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认识到，其实我从家里希望得到的，仅仅是爱而已。
我的父母出生于战争年代，生活的艰辛、时局的不稳定使他们根本也没可能体验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他们仍然按照从小长大的模式来抚养我们。他们那时对家庭的理解，就是一个生存的整体。
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他们贡献了自己的体力，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精神。其次又涉及到他们对我的期望。他们对我们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的过程跟我的自我意志产生了冲突，我因此而痛苦。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没能从正面理解他们的爱，只能通过漫长的岁月，通过经历生离死别，通过我的记忆来温习他们的爱，重新理解他们。
从南郊搬到西郊，我应该是4岁，而不是5岁。
西郊是个苏联老大哥帮助建造的大花园，办公区是半圆形的走廊，就像一个美丽的大眼睛的上眼皮。走廊把十个栋串起来，这10个栋就像是10个长长的睫毛，伸向南方。
从妈妈宿舍搬出来后，我们就搬进了办公区。我们家和小伟家曾经住过5栋。每个栋都有公共的卫生间，有没有厨房我不记得了。地板和墙围是木质的，走起路来“咣咣”响。每个栋都有后门，可以通向院子里。
我记得1-2栋之间好像有个转椅，男孩子们总是把它转得飞快。我也很喜欢玩。可转得太快了，女孩子们就嚷嚷“停下停下”。男孩子还敢站在把手边，面对着外边跳下来。我从来没敢跳过。
后院有石廊，其实就是水泥搭起的长廊，藤萝架在上面。孩子们喜欢在石廊上拴上草绳，下面拴好木板，坐在上面荡秋千。有的时候草绳折了，大孩子们就给接上。他们总是有办法弄出各种玩意儿来玩。
有的人把藤条削了，弄成细细的笔在土地上写字。我那时候最想要得就是小铅笔的刀子。其实我对写字没兴趣。
我哥和我攒过钱，放在一个玻璃罐里。我们有一次攒了6毛3，我哥决定带我消费一次，我很高兴，跟在他屁股后面紧着叫哥。我妈说我哥刚从老家回来时，我跟着妈妈叫他的名字。我妈禁止我，从那以后我就管他叫哥哥，我到现在也没改了口。
我很高兴地跟着他出了厂区北门，顺着小马路往东走。快到大马路的地方我们过了小马路，到了小卖部。
那个小卖部有很宽的玻璃，从外面看里面清清楚楚。我进去后东张西望不知道买什么好。我哥哥从小就是个有主见的孩子，他给我们两个人买了几杆绿杆的中华铅笔。我认为花杆的好看，他说花杆的不结实，容易折。还买了糖果什么的。我特兴奋。
当时建宿舍楼，应该是住宅公司统一规划的。我们后来搬出了厂办公室区，从北门出去绕一个弯，到宿舍楼区。新楼还没建好，两个家庭必须挤在一套房子里。
我们家跟王连生家挤在一起，阳台冲东。我们家在北边那间，他们家在南边那间。我们共用一个卫生间。我很喜欢通过阳台串到他们家玩，他也喜欢跑到我们家来。但是大人们不允许，就把阳台门插上了。
王连生后来改了名，因为孩子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连举”，是红灯记里的叛徒的名字。我跟他一样大，老在一起玩。
有一次我们去找他妈。他妈好像在食堂工作。我们路过胡萝卜地时起了心思，要挖胡萝卜。我们俩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匍匐前进，拿胡萝卜秧子当掩护，以为大人看不见呢！
我们都挖出来了，被大人发现了，把我们叫到食堂训了一顿，问我们为什么要偷东西。我们只好说饿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次，好像是王连生的妈妈给我们从大酱缸里捞出个萝卜来，切来了给我们吃。我印象中一点都不好吃。
我哥知道了这件事老打击我。他大概认为他有教育我的责任。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老干这种没谱的事。
我们厂的东边紧挨着化工一厂，只隔了一道墙。化一的南边有个果园，是解放军某部队的。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就拉帮结伙去买桃，一两毛钱可以买许多。
他们出的扁桃很脆很甜，是绿色的，带点红。
还没到收获季节呢，院里的男孩子就绷不住了，跳过去摘桃，被解放军养的狗撵得屁滚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