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前面谈到了南宋在崖山之战中灭亡，那个时候，南宋的抗元名臣文天祥在元军的战船上，亲眼目睹了整个海战的过程。
文天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武将，算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在南宋宝祐4年（公元1256年）中了进士，并在集英殿的廷对中，以“法天不息”的核心观念写的《御试策》被宋理宗钦定为该科状元。
文天祥的老师是欧阳守道，而欧阳守道则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的传人，因此文天祥本人算是朱熹的三代传人。而南宋的理宗皇帝又非常推崇程朱理学，因此君臣算是一拍即合，在文天祥的廷对中，贯彻的始终是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
因此这个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悲剧，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皇帝和最出色的大臣，讨论的不是强兵之策（因为南宋如果不算是富国的话，全世界从古到今，就没有人敢称富国了），而是天道之理，和人道之修。
这个时候，一个民族似乎应该出现的是中国秦国的商鞅，或者是普鲁士的俾斯麦。就算是这样的铁血政治家没有出现，最起码也应该出现苏秦或者张仪那样的战略家。
其实就算是俺说的当北方游牧民族手中有了粮，其军事优势仍然表现在短暂的冲击力上。金国的南下战略基本上是两次，其实都被南宋的军民所挫败。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战事，就是在南宋绍兴10年（公元1140年），金朝大臣完颜宗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兀术，撕毁合约，南下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打了一战，企图从这里南渡淮河。
当时防守的南宋将领刘锜实行的是全民抗战的路子，男子备战守，妇女砺刀剑，为了背水一战，制止宋军出名的逃跑习惯，他还学项羽，破釜沉舟，把船只凿沉，断了大家过淮河的后路。
而这次战役的时间是在盛夏，金国的重铁甲骑兵在中午时分，酷热难熬，口干舌燥的时候，附近颍河水里，和城外的野草中间，又被南宋军民撒满毒药，导致金兵人马大批中毒而削弱了战斗了。结果就是刘锜以区区不到2万的军队，以少胜多，和其他的著名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等，遏制住了金兵的攻势。
另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海陵王南侵，也是以金兵大败而结束。
因此只要宋朝能够积全国的财力和人力，抵挡住金国和后来蒙元的短期凶猛的攻势，坚持打持久战，能够做到全面皆兵的话，应该不至于被外族灭亡。
但是要做到全民皆兵，一个民族必须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从文天祥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理念里，民族主义的意识并不浓厚。
当年文天祥被俘之后，从元太祖忽必烈以降，都非常渴望可以把文天祥劝降。因此押送他去观看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其实是一种心理战。
看到南宋军的惨败和王朝覆灭，文天祥当然是悲从中来，当时写了一首44句的七言古诗，以表达“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的绝望心情。
这首长诗的开头四句，说道“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因此可以看到文天祥类比蒙元和南宋之战，似乎不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民族的争战，而是相当于战国的秦赵之战，和楚汉之争。
在后面提到元军的时候，文天祥用的是“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可以看出并没有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味在里面。
这里只要简单地将文天祥里面对敌方的描述，和更早一点，没有受到朱熹理学影响的南宋将领岳飞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同。在岳飞的眼里，金兵可不是北兵，而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蛮夷，其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显然要强烈得多。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文天祥的人格完全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在南宋大厦将倾的时候，各地的地方势力和知识分子，要么考虑如何在蒙元新朝里谋个一官半职，要么如何考虑自己在地方上的明哲保身，只有文天祥响应了谢太后的勤王诏书，在元军20万大军的锋芒之下，召集了万人的乌合之众，试图抵挡蒙古铁骑。
有朋友劝他，你还是洗洗睡吧，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义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社稷可保也。”
可以看出来，在文天祥的高尚人格中，有传统儒家“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孔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心，也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性，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实在是俺们今天的为政者和读书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在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劝降不果的情况下，甚至以中书省宰相的官位为许诺，都没有改变文天祥的信念。最后忽必烈见了文天祥，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一死而已。于是从容就义于北京的柴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