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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兰州道彭英甲率地方众官到黄河岸边议政，他想实实在在地解决黄河“无一桥永久贯通两岸”的千年难题。皋兰县县令赖恩培建议，在黄河“建一铁桥，乃一劳永逸之计”。面对众官员的迟疑和犹豫，彭英甲一锤定音：“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最是要一片实心。”他请赖恩培派人测量水力、冰力，选择桥址，预算费用，做好修桥准备，自己则开始同外国领事馆联络。
5月初，德国驻天津泰来行经理喀佑斯听到消息后，要求承揽桥工。经过数日讨价，德商甘愿包修黄河铁桥，保证80年坚固不垮，桥价为16.5万两白银。合同草案签署后，彭英甲立即着手重建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由中华所出羊毛，就中华所产呢片，普销内地，以积备筑桥银两”。
此时，却有人向陕甘总督升允秘密上书，称彭英甲建桥是“为自己升官不惜劳民伤财”。彭英甲一番力辩，陈清利弊，他说：“抓紧时机创办实业，大清国就有坚实的后盾了。”升允被说服，答应彭英甲他将直禀清帝，力图尽快得到准许。
1906年10月28日，甘肃洋务局和德国泰来行等在中英文合同上签字。从签订合同到光绪皇帝准许建桥，只花了两个月时间。
1907年7月18日，首批桥料从天津装载上火车，运往河南郑州。从郑州到兰州，桥料无论有多笨重，都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运输了。地形险峻，行路艰难，但就是凭着马车、驴车、骆驼车、人力推车这些简陋的运输工具，中国人硬是把起重机、搅拌机、打桩机、铁桥钢梁、挖泥机等筑桥器械从天津搬运到兰州。
中外合作弃前嫌
首批桥料运达兰州后不久，彭英甲接到泰来行的诉状，告驻郑州桥料委员“尚未起运紧要器件，可能延误要工”。早在订合同之时，彭英甲就知道有些笨重料件靠中国现有运输工具是无法搬运的，遂在合同中特添一项，如遇重大料件，归泰来行自运。他致电泰来行，要求按合同办事。德商无言以答，只得自运笨重器件。几经交锋，主管建桥事务的中国人也逐渐变得精明起来，知道了该如何利用合同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受欺蒙。
1908年春天，官民们迎着微寒步入工地。为使中国人掌握筑桥技术，“以便日后维修铁桥，管理桥务”，彭英甲还加派两位候补知县为德国工程师助理。2月中旬，黄河铁桥正式开工。在德国泰来行年轻的工程师满包本的指挥下，各道工序协调而快速地运作着。不久，长8.5米、宽3米、高2米的第一个桥墩稳稳地挺立在黄河之中。
中外合作建桥是一种聚会，一种捐弃前嫌的契机。中国人的守信和不卑不亢纠正着外国人视华人为“病夫”的先入之见。外国人的一丝不苟，也使中国人不再视他们为缺德的强盗。
困厄压不倒中国人的骨气
5月3日，清廷下令，要求将建桥工程款项详细申报待查，以免贪贿之虞。这说明清廷对建桥工程的财务支出和建桥主管人的用心仍有怀疑。彭英甲接到文件，孤独感猛袭心头，他在文件上批道：“一、包修何分某项；二、未完何能虚报；三、合同内载桥价16.5万两明白无误！”
此事未了，新麻烦又添。驻天津的桥料委员申诉，第三期桥料已点收完毕，但朝廷将桥价银2.2万两扣住不放，若延误交款时间，按合同规定要向德商赔偿。彭英甲只得修专文向陕甘总督作出解释，清廷最终默许可以暂不报用款明细，但仍不准发放各急用款项。彭英甲不得不再次电请陕甘总督，恳请朝廷尽快拨款。一个半月后，第三期桥款总算下拨，但已延误了时间，甘肃洋务局不得不按合同规定给德商赔偿巨额利息。
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10月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新皇帝上台后，陕甘总督升允被免职。新任陕甘总督毛庆蕃就位后，即任命亲信为甘肃洋务局总办、兰州道，调彭英甲任甘肃省按察使，兼理洋务，主要执掌桥务。
得知彭英甲权力削弱，泰来行及德国领事馆均很兴奋。前次赔款得手后，他们想乘清廷换代之际，变本加厉再捞一把。11月28日，德国领事馆致电省洋务局，称桥料未按期运到，夏秋间只得停工待料，其间花费甚多，希望得到赔偿。正在与新官交接的彭英甲得到电报，立即找喀佑斯当面理论。喀佑斯明知停工是因为水大，并不在料未运到，故无法自圆其说。彭英甲遂回电德国领事馆：“查运料并未耽误桥工。夏日停工，皆因水大。此责任在泰来行，与甘肃公家无干。”德国领事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在仕途上走下坡路的官员，在他被贬的难堪中依然从容不迫。
史载：当时德国驻华总领事曾向德皇禀报：“吾人对于中国人，绝不能视其为已衰颓或已失德性之人，彼在实际上尚有无限之生气……”
“第一桥”雄跨黄河两岸
在兰州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彭英甲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间恢复原职，继任洋务局总办、兰州道。此时，4座桥柱已灌注完毕，两岸桥头也已筑好。6月10日，长300米、宽8米的四柱五孔铁桥初告竣工。
史载：黄河铁桥桥面主道宽6米，通行车辆；主道两侧为各宽1米的边道，往来行人；桥面由木板上加添一层土石铺成；边道外延是1．3米高的铁栏杆，以护车马行人安全；整个桥身用墨绿色油漆涂刷，宛若一条巨蟒跨卧黄河两岸。8辆负重的马车从北岸驶到南岸，桥身纹丝不动；百余行人从南岸走到北岸，桥架安稳异常。原陕甘总督升允为铁桥命名，他写下三个字：“第一桥”。
1909年8月7日，彭英甲、赖恩培、喀佑斯等人在铁桥竣工合同上签字画押。自此，铁桥将全面移交地方上使用管理，中德双方“各项账目已当面算清，葛藤悉断，永不翻悔。”不久，皋兰县接管铁桥维护。守桥官员和德国工程师所拟《管理暨岁修铁桥法程》和《巡兵站岗暨车马行人往来条款》当日颁行，对铁桥维护做了严格的规定。另选募壮丁12名，充做铁桥巡兵，常年驻守护桥。
1949年8月26日，国共两党军队在兰州激战，解放军以夺得黄河铁桥作为解放兰州的标志。1954年，国家拨款60万元人民币全面维修加固，在原平行弦杆上端置拱式钢梁，将荷载能力提高。1989年，铁桥被全面整修，并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兰州市政府在桥头树碑，第一次将铁桥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直到今天，黄河“第一桥”仍在使用，在当地，跨越黄河必经此桥。
历经百年风风雨雨，黄河铁桥已默默地完成了世纪引渡的使命，而那些充满睿智的铁桥建设者下落如何？
在卷帙繁浩的各类典籍中，竟不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据地方野史记载，年轻的德国工程师满包本再没有离开兰州，他终生管理此桥，几次遭遇军阀内战，都恪尽保护之责。有一次他还向军队下跪，哀求保护桥身。临死前他留下遗言：“葬我在桥头。”
至于历史开创者彭英甲，只有一本《清代名臣详录》列了他的名字，却不见哪怕是简略的生平解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先生在回忆录中有寥寥数语，称赞建黄河铁桥是清朝覆亡前最振奋国民的壮举，最节俭的工程。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