里又正好有个除草的老人，所以，老莱子就是那个除草的人了。
再如，史记里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钱老的分析便是：李耳不是一个人名，老聃也不是人名，为什么呢？因为字典里有个跟“李”字发音相似的“离”字，而这个“离”字呢有长(chang)的意思，所以李耳不是姓李名耳，而是说耳朵长，讲的其实是一个长着长耳朵的人，所以历史上没有李耳这个人。而老“聃”，也不是人名，因为在《说文》“聃”里被解作耳曼，而曼这个字又在《诗 鲁颂》里被说成长，所以二者一联系，老聃就是老“长耳朵”的了。因此，按钱老的意思，老聃啦，李耳了，都是古人给老子起的外号，言外之意，先秦时代的老子那么有名，可是所有人称呼他所用的名字，其实全都是外号，左一个老长耳朵，又一个老长耳朵地叫，可就是不提他的名字。
再如，当年函谷关拦截老子的人是个关令尹（官名）。钱老就此指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曾有个人叫关尹，庄子天下篇里说他见过老聃（老长耳朵），因此呢，司马迁作史记在写函谷关那一段就是错了，他是见了关尹这个名字就误以为他是守关的，于是就写出了函谷关守关人拦老子那一段，还把“关尹”这名字中间加了个“令”字，使名字正式变成了官名。所以关令尹就是关尹，二者是同一人，确定无疑。
看来研习历史作学问，原来是这么断人名的，看来不仅钱老这么断人名，按钱老的意见，古人如司马迁之流也该是这么断人名的。
如此说来，这倒可作一点引申，笔者知国内歌手中有个叫刀郎的，并且还有个叫西域刀郎的。那么千百年后，一个研究通俗音乐史的便可以这样说了：“刀郎和西域刀郎是一个人了，因为他们都是唱歌的，都是来自新疆，名字里都有刀郎二字。。。我还可以提供一些佐证，就是当年的中国人正在风靡学英语，而英语里缩写很普遍，当年崇洋的华人因此原因，就把一个本来叫西域刀郎的人前面俩字省了，就称刀郎了。可见他们两个，实在是一人也。”
再如此说来，百十年前，有个叫李立三的革命党，前清时候，还有个打家劫舍的飞贼叫李三。以后的学人也可以这样说了：“这俩人其实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呢，李三这不是正经名字，中间肯定缺了字，他是侠盗，正好，有个革命党叫李立三，他也是闹革命的好人，因此，李三就是李立三了。。。李立三被叫成李三，肯定是因为熟悉他的人总称呼他的名而忽略了姓（证据是：这是当年时代的华人中最常见的昵称形式），老叫他立三、立三，立三叫久了，不知情的人知道他姓李，以为立三就是李三，于是，立三就成了李三，那个立字就被删了，李立三和李三，实在是一人也，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情。”
于是这些，便成了学术。。。 钱老对道德经与庄子成书顺序的研究，有一主要论证角度，便是对学问架构的分析。他认为，从论语到老子书的学问，是一个从质朴到深玄的单一学术进程，而庄子书兼二者而有之，正好在这进程的中间阶段。质朴是深玄的根基，有质朴的学问，才会有深玄的学问，因此论语一定在老子书前，作为兼而有之的庄子书，就一定是成书于衔接这两部书的中间阶段，也即，一定是在老子书之前了。
笔者读到此处便深叹，从这个角度推断成书顺序真是好哇，以学问的架构导学问的历史，真是发前人所未发！
只是，若这样也能成为考据，笔者从中推出的却是与钱老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庄子书一定是出于论语与老子书之后，而绝不可能在老子书之前，不论老子书与论语顺序如何。
何也？因这学问的发展，从什么时候起一定要符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了？以笔者观察，对于一具体学问，确会由浅入深渐进发展，但中间学科的出现，却多是两部或多部独立学科出现之后持续发展的后续。观论语与老子书，论语著仁义礼，老子书著道德，是不同的学术范畴，各成一家。而庄子兼孔老之学又独成一家，那他一定是先通孔老方能兼之，庄子成书，便一定在孔老之后。 这里或有另一隐情，即有说法讲庄子的道学讲得不那么成熟，说明庄子对道的理解是朦胧的，也说明包括庄子以前的时代道学发展都不够成熟，因此在庄子以前没有产生道德经这部大经的土壤。
对于庄子的道学是否成熟，那是智者见智了，庄子书的立意既然不在研究道德上，自然不会花大篇幅讲道体，世人何以知道他的道学思想全豹？天下所有的学问，在庄子那里都是工具与假托，是为他的文章服务、达到目的即可，他并不是自缚于把所用之具阐述清楚的人，自然就无需为那些东西负责。但于笔者看来，庄子的道学不仅不是不成熟，反而是相当地成熟透彻。他的书，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人把道用之法结合于生活朝夕之中，他的一句道有情而无形一语中的，怎能说是不成熟呢？
看钱老讲庄子兼孔老之学又独成一家，颇感对庄子的学问还是说少了些，庄子不仅兼孔老之学，其实他的学问里，兼通佛学真谛。
虽然那时的佛学并未传入中国，可庄子书玄义暗合佛家经典《大般若经》。实令人叹为观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