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源于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则更是源于西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从语源语义、社会实践上更象也就更接近“知识分子”的本意。
其实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各种表述令人眼花缭乱从无定论。按照萨伊德的说法，“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 exile and marginal ），对权势说真话的人”；是“决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的人。很遗憾，即使萨伊德本人也承认自己不是这种人。他想象自己应该是牛虻、左拉是萨特那样的人，但事实上这位哥大著名的英美文学教授，他的威望、可信度他的引人注目的话语权同样是由知识体制内部所赋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本原意味的“知识分子”今天大体上是不存在的，在体制内成为“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虽然并不一定是他们的理想，但这就是当今社会的现实。
1898 年，左拉、雨果等人为犹太裔法国人德留福斯上尉遭人诬陷而辩护，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这批人坚持批判维护正义，长期与主流社会“不合作”，被敌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由此“知识分子”就在这著名的德留福斯事件中诞生了。（从历史发展，社会实践观察，诞生在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显然比同时代诞生的同样具有深刻批判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的多。）这批有着波希米亚人气质的自由职业者常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讨论社会和政治的公共问题，也就是哈贝马斯形容的他们有自己的“公共领域”。那时候他们还不是真正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但他们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怀抱这种彼岸性的思想秉赋，这些人前赴后继，特立独行，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强烈的道德追问，他们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这些思想带有强烈的批判坚定的质疑，对现实社会永远保有一种警惕。鲁迅说他们应是“真的知识阶级”，他们“感受到平民的苦痛”，“为平民说话”；“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是永远的批判者，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社会变革提供批判性的精神资源与价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去掉“社会批判”的思想特色他们便难成“知识分子”就更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因此诸如“社会的良心，”“社会的矫正器，”“社会的清醒剂”既是他们的标志又是民众的期许。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就是提供另类的叙事版本，从知识上、道德上、政治上引发讨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 (to) 公众以及‘为’ (for) 公众来表征、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表征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这就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从公共立场出发，依据自已超越性的知识背景，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里要点在于这种发言既不能以个体利益也不能以群体利益需求，而是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为自已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一个超越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屑为已更不屑为任何利益群体代言的。
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毫无疑问，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问题就更特殊更为复杂。 讨论具有中国意味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环境。以钱老的学术地位、思想视野、道德实践以及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宽泛的意上也可以认定钱老能够被称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以“亩产过万斤”的说法和特异功能、气功的研究为依据支持钱老之所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有些突凸有些牵强。毕竟钱老有太多令人称颂的东西。
学术争论，观点并不重要，若有同心问学的气度，观点不同正可互补，争论正可砥砺思想。若一味在道德化的悲情中争斗，只能使我们的思想陷入更深地僵化而不是更为开放更加鲜活。。
爱德华• W• 萨伊德 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 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许纪霖《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中国问题》工人出版社 2002年1月1版
2009-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