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 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 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 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 ‘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8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文见电脑打印稿,估计尚未发表过)。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 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
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另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 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
然而,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造出的罪恶,然后在每一个类似的历史关口都肆无忌惮地造出同样的罪恶,──我们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循环下去么?《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曾经试图劝转作恶的世人,并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鲁迅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就是狂人当初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在这“将来的世界”上,依然住着我们这些罪恶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