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6月，聂荣臻元帅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几则外国电讯放在办公桌上。其中一则说：美国的核潜艇正在世界各大洋深海游弋，这自然也包括台湾海峡在内……
面对海洋新威胁，作为主管国防科技的聂帅果断决定，我们也要研制核动力潜艇!然而，就在中央决定研制导弹核潜艇不久，中苏关系发生了“大滑变”。
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有个精神：在苏联专家撤回国之前，尽量地“挤些牛奶出来”。
约定与快要回国的科学顾问沃尔比约夫谈话那天，盂戈非向苏联专家通报了《参考消息》上登载的赫鲁晓夫在美国有关核潜艇的那段谈话，然后开宗明义提出今天约谈的目的，希望他本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能在核潜艇动力堆的研究设计方面谈点自己知道的东西。经过一阵沉默后，沃尔比约夫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宋任穷为方案拍手叫好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要调东北局任职，临走前几个月，他要系统地听一次核潜艇反应堆研究进展情况的汇报。经过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战，核动力组终于在宋任穷部长离任前。拿出一个《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宋任穷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太好了。”这个方案在后来的核潜艇工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后来，在全国刮起一阵“下马风”中，二机部为了集中力量搞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迫使很多单位的一些工程纷纷“下马”，在宣布被“拆”的“庙”中，就有核潜艇反应堆这个项目。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
美国出售的核潜艇玩具让专家爱不释手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一个超级商场里正在出售一种铁灰色的玩具，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大群孩童围着购买。这引起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兴趣，他正准备赶赴机场回国。他对妻子说：“这玩具一定不错。买一个带回去给咱们的宝宝玩玩。”
就这么一句话，给我国核潜艇的科研人员带来了福音。科研人员无意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从外交官夫妇孩子的手中要来这个玩具，摆到了办公桌上。玩具是一艘铁皮做的导弹核潜艇，通体咖啡色和铁灰色相间，火箭发射筒和各舱室可装可卸十分高级。
核潜艇研究人员仔细端详着他们第一次看见的这个东西，高兴得心花怒放，不由得连声赞叹。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中谁也没看见过真正的核潜艇，而他们又要设计出不是摆在桌上而是游弋于大海的核潜艇。
黄旭华是194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1965年当他和大伙一道受命研究设计核潜艇外型的时候，桌面上放着美国一位新闻记者上世纪50年代的一则报道：美国试验成功了一种水滴线型的潜艇，试航结果证明非常理想，此后，美国建造的水下火箭之母——导弹核潜艇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新式型号。
不少人反对搞水滴线型，而主张搞常规型，理由是前者毫无把握，没有金钢钻，不敢揽瓷器活。黄旭华说：“我要同美国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至少，我们不能被他们抛得太远……。
要想获得潜艇线型在水下的阻力参数，必须做模型的水下试验。由于水池只有两百多米长。拖船启动时的加速度和停止时的减速过程去掉只有很少一段水路能用来测量流体动力参数。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苦干多做来弥补试验条件的不足，一个动作重复多遍，在上千次的试验中去寻找那个出现最多的数据。
为了掌握好水滴线型潜艇水下高低速时的操纵性能，又反复进行风洞、悬臂水池和水下自航等大量试验，又经过潜操仪仿真试操，取得了上万个数据后，才使方案获得可靠的科学依据，使设计变成了现实可能。
水滴型核潜艇浮起来了
水滴型核潜艇设计出来了。那么这种线型的核潜艇将来造出来后究竟能不能在海下操作呢？这又是一个难关。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可操性试验就是由仿真系统完成的。
1970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仪式在某海港开始了。
核潜艇披红戴绿，像一道蓝黑的山脉上栽满鲜花，横亘在突击队面前，它是那样巨大。站在它上面往下看，突击队的队员们就像童话中袖珍国的小人儿。时间已到，于是命令下达了。……钢铁的蓝色巨鲸被水平地托起来，“好！”指挥员按下电钮，“前进！前进！”……蓝鲸继续向船台伸出，船体越来越长，好像没有尽头，“核潜艇前移到位了！”人们欢叫。它被平坦地稳定地移到船坞浮箱上。这是最后一道关键程序。船体必须保持绝对稳定，与浮箱彻底脱钩，浮在水上。终于，忽然震天动地一声喊：“核潜艇浮起来了。”群情激动，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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