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1966年春）
能够回到北京，对袁相忱来说真是太好了！一是离家近，可以经常看到家人；二是当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严重缺乏粮食，北京的监狱还比外地好一些。以前监狱不许家属送吃的东西，但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就允许家属送东西。袁相忱在东北时，己经是吃菜窝头了，後来连菜窝头都吃不到，只有吃糠窝头。回到北京後，北京监狱常吃白薯乾，可见困难程度是很严重的。但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袁相忱却没受什么苦，因为家里每月都送东西来。
每到探访时间，梁惠珍就拿著点心、糖，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那时人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怜，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点心全家人一点都不吃，八口人四斤点心全留著，到探监的时候，全给袁相忱带去。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外面的生活很艰苦，但袁相忱却是犯人中的富人，他的身体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梁惠珍每次来探监时，都一大早就起来，先到卖糕点的商店里排队买糕点。那时商店里东西很少，虽然有点心票，可也得一大早去排队，如果去晚了，商店里就没有东西卖了。梁惠珍排队买好糕点後，回到家里，孩子们就都围著糕点看，因为他们平时几乎没有吃过什么糕点，所以都想吃。梁惠珍就说：“这是给爸爸买的，谁都不能吃。”孩子们都很听话，不向梁惠珍要，但却围著糕点看个不停。
有一天，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宋天真来到袁相忱家里，对梁惠珍说：“我是宋博士的女儿。有一次监狱接见的时候见过你，所以我有感动送点洋点心给你。”这种洋点心在当时特别贵，可见宋天真是多么有爱心的人。梁惠珍原来不认识宋天真，只是因为宋天真的姐姐宋天婴当时也在北京监狱，所以探监的时候就彼此见过面。宋天真还告诉梁惠珍，她曾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袁相忱的名字，时间是在三六年宋尚节主领全国第二届查经会的时候。梁惠珍听了很感动，当时参加查经会的约有几千人，宋尚节博士是名家，却还记得袁相忱这么个小小的孩子。後来梁惠珍把这些洋点心都带给袁相忱吃，并告诉他是宋天真送的。袁相忱就说：“宋博士去世时，还很年轻。很多人都不理解，神为什么不留他的仆人多做一些工？现在知道了，是神恩待他的仆人，让他免受痛苦。如果宋博士还在的话，他现在肯定也在监狱里。”
袁相忱六二年回到北京监狱後，先在监狱毛巾厂工作，後来又调到塑料厂，给象棋染色。干这些室内的劳动，袁相忱还是能胜任的，劳动成绩也不错。六四年，袁相忱的大女儿结婚後，大女婿对梁惠珍说：“妈妈，我还没见过爸爸呢！下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想去看看他。”一个月後，袁相忱的大女儿袁安湖就带著丈夫，到北京监狱探望袁相忱。袁相忱很高兴，自己的女儿都长大成人，并且结婚了，作父亲的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袁相忱的二儿子袁福声己被批准去宁夏参军，是在生产建设兵团。福声离开北京之前，就去右安门第一监狱看父亲。当时不是接见时间，开始领导不同意他见，但福声不肯走，死磨硬蹭地反复说明：“我就要去宁夏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就帮帮我。”最後监狱领导终於答应了。袁相忱走进接见室，看见儿子在那里，很吃惊。福声就告诉他，自己就要去宁夏了，这次是特意来看父亲。袁相忱听了很高兴，握著福声的手说：“你十八岁了，自立也好。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要多写信回家。我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著。去农村也好，我传福音也是在农村。”又问福声：“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福声说：“有。”袁相忱又问：“还会不会唱诗？”福声说：“会。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袁相忱听了很得安慰。接见的半个小时中，父子两人就这样拉著手轻声地交谈著。福声去宁夏後不久，就接到家里的来信，说袁相忱又上东北去了。袁相忱和福声见面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又要再回到东北去。福声从六五年十月以後，直到七九年年底才与父亲再次相见，那时是袁相忱获释回家。其中相隔整整十四个年头。
从六二年到六六年这段监狱生活中，袁相忱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位真正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刘浩。刘浩本是一个中学老师，五八年在干部下放农村时，看到农村被现行政策搞得乌烟瘴气，农民敢怒不敢言，知识份子的良知就促使他起来表示反对，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入监狱，判处无期徒刑。他和袁相忱关在一个监仓里，渐渐熟悉後，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的认识先从劳动中开始，然後又相互交谈被捕的原因。袁相忱告诉刘浩：“我是个传道人，因为不参加三自而被捕，但我信的没有错。”此後，他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时候，给刘浩传福音。刘浩听了，觉得袁相忱所信的神是真神，但苦於当时的环境，他不敢明确表示接受，但两人却是互相都明白对方的心意。六六年三月，当袁相忱第二次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刘浩也在同去之列。
北京监狱的整个监舍呈八挂形，每个监舍之间都有一个三角空隙，犯人们就称之为“三角院”。每逢节日，犯人们就被允许在此“自由活动，搞个人卫生”。因为平时在监舍里犯人多，工作的时候也不方便谈话，所以惟有在节日休息时，惟有在这个三角院中，他们两人才有机会谈心。三角院成了刘浩灵命初级培训的好场所。
刘浩是个学政治、哲学的大学生，他对真理很寻求。袁相忱根据他的特点，就从约翰福音开始讲起，向他讲什么是真正的“道”，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信仰和人生。袁相忱还告诉他，祷告是信徒属灵的呼吸，虽然在监狱中，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可以与神随时交通。
当时各地“一贯道”的迷信活动很猖獗，政府到处镇压那些巫婆、神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迷信，什么是真的信仰，所以都把人的信仰看作是迷信。一天，管教干部拿来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袁相忱，对他说：“你要好好看看这些书，这些书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袁相忱看了一会，又还给管教干部说：“我的信仰不属於这些迷信东西，所以我不看。”袁相忱的这番话使在场的人都很震惊，因为管教干部让人们干什么，大家都会唯唯诺诺，照章奉行。当时也在场的刘浩为袁相忱捏了一把汗，怕他惹麻烦。没想到那个干部听了袁相忱的话，沉思了一会，就说：“你既然不是这些迷信的范围，那你一定是个和尚了。”袁相忱说：“我不是中国的和尚，如果要算和尚的话，也是个洋和尚。”一句话逗得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也就不追究袁相忱什么了。从此，“洋和尚”这个名号就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北京监狱传开了。以後一提洋和尚，大家都知道是指袁相忱。
袁相忱和刘浩是知心朋友，无话不谈，每月接见家属时，刘浩和袁相忱总是排在一起，所以彼此的亲属都见过面。有一次刘浩感慨地说：“我们在监狱里，家里的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老母亲和一个女儿，你有老母亲和妻子，还有六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将来该怎么办？”袁相忱说：“听从上主的安排吧。神就是爱，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也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爱人也信主，我相信她会妥善安排这一切的。”
一九六五年年底，北京监狱又人满为患，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正处於政治上极其动荡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已揭开序幕，再加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己初步稳定，不至於发生战争，所以政府决定又要把重刑犯送到东北去。刘浩和袁相忱这两个现行反革命罪名的无期徒刑犯人，就一起被押送到东北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